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何以正当化?——大龄女性农民工主动过劳中的自我技术

朱战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播社会学、劳动社会学。

作者简介

摘 要：过度劳动一直是农民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劳动社会学的研究聚焦劳动时长形塑机制,多将其解释为经济增收与同意制造,忽略了劳动者的主观意义。为此,本文基于闽南一制鞋工业区的田野调查,揭示大龄女性农民工在本属过度劳动的上班时间后继续兼职的“主动过劳”,从自我技术视角剖析其劳动逻辑与意义生产。研究发现,在边缘劳动部门从事体力劳动的大龄女工,下班后通过压抑疲劳、饥饿与疼痛的“体役劳动”持续劳作,成为勤勉尽责的劳动者主体;借“越老越要拼”“挣钱比玩着强”的义务体系以及“少但有用”的金钱观说服自己主动过劳,从而转译大龄处境、劳动体制为“挣钱就好”的打工伦理,塑造一心拼命的打工者身份。这源于女工秉持“心为家兴”的有限自我塑造范式,将可造成身心损伤的主动过劳正当化。本文既为过度劳动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也为理解女工在大龄阶段的处境与心态提供了经验样本。

一、引言

“穿鞋带‘上瘾’呐!”这是53岁的鞋厂女工谢思兰对笔者反复说过的一句话。一年之内经她双手穿上鞋面的四万多根鞋带,最终随成品流向全球。笔者于2024年在闽南一制鞋工业区开展田野调查时发现,一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女性农民工在工作时间为11小时的鞋厂下班后,匆匆赶到本厂或外厂继续从事持续2-4小时、名为“穿鞋带”的计件兼职。鞋厂上班时间本就已超出学界普遍采纳的过度劳动标准,即每周劳动超过50或60小时[1][2],而继续兼职则使其每周劳动时间超过90小时。这些女工为何在“正常”工作时间已达过度劳动标准的情况下仍然主动兼职?这种兼职形成的“主动过劳”何以进行与持续?给她们带来了什么影响?在女性农民工占比上升、农民工人口结构大龄化和老龄化、50岁以上农民工规模日益扩大的趋势下[3],对上述问题的探究不仅有助于探寻过度劳动的形成机制,也是理解身处劳动与性别交叉处的大龄女性农民工之生活境况、主观意义与养老问题的重要切口。

实际上,过度劳动在农民工群体中普遍存在且相对严重[4][5]。特别是针对农民工“自愿加班”的分析,多阐述为在家庭经济责任下为了增收“别无选择”[6][7]。但这无法解释本研究中有些女工经济负担不重却依然选择兼职且兼职报酬并不高的情况。同时,穿鞋带是日常工作之外的主动兼职,亦缺乏组织性的外部力量与强制性的现场文化制造同意[8]。“别无选择”与“制造同意”两条解释路径均从结构性的视角分析劳动时间延长机制,部分承认了劳动者的主体性,却未深入探讨劳动者的主观方面,追问其对劳动者具有哪些意义,除金钱获利、健康受损之外还带来了什么,简言之,无法回答主动过劳把劳动者变成了怎样的人这一问题。主动过劳并非新现象,但本研究中大龄女工在将主动过劳例行化的同时对主动过劳正当化的行为与后果亟待关注。

为此,本研究从田野经验现象出发尝试对主动过劳提出新的解释。大龄女性农民工称穿鞋带“上瘾”,实际指向了停不下来的身体与不断塑造自己并形成伦理意义上主体性的过程[9](P32)。研究发现,她们在本就过度劳动后的主动过劳,是一种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也是一种塑造主体的实践。女工们压抑疲劳、饥饿与疼痛以进行兼职,发展出一种“体役劳动”的身体管理术,以积极持续地劳作。为了说服自己每日主动过劳,大龄女工以“越老越要拼”赋予自身拼命挣钱的义务,改写着“年龄”的社会内涵,同时以“挣钱比玩着强”的生活秩序、“少但有用”的金钱观服从并建构着“挣钱就好”的打工伦理。这套由认知、实践与体验构成的“自造同意”机制,维系着她们的主动过劳。而大龄女工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心为家兴”这一家文化、穷苦经历、家庭发展需要与体恤子代孙辈的情感等综合而成的价值实现与自我塑造范式,在客观条件限制下需要通过主动过劳来践行。一系列自我技术使主动过劳正当化,也将她们塑造为勤勉尽职的劳动者、一心拼命的打工者与增收减负的顾家者。这种复合主体是自我技术与社会文化、劳动体制等结构性因素耦合下自我塑造的“有限理想”。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一)过度劳动中的主动加班研究

过度劳动剥夺了家庭生活、休闲娱乐、社会参与等活动时间,影响了农民工的幸福感、身体健康[1][10][11][12][13][14]。学界讨论了助长与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因素,主要来自个体、经济、职业、社会四大类[14][15][16][17][18][19][20][21]。既往研究除了关注工厂在劳动时间安排上的违法违规与相关监管不足外,也讨论了农民工“主动加班”的现象。大龄女性农民工的主动过劳与“主动加班”有着相近之处。

基于数据分析的研究发现,“主动加班”是低工资率与社会保障制度缺位的共同结果,致使农民工的家庭经济责任相对更高[6][22],他们为了增收“别无选择”[7],且加班未获得合理回报[23]。农民工“心甘情愿”地加班与他们看重总收益而不是单位时间收益、对加班剥削不敏感、以履行家庭经济责任为行动目的等内在因素相关[6]。然而,这类解释止步于结构限制下的“无奈”与基于经济理性的“增收”。由于将过度劳动操作化为劳动时间,除关注其健康后果外,既有研究未充分关照概念具有的“过重劳动”“过度疲劳”等身体维度的内涵[24]。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既有研究指出加班增收是为了家庭,但容易流于宽泛的家庭责任说而缺乏具体诠释。因此,理解主动过劳要进一步考虑劳动者的主观层面与决定过程,超越将主动加班单纯视为增收的目的论解释。

