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何钰妍 服装行业中的“夫妻档”：“小单快返”生产模式下的亲密劳动关系——来自广州中大纺织商圈的田野调查

黄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劳动关系与社会政策。何钰妍，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关系与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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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广州中大纺织商圈的“夫妻档”用工现象为例,试图揭示“小单快返”生产模式下劳资双方的互动逻辑。研究发现,夫妻工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为资方应对激烈的行业内部竞争和不稳定的用工模式的利器。在劳动力市场,资方通过工资溢价和夫妻作业要求将“夫妻劳作”带进劳动现场;在生产现场,资方以情感激励、责任共担、监督转移等方式形塑工人间的关系网络,并将其作为控制夫妻工人的方式。夫妻用工偏好使得弱势的单身工人以“临时夫妻”为策略,提高市场议价能力。在与既有研究的对话中,本文补充了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亲密关系控制,对维护非正规就业群体权益和规范服装加工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影响,商品生产方式从以流水线、大规模生产为代表的福特主义开始向以小批量生产、非正规用工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转变[1]。伴随着资本的扩张,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地,代工外包生产体制得以形成[2]。中国沿海地区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卷入全球生产网络,一方面随着“小单快返”生产模式的普及和订单周期的不断压缩,企业招收临时用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和强化,另一方面代工行业的低工资和低利润导致行业薪酬待遇不断压缩,加剧了企业用工队伍的不稳定性。服装行业是典型的代工产业,非正规用工现象十分普遍。近年来受到国际贸易政策冲击和疫情影响,中国沿海地区的服装产业经营困难,劳资双方都承受着订单下降和利润下滑的双重打击,用工领域既要承受年轻工人低进厂意愿带来的“招工难”压力,又要承受订单不稳定的影响,资方为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得不寻求更加低廉、更易支配的劳动力。通过对广州中大纺织商圈服装作坊的用工调查,我们发现,在招工普遍困难的情况下,很多中小服装加工厂仍会通过特定的招工渠道发布偏好夫妻工人的招工信息;同时,一些工人为了争取进到好厂,甘愿临时结对以夫妻工人的身份求职,于是在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临时夫妻”现象。本文聚焦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现场的亲密关系,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小单快返”生产模式下企业的用工策略有哪些新特点?导致服装行业夫妻用工偏好的结构性因素有哪些?

本文的田野调查在广州中大纺织商圈完成。中大纺织商圈是中国交易量最大的布匹及辅料专业批发市场,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服装加工和贸易市场。据统计,以中大布匹市场为中心,方圆数十平方公里密密麻麻分布着3万多家不同规模的制衣厂,从事服装行业的相关人员超过30万人,年交易额达到2000亿元以上[3]。因为购买面料方便,中大布匹市场附近数十个城中村(尤其是康乐村和鹭江村两个片区,以下简称“康鹭片区”)聚集了大量小型制衣厂和代工厂,形成了以“小单快返”为主要生产模式的服装加工厂集群。碎片化订单和快速生产节奏催生了灵活化用工需求,路边招聘、马路摊或天光墟成为康鹭片区老板招工和工人求职的主要渠道。每天早上天亮后连接康乐南新街、鹭江大街的“招工大道”(以下简称“招工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上午十点以后,老板和工人各取所需,招工街很快归于沉寂。这种自发形成的招工市场容易带来交通堵塞和卫生脏乱差问题。2023年8月1日起,康鹭街道办利用鹭江运动场在距离招工街约100米处建立了新招工市场,供企业和工人免费使用,同时禁止招工老板在街面延揽工人。但这一行政行为却引发用工老板和工人的普遍不满,因为运动场面积太小,进出口太窄影响人员流动,不到一个月街边又出现了零散的招工行为。

从2022年11月开始,本研究团队开始进入中大服装市场进行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工作主要由四部分构成。一是实地调查和收集服装市场的用工信息。康鹭片区大街小巷几乎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广告,这些小广告既包括各种买进卖出服装布料、机器设备的商业信息,从针头线尾到整厂转让,也包括招工求职、快餐外卖甚至工作搭伙的信息。每天行走在川流不息的城中村小巷都可以偶遇各种新鲜故事。二是我们与驻扎在康鹭片区的公益机构建立了联系。我们访谈了两家公益机构的4名社工人员。在社工人员的帮助下,我们访谈了4名社区工作人员。三是课题组成员还以零工身份在招工市场应聘了多个职位,在多则三天、少则半天的临时性工作中访问了很多服装工人。这些工人年龄介于22-42岁,均来自省外,以湖北人和江西人为主,他们最短在广州工作了3年、最长工作了23年。四是课题组成员进入一家作坊工厂打工了三周时间。2023年8月,课题组成员通过应聘进入一家化名为“星月厂”的服装作坊工作了三周,主要负责剪线、打包装、放置吊牌等尾部工作。之所以选择星月厂作为调查对象,主要是因为其生产规模在康鹭片区属于中等,拥有稳定的生产订单和完整的生产供应链,用工形式和劳资博弈方式在该区域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星月厂现有17名车位工人,具体为夫妻工8对(“临时夫妻”2对)、单身工1名,大部分工人为“80后”;车间的位置分配较为固定,一排放置“平车—四线车—平车”,一对夫妻工通常在同一排工作。工人的生产与生活较为规律,9∶00之前到达工厂开展一天的工作,11∶30和17∶30是吃饭时间,工人在半小时内完成用餐后继续工作,第二天凌晨一两点下班。在三周的生产实践中,课题组成员主要对3名女工、2名男工和2名老板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包括工人的家庭背景、工作经历、对亲密关系与劳资关系的认识等方面。

