封面报道｜怎样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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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新周刊 程思炜

在连续两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3万美元之际，一项直接关系居民“钱袋子”的专项方案首次被写入中央文件。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2026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亦将相关内容纳入，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2026年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作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各项举措的重要任务，并从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作出部署安排。

中国人均GDP自2018年起突破1万美元，自2024年开始连续两年超过1.3万美元，但消费仍需提振成为共识，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消费率较世界主要经济体偏低。居民消费受到就业、收入水平、收入预期、社会保障体系、消费环境与供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成为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

业内人士认为，居民收入增长计划并非简单是国家给居民“发钱”，其内涵丰富，包括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完善收入分配等制度机制等。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近期表示，中国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低，主要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低，居民收入差距大，低收入群体规模大、收入低，所以在投资、出口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让消费拉动的发展模式同样强劲起来，这就要求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他称，落实五年规划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制定实施更具可操作性的专项规划。现在提出居民增收计划是第一次，要提出更具体的目标指标和有力度的政策。

宏观经济环境也会影响消费的能力和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对财新表示，如果物价长期低迷，不仅影响企业盈利从而影响到居民的当期收入，更会恶化未来的收入预期，从而进一步制约消费。因此落实居民增收计划，一方面是实施一揽子增量政策，走出物价低迷，扩大就业，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另一方面，提振消费和畅通国内大循环，表面上看是居民消费问题，其实核心堵点是分配。

张晓晶认为，中国存在劳动报酬份额偏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不足、预防性储蓄高企等问题，因此要推进存量改革，“分好蛋糕”，优化宏观分配格局，比如通过“投资于人”，使得政府部门财富向居民部门，特别是低收入群体适度转移。

据财新了解，有关方面就促进居民增收已形成初步方案，有望释放更多务实的政策改革举措。中国在抓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同时，已将扩大内需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正在采取措施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增加医疗教育等公共支出，继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居民社保制度；以消费需求为导向，推动构筑内需型产业结构等。

张晓晶对财新表示，结合“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等表述看，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的目标和导向更加清晰，同时也更加有抓手、能落地，可重点关注在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强化再分配调节功能、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等方面，推出改革举措。

人均GDP超1万美元之后

保持经济有质量地持续增长，是居民收入增长、提振内需的基本前提。

消费不仅取决于居民当期收入，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会影响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这与就业市场情况、社会保障体系，与房地产相关的挤出或财富效应等因素相互交织、综合影响。但无论如何，收入是最关键因素。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指出，如果没有收入增长，刺激政策只能发挥短期效应，不可能长期化。

在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下一步远景目标包括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中等发达国家”是中国为分阶段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自主提出的概念，国际上并无统一标准。李实援引相关测算称，2020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平均值为33650美元、最低值（爱沙尼亚）为25059美元，同期中国人均GDP为10500美元，还存在较大差距。

根据CEIC数据，中国从2018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到2024年首次超过1.3万美元用了六年，其中还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这与美国和日本实现同等跨越分别用了三年和五年实际相差无几。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沈丹阳在解读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按照“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这样一个远景目标来倒算，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需要达到4.17%以上。但这应是考虑到价格因素之后的实际增速。考虑到近年中国还处于经济动能转换期，202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4.5%到5%属于务实之举，但也说明经济增长的挑战仍艰巨。

日本曾在上世纪60年代推出致力于增加国民收入的行动方案。经历“二战”后经济修复，日本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但相比同期世界发达国家受益于科技革新和廉价原油等因素，日本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落后于欧美，国际竞争力偏弱；而普通国民也未分享到经济复苏的成果，国民收入偏低且贫富悬殊，城乡区域间、大小企业间发展差距拉大。针对当时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弊端，池田勇人在1959年参选中提出“月收入翻倍论”，1960年上台组建内阁后，随即吸纳时任政府官员下村治等的建议，推出了所谓“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绮霞梳理，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是在1960年至1970年十年间，实现国民经济规模实质价值上的倍增，提出了人口、国民总生产、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国内总资本形成、农林水产业生产水准、进出口、总能源需求等一系列指标，不仅居民收入须翻倍，其他不少指标设定的增幅更大。在实施路径上，该计划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都作出长远战略安排，在促进农业现代化、中小企业现代化、落后地区开发、产业和公共投资在地区间的合理配置、出口振兴方面，采取多种政策举措。

有研究者认为，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质上是整体的国民经济增长计划，并不局限于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同期面临出口导向经济待转型、收入差距较大等挑战。自1960年至1970年间，日本人均GDP不足2000美元。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在经济持续两位数增长带动下，于1997年提前三年实现了原定“2000年人均GDP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从1980年不到200美元增至1997年约787美元。2001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到2006年突破2000美元。

国家信息中心冯利华等人的研究指出，经历上世纪70—8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叠加日美经贸摩擦，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政府开始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1981年日本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后，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热点由上世纪60年代的物质型消费转向高层次的服务型消费，“消费革命”推动外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内需主导型转变。在1974年至1991年间，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日本成为一个具备良好福利条件、贫富分化相对较小的橄榄型社会。

参照人均GDP等收入水平标准，中国目前阶段或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接近。日本1981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到1992年突破3万美元，花了11年时间，但此后的二三十年里则踏步不前，从而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三十年”。美国人均GDP在1978年首超1万美元，但直到1997年才突破3万美元，贫富分化问题也更严重，但社会创新能力和内需强劲，持续增长能力强，美国的人均GDP在2021年约7万美元，2025年在高通胀的推动下达到9万美元。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披露，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相比2012年的16510元累计增长112.8%，年均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年均实际增速为6.6%，比同期人均GDP实际增速快0.5个百分点。

不过，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速也出现放缓。李实团队根据其入户调查数据，重点观察了2013年到2023年的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发现2013年至2018年间，人均年收入实际增速均保持6%以上的较高水平；2018年至2023年，各收入水平人群的收入增长均明显放缓，低收入人群年均实际收入增速为1.4%，中等收入群体增速降至3%以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除了个别年份波动，2018年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下滑至5%—6%水平，并且在2018年至2022年慢于同期GDP实际增速。2023年至202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分别增长6.1%和5.1%，超过同期GDP实际增速。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与经济增长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