基于劳动过程理论对知识劳工群体“自愿加班”的研究发现,企业的项目制、弹性工作制度、工作文化等形塑了劳动者对加班的“同意”[25][26][27]。这类研究聚焦于工作现场发展出来的一套行事规范即“现场文化”,更多强调劳动者被束缚在一个强制性文化系统中,受到劳动体制的影响[8](P79,P146)[28](P19)。虽然本研究中大龄女性农民工也受现场文化影响,但其“现场文化”却并非完全来自劳动体制这种外部的、组织性的力量,也不同于受控制的平台零工[29][30],而是受到社会文化、家庭分工、年龄认知等作用下的群体境况与主观思想状态的影响。“同意”与作为个体承载的主观思想状态上的合法性不同,它通过行动组织来表现,同时也是行动组织的结果[8](P47),也可以理解为支配的效果。而支配效果几乎总是在各种决定因素与将人们变成社会行动者的那些感知范畴之间的“吻合”关系中产生[31](P205)。对于需要自愿劳动者的权力和资本来说,自我主体化非常关键[32](P111)。因此,如果不进一步厘清劳动者的主观想法与行动逻辑,我们就难以理解劳动现场的权力如何行使、工人为何如此配合。

无论是农民工为了增收除加班外的“别无选择”,还是生产政体对知识劳工“加班同意”的建构,均偏重结构性力量对劳动者的形塑。既有研究对包含“主动加班”在内的过度劳动现象的分析多聚焦于劳动时间延长的成因机制,虽然注意到了劳动者的主体性,但缺乏深入追问:主体性从何而来?又归向何处?有研究发现,复杂劳动者在自发加班中存在自我实现的动机,简单劳动者则将加班视为“正常的”劳动时间[33],但简单劳动者在自发加班中的意义生产未得到深入探究。具身劳动(embodying labour)的概念提醒研究者,应关注容易受到工作场所健康、安全风险以及尊严侵犯的“脆弱性身体”[34]。这不仅需要考察作为劳动结果的损伤,还应关注劳动过程中的身体行为与体验。

(二)女性农民工研究

既有研究比较了男性和女性的过度劳动选择,发现是否过度劳动对于女性农民工是一个重要选择[35]。而且,最低工资的提升增加了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女性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概率,工资率的提升使低技能女性农民工过度劳动更加严重[18][35]。这不仅表明女性农民工过度劳动的选择机制亟待分析,也说明经济增收论难以完全解释女性农民工的过度劳动。

实际上,女性农民工一直对工作进行着意义建构。由于传统性别文化将女性视为家庭的照料者,女性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本就关联着一种新的主体性建构。早期对打工妹的研究表明,打工妹既不是简单的文化产物,也绝非“家庭的傀儡”,而是在自我塑造与规训权力相抗衡过程中生成的新型主体[32](P15,P62)[36][37][38]。即使是在家庭经济压力下进入劳动力市场、流动到城市的女工也并未将工作完全归于经济选择,而是将其视为母职实践的一部分,即“挣钱也是尽做妈妈的一份力”[39]。在生产政体、父权制家庭发展需要与社会性别期待等共同作用下,挣钱不仅成为照料之外女工母职实践的重要面向,也生成了一种应兼顾挣钱和照料、养娃又养家的“理想母亲”形象[40][41][42]。近年来的许多研究也表明,工作除了获得收入,还影响着女性农民工的社会生活、家庭地位和母职实践[43][44][45][46]。综上所述,我们应从女性农民工对工作的意义建构实践中去理解大龄女性农民工的过度劳动。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年龄的女工在劳动认知与实践上也存在差异。何明洁从劳动现场的“姐妹分化”中提炼出“性别化年龄”的概念,发现社会文化对不同年龄女性的建构不仅得到劳动者自身的认可与响应,也影响着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劳动分工以及劳资关系差异[47]。大龄女性农民工正是在“性别化年龄”下的细分群体,但既有研究偏重探讨年龄的性别含义的社会建构,而未充分探究劳动者对年龄的主观认知与书写实践,特别是劳动者如何参与对“性别化年龄”意涵的赋予、争夺乃至反抗。

引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自我技术分析,有助于超越劳动过程理论[48],更好地理解大龄女性农民工的过度劳动。这更多接续的是潘毅对年轻打工妹的讨论,研究变动社会中身为女性、身为农民、身为外出打工者的新兴打工者主体[47][32](P11)在打工数年、步入家庭、年岁渐长中发生了何种新变化,从其主动过劳的行为中理解她们对自我、对生活意义的建构与想象。

(三)自我技术的理论视角

福柯对自我技术的论述与自我、自我实践密切关联。自我技术即个体如何对自我施加影响的历史[49](P55)。自我是和自己的关系。为了建构这些自我关系,必须进行练习[50](P107)。自我对自身的训练、创造自我的行为即自我实践、自我技术。自我技术是为了某些目的、通过自我控制或自我认知来确定、维持或转换个体身份的过程[49](P13,P250)[50](P154)[51](P359)。人们塑造自我不仅是为了使自身行为符合既定的规则,也是试图把自己转变成自身行为的道德主体[9](P23)。简言之,个体必须有意识地将自身作为对象,并通过不同路径或“自我技术”去塑造及改变自身,成为特定的一类人[52]。这启发研究者从自我技术的角度,分析大龄女性农民工过度劳动后的主动兼职运用了哪些自我技术,生成了何种道德主体,又渴望成为何种理想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与福柯面对的历史的经验不同,本研究关注的是当前劳动领域的经验。大龄女性农民工下班后的主动过劳,既不是希腊—罗马文化中自主的、苦行式的自我创造,也不是基督教中被动的、禁欲式的自我摈弃[53](PPXIII-XVI)。在古希腊,这种自我塑造是具有创造性的、主动的自我技术,是为了将自己造就为某种理想的存在模式,这正是福柯研究的一种主体形成模式:主体是自我技术创造和生产的[54](PP310-311)。重要的是,在古代没有过多的外在的权力机制来改变自我,更加显而易见的是自我改变;而在现代社会,权力支配技术与自我技术经常结合在一起并不断变化,有时前者只有借助于后者才能发挥作用[53](PXII)。因此,对自我技术的分析要同时注意考察其与外在权力的结合。这不仅关乎一种主体的形成,也显示着主体对如何生活的设定与想象,与生活意义密切相关。