珠三角地区大型服装企业普遍以年轻女工为主,有严格的纪律管理,订单稳定,分工非常细致。康鹭片区的服装企业普遍属于服装作坊,用工规模非常小,而且女性特征不明显。总体来说,男工参与的比例明显高于大型企业。在田野调查中,很多老板反映说做服装的真正师傅还是男工,课题组成员经常听到工友们用非常羡慕的口吻分享某某夫妻搭档一天赚一两千元的神奇故事,街头巷尾经常有指定招男搭档或女搭档的小广告。在星月厂打工的时候,课题组成员工余饭后也常听工友们讲一些男女临时搭档的闲事,这些故事往往以美好生活开始、以惨淡悲情结束。在招工街、社工服务站以及星月厂等多个地点的调研阶段,我们访谈了22名工人。其中18名工人属于夫妻员工,我们只访谈了其中的一方;另外4名工人属于“临时夫妻”,我们也只访谈了其中的一方。服装作坊的赶工作业压缩了工人的生活时间和空间,大多数工厂都是开工赶货到凌晨,康鹭片区最为热闹的时段是晚上12点到凌晨2点。“临时夫妻”在整个康鹭片区服装行业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代表性,但我们认为在订单短期化和农民工高度流动性的大背景下,“临时夫妻”现象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搭伙过日子”的生活性讨论,我们更关注这种“夫妻档”在劳动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殊意义。

二、文献回顾

马克思认为,为降低劳动过程的不确定性,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工作强度等高压专制的方式削弱劳动者的主动性,工人在资本主义的剥削下会联合起来反抗[4]。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延续了马克思的思路探讨劳动控制方式。他发现,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通过完整工序的分割实现“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这种支配过程被称为“去技能化”(deskilling)[5]。但是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指出,工人的能动性可能导致资方赤裸裸的“工厂专制主义”管理策略失效。为顺利实现资本再生产,资本家转向“霸权”(hegemony)式管理[6],即通过开展“赶工游戏”(the game of making-out)制造工人对劳动控制的同意和服从。布洛维的劳动过程理论虽然突出了工人的主体性,但仍将工人作为抽象的主体来思考控制与反控制关系,忽略了性别、种族和公民权等因素。李静君[7]、罗伯特·J.托马斯(Robert J.Thomas)[8]等学者分别通过将性别与种族视角带入劳动过程研究,弥补了布洛维理论的不足。他们发现工人所具备的性别、种族等具体社会特征会对生产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变迁造成重要影响。

上述讨论都是建立在生产被高度组织化和车间管理纪律化的前提下,从马克思的阶级冲突论到布雷弗曼的去技术化再到布洛维的制造共识论,劳动关系的经典学者关注的是福特制大型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对管理控制或去技术化以及泰勒主义的聚焦丰富了劳动过程的讨论,但随着后福特主义生产的扩展,弹性生产、订单短期化以及由此而及的农民工高度流动所带来的生产与生活分离,需要我们进一步来整理和挖掘劳动过程中的新问题和新特征。本文将讨论的焦点拉回珠三角地区代工生产体系下的工人自主性问题上来,工人自主性既体现为工人基于生产现场的斗争策略性行为,还关注性别结构对生产的影响,也包括工人如何策略性地运用性别结构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事实上,服装行业“小单快返”生产模式已经冲击了传统的资本积累方式和雇佣关系,这些变化将进一步丰富关于劳动过程的讨论。

本文讨论的生产过程中的“夫妻档”问题最早源于组织行为学关于性别结构与工作效率的悠久争论。异性之间存在相互吸引的现象,异性相吸会使个体在异性存在的场合迸发出更大活力、积极性和创造性。1971年,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提出“性别助长效应”,该理论认为男性在工作中会通过呈现劳动技能和成果来获取女性的好感,进而对组织效率产生积极影响[9]。工作现场中合理的性别搭配能促进异性效应的发挥,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活力,异性劳动者间的劳动合作可能较同性之间更为默契,进而会增进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效率。但是围绕性别助长效应的争议也不断涌现,朱迪斯·K.海勒斯坦(Judith K.Hellerstein)等学者通过分析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数据,发现女性比例更高的企业因为男女生产力差异而表现出更低的企业生产率[10][11],这种现象被称为“异性差异效应”。关于男女之间生产率差异的解释主要有两类观点:一是女性在体力、风险态度、竞争意识等方面存在弱势;二是女性在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料等社会家庭分工上往往承担更多的责任,还面临因生育带来的职业中断问题[12]。然而,支持性别助长效应的学者指出,不应仅仅比较性别之间的生产效率差异,更应关注性别多样性对工人和组织生产效率的影响。例如,江鹃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尽管性别助长效应多发生在男女生产率差异较小的服务业之类的行业,但是性别均衡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结构升级有着积极的影响[13];孟望生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当女性达到一定比例时,性别助长效应会大于异性差异效应,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甚至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14]。归结来看,只要平衡两种效应的作用,满足性别助长效应大于异性差异效应,就能实现“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男女劳动力之间的“火花”让“夫妻员工”走进学者的视野。既然性别结构能够调动男性劳动力的积极性,那么如果让夫妻在同一家企业一起工作,是否能够在提升生产率的同时保证员工的稳定性呢?菲利斯·摩恩(Phyllis Moen)等学者通过分析美国的企业数据发现,夫妻员工更可能增强彼此的信赖和认同,进而有助于提升工人的工作表现。例如,丈夫因理解女性在晋升、工作的不易而分担更多的家务,从而实现和谐的家庭关系,雇主则在留住员工和节约管理成本方面获得好处[15]。然而有学者指出,夫妻一同工作会增加管理难度,也容易造成员工之间的裙带关系,导致组织利益受损[16]。

以上关于“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讨论激发了我们对服装行业“夫妻档”的观察和思考。“夫妻档”是指夫妻搭档,“档”既有“档口”或“铺位”的含义,也有“拍档”和“搭档”的含义。在中国南方语言中,“拍档”或“搭档”是指一种积极合作。我们关注的是服装行业“小单快返”生产体系下为什么生产作坊会优先选择“夫妻档”工人这一现象,而过往的研究在解释珠三角服装行业“小单快返”生产模式下的“夫妻档”现象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性别助长效应和异性差异效应两种解释均集中在规范化和规模化的生产组织体系,而忽略了当下服装行业的“小单快返”微观的生产结构。以往研究视工人为一个固定化群体,忽略了工人的流动性。代工生产订单的高度不稳定性与拆分型劳动体制下的工人流动性双重因素为“夫妻档”生产模式提供了理性选择的基础。将亲密关系带入工作现场,是资方和劳方经过市场多轮博弈的理性行为,这种选择行为将超越传统劳动过程理论有关资方控制和劳方反抗的理解。

工人从过往选择夫妻一同外出打工到如今被迫单身外出打工,经历了分工秩序的变迁。由于家乡的工业、服务业普遍欠发达,如果工人留在家乡,就意味着他们要面临就业机会有限、工资水平偏低的现实。为此,年轻农民选择到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务工,让祖辈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尽管代际分工模式可以让农民工快速实现家庭资源积累,但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随之浮现,尤其是留守儿童因亲情缺失,容易出现学习跟不上和心理扭曲等问题[17],这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家庭选择用夫妻分工模式代替代际分工模式,即拥有更高劳动技能的夫妻一方承担起生产劳动的责任,而另一方留守在家乡,承担起家务劳动、养育照料的责任[18]。这种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被拆分在城市和农村两个空间中进行的现象被布洛维归纳为拆分型劳动体制[19]。

“小单快返”生产模式催生了夫妻档劳动组合,而广州康鹭片区服装行业广泛流行的“夫妻档”主要是夫妻合作生产,这种合作生产衍生出一种“临时夫妻”现象,它与学术界以往关于“临时夫妻”的讨论有较大的差异。“临时夫妻”现象是服装行业“夫妻档”用工模式的进一步延伸,受到资方用工偏好的影响,单身群体在获取优质订单上的竞争能力显然不如夫妻工人,这导致了部分工人为找工顺利而选择与陌生人“搭伙”,这种现象在制衣行业被称为“临时夫妻”(又称“假夫妻”)。“临时夫妻”是已婚的外出务工人员在打工地点基于生理、心理、经济等方面的考虑自愿与他人结成家庭般的临时伴侣关系[20]。值得注意的是,制衣业与建筑、服务等行业的“临时夫妻”现象存在差异:前者不仅包括为解决生理和心理等需求而选择“搭伙过日子”的“夫妻”,还包括仅为提升议价能力而“搭伙找工作”的“搭档”,因为他们在外人眼中举止亲密、宛若夫妻,所以工人将他们统称为“临时夫妻”,因此这种现象也超越了过往学术界对“临时夫妻”基于生活和情感需要的解释。

三、服装作坊“夫妻档”劳动关系形成的结构条件

(一)服装加工业中“小单快返”的生产模式

随着电商平台快速发展和消费引领生产的时代到来,服装生产从过去的预测市场趋势再到大批量生产模式,转变为当前的先测试市场反应再到“小单快返”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小批量。康鹭片区服装作坊的订单通常来自淘宝网店、抖音直播以及十三行、沙河等广州低端服装批发市场,过度依赖电商平台的销售模式决定了生产必须围绕顾客的下单情况来快速组织。为测试市场反应,商家通过同时设计多个款式进行几十件的小批量生产,订单需求呈现碎片化的趋势。二是快返单。为避免压货和减轻库存压力,零售端会在平台的下单界面设置“现货”“预售”等选项,并根据市场反响向作坊追加生产订单。三是订单波动大。与传统服装生产集中在国庆、春节等节假日之前不同,当前服装生产周期因电商平台影响力的加大产生了更多不可预测的变动,例如“双11”“双12”“618”等网络购物节以及平台不定期推出的“大促满减”活动造成了订单的波动,资方需要根据快速变化的订单组织生产,而这种“按订单生产”(make to order)模式加速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这样的结果虽然可以最小化资方的劳动闲置成本,但也带来劳动者随时可能退出的风险。为规避用工风险,资方需要寻找更加稳定、更易控制的劳动力。与其他零工相比,夫妻工不仅具备灵活性的特点,还因共同的家庭积累目标而更具稳定性,因而与资方的用工需求更加匹配。