相关研究发现,劳动者的“自我”成为自身被资本控制的媒介,且遵循市场理性[55]。资本利用与改造了劳动者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使其“现实型渴望”转化为难以实现的、非理性的“理想型渴望”,引导着自我剥削的合理化[56]。然而,此类分析存在两重局限:其一,聚焦资本、组织的支配,忽视了参与建构劳动伦理的社会文化力量与自我技术;其二,难以解释某些群体(如大龄女性农民工)如何通过主动过劳实践,在结构性约束中形塑理想自我的主体身份。这提示我们,过度劳动研究需重返自我实现的实践基础——以何种条件、通过哪些资源塑造自我。

综上所述,本研究借鉴福柯分析“主体如何形成”这一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分析路径,致力于探究深植于本土社会文化和劳动实践中的女性自我形塑问题。具体而言,通过聚焦下班后从事兼职的大龄女性农民工群体,从自我技术的视角切入其主动过劳的形成机制,考察其自身对劳动、打工、挣钱、年龄的意义赋予,以及这些自我实践生成了何种道德主体。参考既有对大龄农民工的界定[57][58],本研究中的大龄范围指50岁及以上。

三、研究方法与田野点介绍

笔者对闽南塘镇村制鞋工业区的田野调查集中在2024年3月至2025年3月展开,调查分为三段,共计240天。塘镇村地处城乡接合部,制鞋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贸代工的私营中小型鞋厂和作坊较多,工人多为外地农民工。2024年3月26日-6月17日、8月12-30日、9月9日-10月18日,笔者每晚在中音鞋厂及其分厂跟女工们一起穿鞋带,同时进行参与式观察,每日撰写田野笔记。笔者白天在兴盛鞋厂观察流水线的劳动过程,间断性参与流水线劳动。笔者还去另外三家工厂穿过鞋带,在不同穿鞋带地点观察、接触大龄女性农民工28人(平均年龄53岁左右)、其他年龄段女工3人(40-50岁)、大龄流动男工4人。经验材料主要来自十余万字与穿鞋带相关的田野笔记,以及对鞋带承包者、部分女工的深度访谈。

(一)塘镇村的工厂女工

塘镇村兼职穿鞋带的女工多来自湖北、重庆、贵州、江西等地的乡镇和农村,年龄多在50岁及以上。她们或只身在此务工,或与丈夫、儿女一同在此务工。她们的家庭生命周期存在差异,部分女工的儿女在上学,部分女工已是外婆或奶奶。多数女工在15岁左右开始帮家里干农活,受教育程度普遍为小学。不少女工只上过两三年小学,并多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外出务工。由于大厂年龄限制与妇女个体偏好,她们多在做外贸代加工的小型鞋厂(见表1)打工。虽然大厂、小厂对年龄的准入门槛存在差异,但年龄是一个简易通用的身体信号,其核心标准是劳动者具备能适应工厂劳动强度与生产节奏的身体条件。本研究调查的中音鞋厂及其分厂、兴盛鞋厂均为小厂,前者为两班制,后者为三班制。三班制工厂的女工晚上下班后通常继续兼职2小时左右,两班制工厂的女工则继续兼职2-4小时。

表1 小型鞋厂概况

兼职穿鞋带的女工多在小厂成型车间流水线的后段,是做垫面衬、整理鞋带、塞纸、洗鞋、打小包装之类的计月普工,较少为技术工。相比技术工,后段杂工每月薪资低1500-3000元,薪资差距是部分女工选择兼职的原因。薪资的相对差距、“杂工”的定位以及只有其负责的清洁度为重要验货指标,表明后段地位边缘。后段工作主要考验手速而不是力气,这是女工下班后能穿鞋带的体力前提,但并不意味着后段工作不劳累。每个班仅有10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每分钟工人经手的鞋材2-3双。女工们在久站或久坐的姿势下长时间劳动,身体始终处在需要跟上流水线节奏的紧张状态。

紧凑的劳动时间安排压缩了她们的日常生活时间与活动范围。与丈夫一起打工的大龄女工,一般是夫妻谁先下班谁做饭。只身打工的大龄女工,则早上上班前或晚上穿完鞋带后去买菜,然后早上把米饭煮好保温,中午回来炒一两个菜或者炖一锅菜就可开饭。晚上吃中午的剩菜剩饭,煮面条则更快。特别是三班制工厂晚班前的1小时,对工人而言较为紧张,“一碗面条煮好,还非常烫人,就要慌慌忙忙吃完”。为了节省通勤时间,女工们不得不住在工厂宿舍或附近的出租屋(房租多为每月200-500元),同时优先选择住处附近的工厂上班、穿鞋带。

大部分女工的活动半径是一公里,而一公里内的设施与服务如菜市场、鞋服店、手机店、美容美发店、营业至24点的超市、家乡风味与本地特色的快餐店、摆到半夜两点多的夜宵摊、短途出行的摩的、民房与公寓的出租屋等可以解决绝大部分基本需要。以塘镇村菜市场为中心,三公里外是溪水农田,四公里外有大型商场,六公里外是旅游景点。最重要的是,一公里内分布着十余家鞋厂。

(二)塘镇村制造业零工化及兼职网

工厂、临街店面、居住空间构成塘镇村的外包网,这是“工厂外的赶工游戏”、“老板游戏”与“黑手变头家”多年持续的产物[59][60][61],显示了从“客厅即工厂”到“空间即工厂”的劳动空间扩散。由于出口订单的波动性、用工成本、生产技术进步等,我国制造业的零工化趋势在过去十年悄然出现,赶货工队伍愈发庞大[59][62]。与旺季做临时工赶货不同,这里的零工是指每日兼职,是生产环节拆分外包推动的零工化。穿鞋带被剥离出流水线是由于其与流水线的劳动节奏匹配不佳,也尚无自动化设备。由于搬运不便、生产节奏紧张、堆放要求等原因,穿鞋带主要在工厂进行,并通常作为针织车间与成型车间的衔接工序。附近其他类型的轻工业厂家也有许多计件付酬、几乎没有门槛的手工活兼职,因而女工处在只要愿做、能做就有兼职可做的工业空间与身边许多人都在兼职的群体氛围里。农民工之间的信息传递、社会模仿与收入渴求形成的同群效应是影响农民工过度劳动的重要机制[63]。这种“传帮带”使得穿鞋带的同乡聚集明显。

工厂的鞋带一般外包给一位工头,女工们称其为“包头”。“包头”直接利用工厂现成的空间,在下一环节需要时足量供应穿好的鞋面。部分“包头”也是女工,她们的生活世界与女工相近。“包头”是分配兼生产的中间人,全天都在穿鞋带。没有“包头”的工厂会请一些按正常上下班时间工作的长期工,他们与其他工人一样可获得厂里的租房补贴。无论是否有“包头”,穿鞋带的兼职零工占多数,单价相差也较小。按照难易程度,每双鞋带的工价在0.24-0.50元不等,多为0.25元。不同材质形状的鞋带、鞋孔的大小、鞋面的样式影响着穿鞋带的难易程度。打孔太小穿起来不顺畅,蜡制鞋带拉起来则很费力,需要手动打蜡使之顺滑。尼龙鞋带相对好拉,特别是半圆形尼龙鞋带既好拉又不易打扭。对于简易款,熟手一小时可穿30-40双,较难的款式则可穿20-30双。以每双0.25元计算,熟手每晚收入20-40元,多数女工的收入在25元左右。

从兼职活计的选择开始,女工就已经在对刻板印象的内化中对劳动展开意义建构。女工们普遍认为穿鞋带“不是男人家干的活”。一是部分女工认为男性应该去“挣大钱”,穿鞋带是“挣小钱”,隐含着低薪劳动者的自我贬低;二是部分女工质疑男性能否适应细致、耐心与速度的工作要求,显示了劳动分工中女性更宜从事细致活的刻板印象。塘镇村男工更多选择跑“摩的”作为兼职,多家工厂穿鞋带处偶尔可见男工。除了林白秀在中音上班的丈夫每日会来穿1-2小时鞋带,只有3名男工偶尔来此。同时,几乎没有40岁以下的青年人来穿鞋带,小厂务工的青年人本就是少数,女工则认为“小孩子”“姑娘们”不来穿鞋带是其“下了班要休息”“爱玩”。因此,穿鞋带从事实上主要由大龄女工从事的兼职演化为适宜她们的兼职。

四、劳动过程中的身体管理与道义维持

人不是有了动机或目的就可以无障碍执行的机器,在上班11小时后继续从事2-4小时的兼职考验着劳动者的体能。因而,详细考察女工进入穿鞋带的劳动现场、开始与持续劳动、劳动结束离场等全过程的肢体语言,有助于把握女工们的过度劳动何以可能与持续,以及劳动选择中有何道德意味。

每晚在中音“包头”林百秀处穿鞋带的女工通常为6-10人。女工一到场,边找鞋面、板凳边高声问:“穿这个?大号鞋带还是小号鞋带?”她们然后拿一捆(通常是100双)鞋带、三四捆鞋面,坐到凳子上穿第一只鞋面时,再问具体要求。若“包头”不在场,女工之后会反复问几遍,以防穿错返工。部分女工坐在凳子上的一瞬间,会拉长音发出一声“欸”“哎——呀”这样的“倦吁”——人们劳累过后终于坐下得以休息时(她们是开始新的劳动)发出的解脱式的声音,然后双手快速活动起来。为什么女工们下班后到场不仅没有尽显疲态,反而“干劲十足”呢?

(一)疲态、饥饿与疼痛的身体管理术

穿鞋带虽然主要是手上活计,但关涉全身的控制协调。在制鞋生产流程中,待穿鞋带的是针织车间缝纫好而尚未与鞋底贴合的鞋面。女工们坐在高度约30厘米的小板凳上,将一捆十双的鞋面套在一条腿上或夹在双腿中间进行固定。由于凳子高度不合适,固定好的鞋面下通常会放两到三捆鞋面来垫高。一只鞋面的孔通常有5-7对,加上最多有两个“鼻子”(固定鞋带的圈型织带),总孔数一般为10-16个。通常熟手才能做到不因交叉鞋带而频繁换手,每穿一对孔都能保持平顺而无须调整。保证质量同时节约时间的技巧,是熟手的默会知识。在劳动者手中看似简易、不是技能的体力劳动,在平整美观、松紧有度、效率要求下,实现了不完全的“技能化”——“速度即技能”[64](P398)。