(二)小作坊碎片化工序与高密度协作的冲突

服装作坊由于处于生产链上的末端节点,面临着严重的同质化竞争,为在有限的让利空间中获得生存,服装作坊一般不会拒绝订单。换言之,只要有客户提出生产需求,即使工人不熟悉衣服的款式,作坊也会在接受订单后选择雇佣零工或者以外发订单的形式完成生产,这体现出小作坊工序碎片而灵活的特征。与此同时,作坊面临着极致压缩的工期,生产周期通常为3-4天,小批量订单甚至要求达到“昨晚下单,今晚出货,第二天寄给消费者”的极限速度。迫切的工期、紧缺的车位和高效的生产对于生产的高密度协作提出要求,但服装作坊囿于设备、场所和灵活用工模式无法采用大工厂式的流水线生产,只能要求工人单独或者搭档完成整件生产。然而,独自完成整件生产对工人熟练掌握各道工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要在规定的工期内完成赶货,能达到这两个要求的单个工人数量有限,所以服装作坊形成了“短流水”的生产模式和两人搭配的劳作模式来应对工期,而夫妻工之间的默契、工作时间上的配合和情感联系高度契合服装作坊高密度协作的用工需求。正如一位作坊老板所言:“一个人做不完的话,我这张单就会因为超时被扣钱,而且这个客户就流失了……最好就是招夫妻工,这样只要准备三台车就能形成两个人的短流水,如果两个工人不认识,很难配合起来,就得准备四台车,因为这两个人都要完成平车和打边。”(蒋生,服装作坊老板,20230420)

(三)不稳定工人与稳定生产的结构性矛盾

服装作坊的订单通常是急单,他们不仅需要找到熟悉相应款式的零工,而且需要零工在赶货期间稳定、高效地完成生产。首先,夫妻工是最佳选择,“因为夫妻工上有老下有小,开始做了就不会中途跑掉,比较安分”(小张,招工街零工,20230408)。其次,“姐妹”搭档是第二选择。女工相较于男工更加稳定,大多数女工背负着家庭发展的责任,所以当她们有机会赚钱时多会服从生产任务,这与传统服装工厂将已婚女性农民工吸纳入厂的原因相类似。不过,除了需要养家的女性外,还有一部分女工年龄较小,听说“这边能赚钱”才从老家出来,她们从落后的农村来到繁华的城市,难以抵挡物欲玩乐的诱惑,且难以承受高强度的工作,加之养家压力较小,因而服从生产的意愿较低。最后,“兄弟”搭档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男工容易被贴上“爱玩”“不服从管教”的标签。如工人小杰表示:“兄弟档最不好找,因为两个男的在一起,容易做着做着就跑出去玩了。老板之前吃过亏,请回来的两个男工做一半就跑了,所以老板之后看到几个男的来找,都会说只招一个来拒绝。”(小杰,招工街零工,20230422)

如果说“小单快返”的生产模式和高密度协作的需求可以归结为推力,那么工人的高流动性则成为夫妻工在就业市场占据优势的拉力。夫妻工为家庭积累财富的共同目标提高了他们的退出成本。此外,高效生产需要工人之间的分工与配合默契,夫妻之间的情感纽带为工人的协调合作提供了基础,并营造了稳定的生产秩序。服装业零工市场存在不稳定工人与不稳定生产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夫妻工人更具能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为亲密关系控制的形成和运作提供了更为根本性的结构条件。

四、“夫妻档”劳动用工的运行机制

(一)劳动力招聘市场:“夫妻档”优先的显性吸纳

夫妻搭配下的工资溢价是资方在招工市场显性吸纳夫妻工人的一种形式。零工的酬劳计算方式是以“单价×件数”的计件制为主,单价由资方所得利润以及市场行情来决定。以星月厂为例,作坊老板会与工人对半平分加工费,比如一件长袖衬衣的加工费是13元,那么给到工人的单价为6.5元。按照老板的说法,不管是长工还是零工,也不管是单身工人还是夫妻工人,所有工人都采取同工同酬的方式,但是田野资料显示,具有亲密关系的夫妻工人因合作赶货往往能得到资方的优待。如招工街2023年4月19日的两则招工信息。

A制衣厂招工广告:我厂招整件车位5名,可以长工或者零工,夫妻档优先。梭织为主、针织少,淘宝店自产自销。做连衣裙、吊带裙等,能应付各种款优先。单价美丽,货源足,质量中等。长工包吃、房补300元、全勤奖100元。

B制衣厂招工广告:长期招聘车位(夫妻)3对,长工、零工均可。长工房补600元+全勤300元+月奖。本厂常年以女装上衣、外套、连衣裙为主,量大,毛货不招。

此外,与零工、招工头的访谈资料均显示,夫妻工人在招工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工人。阿标是康乐村某服装作坊的老板,这一天(2023年3月24日)他需要招募2名零工完成148条裤子的打边拉条工序。他拿着裤子的样板和一块写着“单价7.5元完成打边拉条”的纸皮站在招工街,不久便有1名男工上前看款,并与老板协商单价:“你这个款不好打边,我跟我朋友做过类似的款,我们三天给你搞完,你价格加一点。”但是,当老板知道另一位搭档也是男性时,他以“加不了单价”为由拒绝。随即,一对夫妻工上前查看,老板见状,便以货源稳定、后续订单多进行吸引:“这包货148件,够你们车两天,如果你们手巧,我给你们开其他货。你们来的话,我给7块5。”女工以“布料不好车和工价太低,要提高单价”为回应。老板看了一下时间(此时9点37分),面露难色地答应了夫妻工的要求:“哎,算了,给你们8块,其他人都只给7块5。你们到了厂里,别说我给你们开8块,工人会闹的。你们用心车,我的货很多,单价比外面都高,你们就不用再出来找了。”