在时间节约与鞋面竞争压力下,女工们的疲态来不及显露与舒缓就调整身体投入竞争性的劳动状态。部分女工担心鞋面被穿得快的女工穿完,会先藏一些鞋面在身边,这种行为会被“包头”、部分女工背后讽刺。中音“包头”林百秀发现这种情况时会逐个检查劝说,部分女工甚至会当面去拿藏起来的鞋面。但“藏”是常态,特别是鞋面数量较少、类型好穿时,“藏”会变成集体行为。前文提到女工们会拿两三捆没穿的鞋面,垫到正在穿的鞋面下方,除了板凳高度不合适这一客观原因,还有以“垫”为名的“藏”。尽管“藏”是进入劳动现场的惯常行动,但是在其他人因没有鞋面而准备离开时,部分女工也会主动分享。而且多数女工没有因效率竞逐而忽略质量,一方面源于“穿就要穿好,乱七八糟的自己看着也不顺眼”的朴素责任感,另一方面源于同为后段杂工“上班碰上穿错的、打死结的,真的烦人”的将心比心。

同时,鞋面数量、难易程度、分配方式等调动下的鞋面竞争与效率竞逐也影响着女工的劳动状态。当日待穿鞋面的总量与难易程度不确定,鞋面也并非平均分配,而是先到先得、快者多得。好穿的鞋面不是天天有,越是好穿,速度竞争越外显:鞋带穿过鞋孔时的“唰唰”声变得密集,交谈减少、抬头率降低。而计件薪资下多劳多得、“时间就是金钱”的主体认知也通过身体的行动与不动外显:女工们低着头、双手并用,2-4小时不大幅挪动,不喝水、不上厕所。而且,好穿的鞋面给女工以轻松挣钱的劳动快感,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反复提及:“那天的真好穿啊,真的好穿,不费力似的,一晚上就穿了200双,50块钱。”(谢思兰:20240610)遇到不好穿的鞋面,部分女工则会当场表示“穿着没意思,不愿穿了”。

女工们与身体饥饿、休息意愿做抵抗的微观过程,更凸显了身体管理作为一种自我治理是如何运行的。在两班制的中音工厂,部分女工下了班就直接到三楼穿鞋带,之后再回去吃饭。这一方面节约来回时间,可以多穿几捆鞋面;另一方面则是应对吃饭与不想再干活之间关联的自我改造,即“回去吃了饭就不想来了”“回去了只想躺着,就不愿来了”。由此,女工们选择了忍饥干活以延续下班前的劳动状态。这种行为逻辑里,肉身成了要被征服的对象,女工们进行着身心较劲。

疼痛忍耐是劳动过程中更为隐蔽的身体调整,是女工们长期劳动中形成的身体惯习。长时间拉鞋带,手指会轻微疼痛。由于太过用力,新手的疼痛感更为明显,而熟手用力更为均匀轻巧,也更适应疼痛。给鞋孔直径低于5毫米的鞋面穿鞋带时,疼痛会连带着肩膀,即使是熟手也会当场喊出“手指拇儿都穿痛了”“肩膀子都拉痛了”。这不是剧烈到令多数女工放弃劳动的疼痛,也不是短期内不可恢复的疼痛,而是劳动过程中轻微、反复与结束后持续不久的疼痛。女工们的身体状况与疼痛感知也存在差异,“我还是听到她们喊‘你手都流血了,还在穿’才发觉,差点弄到鞋面上了”(任新荷:20241103)。部分女工手臂有风湿疾痛,刚吃了药就来穿鞋带。鞋厂流水线上的许多工种,做工时都会出现手部的轻微磨损与疼痛。潘毅将打工妹身体的疼痛视为对工厂规训的抵抗[32][65],但忍耐疼痛的意义则更为复杂,表明女工的自我塑造已深入身体反应层面。

女工们的身体疲态在离场时短暂显露并迅速得到调整。由于中音分厂的电梯要刷卡,离场时部分女工会叫“包头”刷卡以便乘电梯下楼而不是走步梯。已经事先点数完毕的女工也会等“包头”一起乘电梯,而不是先行离开。进入电梯,女工们通常倚靠在厢壁上;走出电梯门,则短时间内转换身体姿态,步伐加快。此刻“早点回去休息”是她们的目标,由于到住处后洗漱、洗衣服要半小时左右的时间,而次日又要上班。疲态不可能完全在女工们的控制之内,只是换了时间释放,部分女工第二天在流水线上会打瞌睡。

女工身体管理的后果也通过身体显露出来。除了不规律吃饭导致胃病外,长年低头弯腰穿鞋带也塑造了女工的身体形态,多位女工的颈背佝偻近似“低头族”,“一看那就是穿鞋带的,脖子都缩在一起了”。过度劳动对健康的慢性损伤不易察觉,很多时候只是感受到穿完鞋带回去手烧乎乎地痛一阵、第二天打瞌睡等身体可快速恢复的影响。直到身体开始出现比较强的反应去医院检查时,她们才得知健康受到损伤,但又较少主观归因到过度劳动。

(二)以时长与道义为核心的劝留互动

穿鞋带过程中的劝与留既是劳动时长协商,也是一种道德实践。一般情况下,这主要通过游戏化劳动的“凑整数”来进行,而在鞋面难穿时则诉诸道义互动。“凑整数”是指调整所穿鞋带数量,避免总收入出现零头。它起源于方便工价精确到分的情况下的现金结算,但近年来女工们的工钱多已使用手机支付,“凑整数”实际上是“包头”与女工以便于薪资结算为名而达成的劳动时间共识。它虽然也是现场文化,但并不具强制力。除非赶货,女工不接受劝说也无可厚非。多数时候劝与留是女工们的合作剧目,即借他人之口坚定自己犹豫的心,“好嘛,我也是说,再穿一捆嘛”。