从以上观察可见,夫妻工人在招工市场上通常能获得工资溢价的机会。此外,为稳定和储备优质劳动力,老板还会向高潜质夫妻工人开出“货源充足、款式固定、单价美丽”等优惠条件,为之后关系构建和吸引工人加入作坊做铺垫。资方之所以提出夫妻作业要求,是要与服装作坊所采用的“短流水”生产模式相适配。

首先,“短流水”生产模式的运转对于车间布局和工人合作提出了要求。例如,以梭织面料加工为主的星月厂,车间一共放置10排缝纫机,除中间2排摆放4台缝纫机(平车、四线车各2台)之外,其余8排均按照“平车—四线车—平车”的顺序进行摆放。这样的布局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保障生产。梭织衣服的加工工序更多要依靠平车来完成,因此车间需要配置更多数量的平车。二是提高效率。不同款式的衣服涉及的工序不同,简单款式和复杂款式的工序可能相差十道以上,零散而繁多的工序要求工人在生产中完成高效的交换对接,但小作坊无法通过工序的细分来确保生产高效和工序无误,只能要求工人之间形成密切合作。夫妻工人有着天然的优势。其一,夫妻工人是目标一致、关系紧密的共同体,极少面临生产任务和工资分配的困境。正如明哥所说:“两夫妻哪有说分钱的,都是一起赚钱一起花,哪里分得这么清……没有明确说谁负责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如果想卷边,那我就把前面的(工序)做好,让她来卷边,夫妻之间很好说话的。”(明哥,星月厂零工,20230808)“夫妻档”可以调整自身的生产节奏来保证整体效率,但是建立在兄弟姐妹、朋友关系上的搭档因目标不一致和自利动机的存在,容易在分工和分账上起争执。其二,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助于降低冲突的影响。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夫妻关系可以弱化内部冲突的影响,而兄弟姐妹关系会强化冲突的影响,朋友关系受到冲突的影响甚至有可能走向破裂[21]。

其次,为实现夫妻作业,资方在招工市场中先向零工介绍相关的工序,再提出合作的要求,最后通过询问工人过往的合作经历来确认工人之间的关系。张大哥是康乐村某家服装作坊的老板,他今天(2023年8月2日)需要招募1对夫妻工完成124件马甲的急单。拿着样衣到招工街不久,便有工人上前查看和问价。张大哥先是告诉零工需要完成的工序:“这件马甲里外各3片面料,口袋是单独的2片面料,马甲外周需要卷边缝合。”在不少工人表示有兴趣的情况下,张大哥以“工期紧张、车位只有三台,一个人占不住车位”的理由劝退了个体工人。最后,张大哥与留下来的夫妻工人进行关系确认和工资谈判:“你们之前有没做过类似的款?怎么分工的?”女工回答:“肯定是做过才来问的,我们之前就在零食铺后面的厂赶货,他负责平车,我负责四线车。知道你工期紧,我们这两天做久一点也给你赶出来,你单价给我们高一点。”张大哥最终同意给他们单价提高0.5元,并带他们到作坊,一边走一边通过“聊家常”的形式求证二人的关系:“你们来这边多久?小孩多大了?”听到一致的回答后,张大哥便不再询问。

(二)车间生产现场:“夫妻档”优先的隐性控制

1.情感激励:提升生产效率

与高度纪律化的大型电子厂劳动用工不同的是,服装作坊用工更加灵活,当然这种灵活自由也意味着工人需要放弃劳动合同和社保等制度性保障。围绕灵活化用工模式和碎片化订单需求,资方在生产现场往往运用隐秘的控制方式来实现稳定的生产——一种以情感激励为主的控制方式。进城务工的夫妻工人陷入生产与家庭再生产的两难选择,只能在物质补偿、远程陪伴的基础上将子女照料的责任交给祖辈,快速积累家庭财富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资方深知夫妻工人既然选择同时外出打工,就意味着二人的家庭负担比较重,而且非常关心对孩子的培养,夫妻工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可以牺牲一切来达成家庭积累目标。因而资方无须实施压抑的管理,只需要在日常的交往中提醒工人自身所肩负的责任,运用情感激励便能动员工人“自我剥削”。这样的方式既不会损害劳资双方的关系,又能够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

笔者在星月厂的田野观察发现,作坊老板与工人的聊天内容体现了情感激励机制的运作。老板娘时常在车间根据工人的聊天内容分享自己的看法和经验,以此达到动员的目的。车间的聊天通常围绕孩子所处的人生阶段展开。如果孩子还在上学,工人时常透露出“孩子在老家跟不上学习、成绩不好要出来打工”的忧虑,于是老板娘扮演“家长”的角色,向工人分享自己的看法和经验,言语间隐含着“孩子的未来掌握在家长手上,作为家长,一定要努力赚钱改善孩子的成长环境”等理念,工人在自身经历和资方潜移默化的作用下甘愿进行自我剥削,希望通过自己努力赚钱给孩子更好的未来。

你要多跟娃娃聊天,不能你们两夫妻在这就把小孩扔给爷爷奶奶不管,你要多关心他。你看我女儿小时候也是皮得很,我就多给她打电话,跟她说,如果听话帮爷爷奶奶做家务,我回去就带礼物奖励她、带她去玩。现在小孩读大学,就省心多了。(芳姐,星月厂老板娘,20230807)