“100”是特殊的整数,在中音经常出现一位女工穿了80双作势离开时,“包头”劝她穿够100双。穿够了100双,若时间不到“包头”和多数女工默认的最晚收工时间24点,大家则劝她再穿会儿。“包头”以“这么早,都还没走”“回去你也睡不着,还不是睡在铺上玩手机”为由留人,部分女工也劝说“来都来了,多穿点再走”“再穿几捆,等会儿一起走”。女工们因而一再延长劳动时间,特别是对重数量收入、轻定时下工者更为见效。碰上好穿的鞋面,则无须劝说。临近24点,“包头”通常会催促所有人穿完手上的一捆就走。因为此时包括“包头”在内的女工们身体已临近极限,劳动意愿也降至最低。通常此时工厂只剩下她们,放在一旁的手机屏幕已落满了灰。

因鞋面难穿而离开或比平时早走,在“包头”与部分女工看来是有损关系的“可耻”行为。大部分女工认为“来了又走讨人嫌,做人不行”,从道义上否定其他人临阵脱逃的行为;部分女工则默默接受这种概率的正当性,“碰上了没办法,运气不好”;少数女工以托词回避或中途离场,即便双方心知肚明,也只是转化为日后的戏谑谈资,并不说破。女工认为自己的选择正当但仍不能直言,而“包头”也理解去价高易穿的地点是理性选择。女工为了下次还能被“包头”主动叫来,“包头”为了把女工们选择的灵活性转化为首选或唯一的稳定性,彼此都避免让自由与道义的潜在冲突转化为公开矛盾。“包头”林百秀通常会在其下次来时以玩笑的口吻询问“今晚怎么不去好穿的地方穿了”,女工则多回应“真的有事”。赶货时为留下要离开的女工,“包头”则常诉诸情感,“在别处都帮忙,也给我帮下忙嘛”。

塘镇村的鞋带“包头”通常同为大龄女性农民工,其劝服策略契合女工们的劳动心态。即使面对穿得不好或曾有口角之争的女工,中音的林白秀也只是背后说出“下次不要她来了”,极少行使准入权力。这主要是因为穿鞋带看起来自由灵活,但作为制鞋业生产中的衔接环节依然具有品质和足量的压力。而压力由“包头”负责承担和化解,特别是当成型车间因鞋面供应不上而可能在上班时间停摆时,压力更大。因此,“包头”非常依赖下班后来兼职的女工消化庞大的任务量,除了自己或少量长期工白天尽可能多穿鞋带外,还必须维持一支人数充足且较为稳定的零工队伍。总而言之,“包头”积极营造的现场文化并非完全是其自发创造,而是外包体制的可控灵活、制造业零工化与兼职网络提供的替代选择、工厂紧张的生产节奏与高产量要求,与女工们“来了就多穿点”的劳动心态相耦合的产物。

而无论是以行动践行还是表面维持道义,女工都参与建构了“包头”与工厂所需要的迎难而上的正当性。然而这种道义是不对称的,女工因此收获的是自我道德肯定的主体性,而不是更为合理的劳动报酬。女工们较少当场抱怨工价,抱怨也通常无效。女工的第一声抱怨往往就会换来“包头”“我每双只赚得到1分钱”这样的示弱安抚或“老板只开了这个价”这类转移矛盾的说辞。尽管女工们普遍不相信,但也认可抽成的正当性,“不赚钱谁当包头呢?人都是一样的”。这表明在女工的认知中,“包头”食利比自己议价更符合劳动伦理。因此,女工更多选择“用脚投票”而非正面协商。但对于部分女工而言,其约束恰在于“脚”,即行动受限与时间宝贵。考虑到身体衰老、疾痛与一天劳动后叠加下的腿脚不便与路途耗时,部分女工只好选择近处鞋厂,没有电动车或不会骑车则更加限制了选择范围。所以,对工价的接受更多是无奈妥协。

综上所述,身体管理与整数游戏是劳动过程中“兴奋—疲劳”“留下—离开”博弈的自我技术,而不仅是“包头”控制,其生成了勤勉尽责的劳动者主体。女工所剩无几的自由时间是可以行使支配权力的时间。选择将时间用于劳动就是将权力用于自己的身体。在疲态调整、疼痛忍耐与忍饥挨饿的自我训练中,女工们将身体视为应不断投入劳动的支配对象,体力劳动演变为需要压抑身体正常反应才得以进行的“体役劳动”。正如纪律使体能脱离肉体变成了一种可不断增强的“才能”和“能力”,将肉身产生体能的生理过程颠倒为体能对肉身的权力支配[66](P156)。兼职本是体能允许继续劳动,但在劳动过程中变成驱使肉体服从穿鞋带的安排,发生了“体能—劳动”与“劳动者—劳动对象”的支配关系颠倒。

五、自我说服下的打工伦理形塑与践行

已是过度劳动的工作结束后仍来兼职不仅考验体能,也是一项心理挑战。前文中提及部分女工的饥饿抵抗,已经表明她们需要使用一些技术来打消不情愿的念头。这意味着兼职意愿是自我技术运作的产物,而且意愿不是永久有效、一劳永逸的。实际上,女工们不仅在兼职之前需要自我说服,而且是通过持续性的自我说服在维持其劳动习惯。与“制造同意”不同,这里运行的是兼职意愿产生的“自造同意”,其中使用的自我技术需要深入分析。

根据女工决定当天是否去穿鞋带的理由,可以将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包头”叫她们去才会去,极少拒绝,在生产旺季时每天都会被“征召”为帮工;第二类是通过“包头”的朋友圈、微信群或直接询问“包头”,得知“包头”那里有鞋带就会去;第三类是天天都去,除非有联系方式的“包头”那里当天都没有鞋带穿。后面两类则很少遇到没有鞋带穿的情况,在9月的生产淡季也只是可穿的鞋带量小一些。不去兼职的工人看到女工下了班去穿鞋带,多对其“拼命”表示不理解或不支持,典型观点包括“小钱不值得”“不缺钱不用拼”“无须挣太多钱”“身体健康大于钱”。部分女工的丈夫、儿女也劝说她们“打一份工就可以了,要是穿出病了可不划算”,她们便瞒着家人去穿鞋带。若是穿鞋带时接到丈夫的电话,她们要么选择忽视,要么撒谎,“我老公说‘逛街啊?逛街好,别去穿鞋带’”(谢丽红:20240416)。