现在娃娃不搞补习根本跟不上,学校只教最基础的,但考试不考这些,考的(内容)要小孩自己去学,你能怎么办?只能多赚点钱,送小孩上补习班。不然你初中跟不上,你就没法上高中。现在这个社会你没学历能做什么?只能跟我们一样拼身体赚钱。我跟我女儿说要好好读书,出来当白领,朝九晚六多舒服,不要像爸爸妈妈一样,五一、国庆都没得放假。(芳姐,星月厂老板娘,20230809)

我跟你讲,娃娃就算长大,你还要担心他能不能成家。我问你,一个男生没房没车,你愿不愿意嫁给他?你肯定不愿意嘛,姑娘看到你毫无分文肯定就跑掉了。所以,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就算辛苦点也要赚多点钱把家里的房建起来,不然以后孩子会怨你,你现在不拼,难道等到七老八十再拼吗?(兰姐,星月厂零工,20230810)

2.责任共担:稳定产品质量

在采用流水线生产的大工厂中,生产工序被细分切割,资方通过营造车间的整体感和强势的专制管理,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和保证产品的质量[22]。但是,服装作坊订单不稳定无法支撑这种模式的有效运转,资方不得不采用柔性管理方式。除在生产现场中重申工人的家庭责任,资方还运用责任共担的策略来降低退货率以及保证生产质量。

服装加工业具有生产节奏快、技能要求低等特征,工人在快速完成家庭积累目标的驱动下会尽可能地提高生产速度,从而完成更多订单。订单性质决定了客户对服装质量要求不会过高,但是如果成衣的质量太差,客户和作坊分别会面临高退货率和高返工率的困境,资方逐利的逻辑推动他们寻求低成本的控制方式。“这边的单基本都是网单,如果是‘拼多多’的单,基本没有质量要求,正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工厂出来的衣服也不能太差,因为平台设置‘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退货率太高会影响店铺评分,客户下次就不找你了,这里也不缺作坊。所以厂里还是要求工人上点心,尾部发现了问题要及时拿去返工。”(刘生,招工街招工头,20230929)

夫妻搭档的短流水生产为作坊确保产品质量提供了操作的空间。首先,搭档被视为一个整体,工号同用、工资平分。搭档要拿到一件成衣的加工费,就要保证这件成衣质量过关,如果其中一道工序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加工费的获得。这与工序相对独立的大工厂不同,大工厂工人容易在利己主义动机影响下忽视上道工序的缺陷,等质检工人发现问题时,已完工的成衣增加了返工的难度,而实施单价捆绑的小作坊能有效地减少这类问题的发生。对于资方而言,他们无须时刻关注成衣的质量问题导致订单流失或扣钱,因为夫妻工人之间的责任共担以及尾部工人的质量把关确保了产品的质量。

3.监督转移:降低管控成本

资本控制建立在劳动结果与劳动过程有直接关系的基础之上,需要通过固定化的工作地点、时长和规定化的工作步骤等进行规约[23],从而衍生出沿海劳动密集型大型工厂的地方主义专制政体。然而,服装作坊年轻零工的高度不稳定导致严苛的约束制度、固定的考勤制度失灵。在这种情况下,资方只能将管理监督方式隐形化,比如将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监督转移到零工与零工之间,由此实现监督成本降低和管控中的劳资矛盾转化。正如芳姐表示:“男的来做事,遇到一个脾气好的还好一点,有一些脾气非常暴躁,还会闹事,你管他他更来劲。但是夫妻工就不一样,男的不干事,女的会在隔壁车位上不停唠叨。”(芳姐,星月厂老板娘,20230806)

生产工序的紧密关联性让工人内部的互相监督得以可能。一方面,成衣加工过程需要保证二人的生产效率相差不大,否则就会出现劳动资源闲置,家庭积累的共同目标激发了夫妻工人彼此监督的动力。比如,笔者在星月厂进行田野调查时看到这样一幕:当工人阿红看到老公阿军在和来玩的朋友一直聊天时,妻子会以开玩笑的方式让他专注生产:“别说咯!你货都车歪了。再说下去,我马上就赶上你,没货车了。”(阿红,星月厂零工,20230807)另一方面,为按期或提早完成任务,工人会督促搭档的效率,以防某道工序的落后影响下一道工序的开展。例如,阿红在与老公阿军赶货期间就充当起掌控生产节奏的角色:“你车货专注一点,不要一直跟别人聊天,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凌晨1点都回不去,还要睡觉不?”(阿红,星月厂零工,20230807)

4.优先分配订单:稳定生产秩序

尽管服装作坊的订单需求是不确定的,但是多年经营的作坊往往会拥有一些固定的订单来源,这就要求老板刻意留住一些熟练老工人。对于采用低成本竞争策略的小作坊而言,通过熟人网络打造一支听话、稳定的工人队伍无疑是符合经济效益的选择。而熟人网络也为工人带来了欠薪风险降低、就业机会提供等好处,例如建筑业包工头会把与其有先赋性关系的工人划入“核心工人”的范畴,并安排相对轻松、高薪的生产任务[24]。然而,星月厂的订单安排却呈现相反的图景:“像这种蕾丝不好车的款都给我做了,平时也是这样,因为老板是我的亲侄子,工人不愿意做的款就只能给我做,不然谁愿意车这种布料,难车得很。”(聪哥,星月厂男工,20230809)聪哥与星月厂老板是叔侄关系,但是老板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并不会优待他,反而遵循“逆差序”分工逻辑,也就是说资方会优先安排轻松、易赚钱的款式给关系疏远的边缘工人,将复杂、困难的款式安排给关系亲近的核心工人,这是资方降低夫妻工人流失风险的策略性选择。

康鹭片区服装行业有一半以上的从业者是湖北人,但是行业内部的竞争以及通过口头协议确立的用工关系使得老乡关系并不可靠,经验丰富的熟手“夫妻档”随时可能因其他作坊的工价更高而“逃跑”。因此,资方不得不将亲缘关系带进劳动场域,出于节约管理成本的考虑,当资方不在工厂时,“自己人”就会因责任感暂时充当起“管理者”的角色,负责签收针线、解决其他工人的缝纫问题等工作。经验丰富的熟手“夫妻档”在劳动力市场非常抢手,一旦出现“工厂订单不足,无法达到赚钱的目标”或者“老板的做法令我不满”等情况,这些熟练工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退出。这种状况导致资方容易陷入生产工期紧迫和工人短缺的矛盾中,为如期完成订单,他们只能提高单价招募零工,在夫妻工人十分抢手的背景下,资方搜寻合适工人和用工的成本被迫增加。考虑到服装作坊替代性高以及夫妻工人流动性大、退出成本低的特征,雇主在生产现场中不得不想方设法稳定容易“跑路”的夫妻零工,除运用高单价之外,安排简单的款式是资方吸引夫妻零工留下的被迫选择,而复杂款式自然而然会安排给“自己人”。

五、“夫妻档”的延伸:厂内厂外的“临时夫妻”

夫妻工优先的用工策略和拆分型劳动体制下的漂泊生活等多重因素催生了服装作坊中的“临时夫妻”现象。“临时夫妻”现象普遍存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不同行业的工人选择投入临时的亲密关系具有共性的原因,他们通常是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和个体内生性因素的交互作用。农民工囿于低技能只能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尽快完成家庭积累,他们选择以“临时家庭”的方式来压缩房费等生活支出。此外,投入临时的亲密关系是女性跨省流动的生存策略,她们将此视为一种“交易”,不仅可以减轻在异地的生活成本,还可以满足她们尽快回归家庭或实现物质欲望、追求经济独立的目标[25]。从这个方面来看,“临时夫妻”是为了原生家庭的发展而做出的工具性选择,而非情感性选择,这也减轻了他们道德上的愧疚感。农民工为了多赚钱和节省开支,一年只回家一两趟。长时间与家人分离使其遭遇生理性困境和情感困境。他们长期居住在狭窄的空间,同时处于重复性、压抑性极强的工作状态中,容易产生挫败感、情感空虚和性饥渴,“临时夫妻”成为他们应对夫妻和家庭正常功能缺失的措施[26]。

“相好”“老乡”是零工市场对“临时夫妻”的隐晦称呼,特别是一男一女以“老乡”关系出现在招聘市场时,雇主或其他工人均会心照不宣地默认他们是“临时夫妻”。与过往学术界关注移民群体“临时夫妻”基于生活情感而临时搭伙不同的是,服装行业的“临时夫妻”搭配增加了劳动议价因素。出现在制衣行业的“临时夫妻”现象具有独特的社会成因。

一方面,“夫妻档”用工偏好对服装劳动力市场有很深远的影响。以“80后”为主的工人承担着家庭积累和家庭发展的重担,他们满怀希望地进入康鹭片区服装行业,却发现孤身一人在找工过程中会遭遇单价压低和雇主排斥的两难处境,他们希望选择一份能自主掌控上下班时间和收入较高的“好工作”。然而,单身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和零工市场的内部竞争使得他们不得不迎合资方的用工偏好,“临时夫妻”也就自然成为他们增强市场议价能力和工厂选择自主性的手段。也正因此,“临时夫妻”现象在康鹭片区并不少见,这是单身工人对资方用工偏好的迎合,也是他们提高市场议价能力的表现。正如零工老林表示:“‘假夫妻’在康鹭很多,我们找工的时候经常碰到,大家也不会去核对盘问,出门在外,都是为了赚钱,只要能把活做好就是。”(老林,招工街零工,20230321)招工头赵哥的话也证明了单身工人的无奈:“一个男的不太好找,因为有些男的脾气很暴躁,让他们加班或者返工都很难沟通,而且有些男的很不稳定,可能做一两百块(钱)就走了,不管活干没干完。‘夫妻档’比较好找,所以这边‘假夫妻’很多。反正只要一男一女都好找,还能跟老板谈价;如果你是一个人,老板会压你价。”(赵哥,招工街招工头,20230306)