然而,女工对穿鞋带也怀有矛盾的心绪,并非完全情愿。不同类型女工面对穿鞋带的复杂心理,揭示了自我说服的普遍存在。谢思兰属于第三类中的典型,中午吃完饭也会去穿鞋带,一直到下午上班的十分钟前。即便用“有瘾呐”来解释自己为何去穿鞋带,谢思兰也常表现出三重不情愿:一是来自身体的抗拒,“有时隔了几天没穿,那个脚都不想往那边走,怕去穿一样”;二是面对其他选择的遗憾,“看到老乡出去旅游,也想玩呐,就是没朝那条路去,想挣这几个钱”;三是对健康的焦虑,“其实睡觉本来就是好事,对吧?人还是要休息”。第二类女工则期待无活可干,因其构成自己允许自己脱身的正当理由。“没有鞋面了?没有了好,下个早班”“假如有机器人来穿还好些嘛,省得我们天天想这几根鞋带”。第一类女工则倾向于将“责任”转嫁给“包头”来完成自我说服,“要不是你喊我,我硬是不得来,头痛得要死……来了嘛,那就多穿点再回去”。那么是什么样的自我技术使女工们明知牺牲健康、不顾劝阻走向了“拼命”呢?

(一)作为打工伦理的“挣钱就好”

穿鞋带对女工们来说具有填补下班时间的正当性与优先性。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理性心态一致[67],女工来塘镇村的动机是务工挣钱。与以往选择主动加班的农民工类似,她们兼职的动机也包括增加收入。但从动机到行动不是一步到位的顺滑过程,而是充满了曲折的自我说服。一首经典的闽南语歌曲《欢喜就好》,在女工这里则成为说服自己兼职劳动的“挣钱就好”。这是打工生活之真相(truth)的凝缩表达,而真相是主体进行自我建构的一套义务体系[51](PP17-18)。在这套义务体系中,首先女工们认为没有人会嫌钱多;其次女工们普遍有“挣一块得一块,不挣就没得”的“纯劳动意识”[68];最后也是与女工自身特征关联最为密切的,她们认同“越老越要拼”的年龄认知与“挣钱比玩着强”的时间安排。

“越老越要拼”是一种有悖社会惯常观念(如年纪大了注意身体)的年龄认知,是在劳动力市场的客观要求、家乡挣钱机会的现实情况与女工的主观认知相结合下建构起来的,这一认知改写着“大龄”的社会性意涵。虽然“干得动就要干”是大龄农民工中较为普遍的观念[69],但大龄女性农民工的“干得动就要拼命干”表明,“大龄”阶段反而为劳动增添了紧迫感。这既基于她们对身体状况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关系的把握,“老了没人要”这样的机会消减是其中一面,另一面则是其对失去挣钱能力的预期,“再干几年也干不动了”。同时,女工预计未来返乡之后缺乏挣钱机会,这也是紧迫感的来源。由此,女工们给大龄的生命阶段注入了多加劳动的义务,将当下的主动过劳视为向未来的借支,为求明日保障而透支身体潜能。大部分女工将本就不多的可支配时间投入劳动,遇到放假也会牺牲假期用半天甚至全天穿鞋带。

同基于生命阶段的“越老越要拼”相比,“挣钱比玩着强”则更为生活情境化,既形塑女工安心做事的行为模式,也是其从“不能玩”到“不想玩”的自我合理化。女工们所谓的“玩”更多指逛街、刷抖音等不赚钱反而可能产生花销的活动或休息,穿鞋带“免得她们喊我去逛街”“比睡在床上刷抖音强”。这与“包头”的劝留话术相近,也进一步解释了为何穿鞋带劳动现场的劝留互动实乃合作剧目。部分女工放弃的“玩”还包括去找亲戚或朋友的社交活动,这当然也与流动在外缺少家乡的交往环境、不同工厂每月放假日不同也不利于亲友同聚有关。夏初上山摘杨梅、盛夏村里摘龙眼是部分女工为数不多的特别休闲活动。女工的日常休闲多是上班间隙拍抖音、睡前刷抖音、在穿鞋带处聊天,缺乏其他放松的活动。外出动机、工厂安排与社会环境共同催生了安心做事的心理,使女工形成了“出门在外,挣钱优先”的时间安排。“在老家,人的想法就变了,不会天天去做,就想玩,你走个亲戚聊个天要耽误半天,哪还做得成事情,在外面还‘单纯’一些。”务工所在地单一化为挣钱而非其他活动的空间,女工也用新的时间观念训练自我,将吃饭睡觉之外的时间视为应当劳动的时间,而没去挣钱则为浪费时间。

此外,部分女工还存在“不挣钱的话做什么”这样的真实困惑。这正是劳动体制长期极大压缩其生活时空,其兴趣爱好未能得到发展的后果。女工口中的“爱好就是挣钱”并非金钱崇拜,而是因为其他活动缺乏展开条件,这也进一步消解了女工自身的动力。女工们通过消除部分自我以达至理想自我,将自己塑造为一心拼命的打工者。