另一方面,零工之所以甘愿投入临时的亲密关系中,也是应对服装行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弱者的武器”。零工内部难免会在订单争夺方面产生矛盾,为提高与资方的议价能力,有些“临时夫妻”会在工作现场上演“一唱一和”的戏码,逼迫资方做出妥协。招工头江哥表示:“我之前在工厂看到一对‘假夫妻’,手巧得很,每天能车六七百,老板就把他们留下来,让他们车复杂一点的货,男的边车边抱怨‘这面料难车得很,根本赚不了钱’,叫嚣着车完这张单就离开;女的就在旁边说‘别气咯,等车完这张单再说’。老板娘听到他们这样说,怕他们真的走,之后就给他们安排简单一点的款。”(江哥,招工街招工头,20230307)另外,女性选择进入不符合伦理的亲密关系是她们在康鹭片区的生存策略:当女性独自进入作坊做长零工时,与夫妻工和姐妹工相比,她们容易处于抢单和吵架的弱势地位,临时的亲密关系虽然短暂和不稳定,却是她们保护自己的有力武器,并且女性通常在分账中占据有利地位。“单纯搭档赶货的五五分,‘假夫妻’起码是四六分,女的与你发生亲密关系、给你做家务,男的肯定要在经济上补偿一下女的,多给点,不跟她们计较。”(阿杰,招工街零工,20230319)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关注“夫妻档”工人在康鹭片区服装行业的赶货问题,过往研究更多从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层面解释大体量生产组织中劳资双方的互动博弈,却忽视对小体量生产组织的灵活用工体制的深入分析。为此,本文围绕劳动力市场与生产场域间的关联性,聚焦劳动力市场在资方偏好的劳动力组合模式影响下产生的变化以及资方对于年轻工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劳动控制,将亲密关系的作用分析延伸至招工和用工两个场域,为零工内部出现的“临时夫妻”策略提供解释路径。

首先,服装行业所处的市场背景和行业特性是驱动“夫妻档”用工偏好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小单快返”生产模式下的快速生产节奏进一步推动灵活用工模式的盛行;另一方面,服装作坊的高度同质化和市场的高淘汰率导致雇佣关系极易破裂,一旦作坊订单不足或者其他作坊开出更高的加工单价,工人能以极低的退出成本离开作坊。而夫妻工人因家庭责任和情感联系与服装作坊的生产需求高度契合,因此资方在快速变化的生产计划和劳动力市场高度流动性的背景下选择夫妻用工形式。

其次,夫妻工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为资方应对市场变化和进行劳动控制的利器。为招募稳定的夫妻工人进行资本再生产,雇主采用了同等条件下的工资溢价和“短流水”的作业要求等显性吸纳方式。当夫妻工人进入生产现场,工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被卷入赶工劳动之中,资方通过情感激励、责任共担、监督转移等隐秘化、柔性化的劳动控制方式制造工人对自我剥削的同意。表面上,夫妻工人在数量庞大的零工群体中脱颖而出,获得工资更高、款式更好的优质订单;实质上,所谓的工资溢价是资方经过缜密成本计算的最大让步,所谓的零工自由是资方转嫁用工成本、工人让渡劳动权益的狭隘自由,剩余价值的攫取被掩盖在夫妻劳作中,资本收益由此实现最大化。

最后,受到资方用工偏好的影响,零工的组合方式从注重熟练的技能和工种的配合转为注重性别的搭配,“夫妻工”成为优质劳动力的代名词,于是劳动力市场衍生出的“临时夫妻”现象愈加普遍。“临时夫妻”并不只是农民工在陌生城市出于生理和心理需求而做出的非理性选择,而是他们无法挑战这种生产体制、在竞争愈发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与快速完成家庭积累矛盾下增强弱势群体议价能力的生存策略。因而,“临时夫妻”的问题不仅在于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基于社会身份、性别、年龄等的等级制劳动力市 场[27],而且在于这种婚外性行为不符合法律规范和道德伦理,最重要的还在于国家实行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加剧了资方通过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实现资本扩张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夫妻作业模式的存在与发展归根结底是拆分型劳动体制下的无奈,反过来也加重了家庭离散化、碎片化的状态。在户籍制度影响下,流动劳动力面临着家庭积累与家庭再生产的二难选择,本应完整的再生产过程在空间和社会上被肢解为两部分,女性成为家庭扩大再生产的牺牲品[28]。夫妻二人一同外出谋生的策略虽然有助于维持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加速完成家庭资源积累,但是留守子女易因长时间与父母的空间隔离而出现学习落后和亲子关系疏远等问题,外出务工的夫妻工人只能以线上陪伴和物质补偿的方式维持家庭关系,然而效果往往甚微[29]。如果夫妻选择让其中一方留守家庭来完成教育和照料的责任,外出的一方因为工作所在地和家庭所在地的分离,往往要像候鸟一般频繁往返于城乡之间,同时遭遇家庭功能不完整的处境。高度不稳定的空间经历以及高度压抑的工作和居住环境使得农民工无法掌控自身与客观空间的联结感,从而掉进位置感和归属感同时丧失的漩涡之中[30]。为重获位置感和归属感,远离工作和家庭的私人领域成为农民工自主掌控的唯一领域,他们选择以“临时夫妻”策略来恢复正常家庭生活的功能;同时在资方对劳动力市场提出夫妻作业要求的背景下,独自在外的农民工不得不选择“临时夫妻”策略来获得“入厂券”。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临时夫妻”现象是工人受到限制性的户籍制度、剥夺性的拆分型劳动体制和剥削性的劳工控制的多重影响下所做出的能动性应对策略,属于结构性困境的直接结果。而资方从这种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之中得到了无须承担工人再生产责任等利益。

本文研究的康鹭片区服装行业的劳资双方互动图景在某些运作模式上存在典型性,为我们了解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灵活用工模式提供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为服装领域曾经出现过的赶货工、合作生产队、包工队伍增添了重要的夫妻工人身影。地方政府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以及共同富裕的考虑,开始对康鹭片区进行产业转移升级,采取了拆除违法建筑、零工市场正规化、生产端外迁转移等一系列措施,试图将零工经济纳入行政监管体系中,这些监管和规范行为将对服装作坊劳动力市场带来哪些转变和冲击,值得后续学者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5期

《妇女研究论丛》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1992年创刊，1999年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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