(二)劳动中“挣钱就好”的再生产

“挣钱就好”的打工真相,在重复的话语与劳动中得到持续建构与操练。女工们不仅在劳动现场生产相关话语,而且接受,服从这类话语。相较于流水线,穿鞋带的地方既是劳动空间,也是不受监管的非正式社交场域。流水线上女工不仅必须跟上紧张的节奏,电子监控与现场管理也给予其难以自在言说的压力。穿鞋带时边劳动边聊家常逗趣、新闻往事等,不仅是她们过度劳动中难得的情感喘息时刻,也讲述、整理着自己的生活经验。于是,“挣钱就好”在交流中不断得到集体确证。与摘录箴言以建构自我的“个人笔记本”相近[49](P176,PP232-246)[50](P157),“老人家的话”“以前的古话”“就像抖音上说得那样”,构成了女工们解释与训练自己的引证来源。例如,“老人家的话一点都不假:越有越挣,越无越混”(谢思兰:20241025)。这些话语实践作为一种自我技术,不断塑造一心拼命的打工者主体。

首先,女工们对他人视为小钱的兼职收入进行实用性诠释,论证着“挣钱就好”。当她们落座开始穿鞋带,惯用“来赚个早餐钱”“赚个买菜钱”等话语自我动员。与来穿鞋带的大龄男性农民工认为“这个钱养不活人”“这是角角钱”不同,女工的意义赋予实践凸显出“少但有用”的双重意涵,既是对收入规模的客观描述,也是对其生存价值的主观确认。这种话语与女工长期在家庭中承担买菜做饭等照料劳动与家庭收支管理相关,“少但有用”是来自生活日常的金钱观念。而且长期以来,大龄女工的市场劳动也被家庭内的男性或女工自己视为“补贴家用”,这可能使其更易于接受低薪工作。在点数结钱环节,“包头”会说“这下早餐钱又挣够了嘛”“又有钱去买菜了”,若金额在10元及以上,女工则调侃“那一顿早餐还吃不完”。这些日常对话反复确认着“少但有用”的意涵以及劳动价值的底线。

其次,“挣钱就好”中运行着一套对“拼命”的话语评价标准,合理化着自身的主动过劳。女工们对不拼的人报以理解,认可跟自己一样拼或比自己更拼的人,为过度拼命而又无所享受的人感到惋惜。这里没有对不拼的否定而主要是对拼的肯定,前者被归为“命好”无须拼。女工不仅用“挣钱就好”说服自己进行兼职劳动,而且不断参照身边人将其合理化为自己的义务,训练自我。“我每次累得不想穿的时候,我就想人家六七十岁的都还在穿,我五十几岁有什么不能。”当她们穿鞋带聊天提及最近逝世的某人很拼,却没得到“好吃好穿好玩”,多会表示“这样死了划不来”“要钱还是要命”,但她们依然过着省吃俭用、每天超长时间劳动的生活。虽然因“太拼”的后果而表示其不可取是集体共识,但“拼”与“太拼”的实践边界全由个体把握。女工们对患病可能带来经济压力的风险应对意识合理化了“拼”的必要,而“该得病的总会得病”“病是生成(生来注定)的”宿命式疾病认知,则剥离了“太拼”与其身体后果之间的联系。

最后,“挣钱就好”不仅是指导实践的话语观念,还是一种制造情感体验的操练。相比月结的工资,兼职即时结算薪酬容易带来更直接、更密集的劳动获得感。清点完数量,“包头”当场就将工钱发给女工。“每天都要有钱进账”的生存理性驱动她们投入劳动,而劳动结束时现金到账的即时反馈,使她们发出“穿了就有钱拿真好”的感慨,催生出新的劳动渴望。工钱不仅是收入,还是愉悦感的来源[70]。由此,认知、实践与体验的闭合循环机制激励女工日复一日维系劳动习惯。

六、家庭归属上的价值实现与主体确证

“挣钱就好”是打工生活的部分真相,而生活的全局真相则涉及生活意义的问题。与乡村妇女一样,女工的价值实现、意义归属与家庭发展相绑定,通过经营家庭在“实现他人”的基础上“实现自我”[71](P147)。“搞好自己的家庭”与“家和万事兴”是她们朴素的目标与愿望,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文化期待的内化。但仅将其生活安排归结为满足父系家庭在新城乡结构中的延续与发展的需要[41],则忽略了她们自身的意义生产。女工不是外在于家庭的客体或只是被家庭驱使的对象,她们参与家庭发展有其自身的动力。当提起修房、买房、儿女成家等家庭发展中的大事时,她们会强调自己的付出与经济贡献。从结婚时的“一无所有”,到当下的吃穿不愁、有房有车。“一切为了家庭”不是强加的,而是生长于她们的生活经验,反过来建构生活的意义、想象并指导着生活,从而生成了增收减负的顾家者。

且增收减负与“挣钱就好”不同,是“越多越好”。这既来自当下的生活压力,也源于道德价值实现的需要。女工对上班固定工资与兼职报酬进行“整存零用”的标记,固定工资用于储蓄、支付上学子女的生活费等,兼职报酬用于饮食、房租等日常开销。储蓄是为了家庭发展、人生任务与未来养老,挣钱是她们面对社会变迁的确定感与安全感来源。在女工们的主观认知中,兼职是为自己的生活开支而挣钱。特别是只身在外打工的女工每月的花销在600-1000元左右,兼职收入基本足够支付。部分隔了一段时间没穿鞋带的女工,会认为“这么久了,吃的都是自己的钱”,将兼职收入视作外快。对于孩子尚在上学特别是在上大学的女工来说,固定工资通常有近一半用于孩子的生活费。尽管挣钱不易,但她们理解并尽力满足子女花销,并将压力主要归因于“不够有钱”。

我们是没钱,实际上大学一个月两千(元)可能都不够。学校食堂里面一顿就是十几二十块,可能还吃不到什么好的。你以为像我们搞两个鸡蛋煮个面条就可以了?我跟她说吃的不要省,(考虑到)她买衣服啊、化妆品什么的,有时候放假宿舍一起出去旅游,所以我都会多给一点,怕她省吃饭的钱不顾身体。几千块几千块地给,(孩子)以为我们很轻松。她们宿舍都要去(旅游),约好了的,不让她去也不好。(郑春芳:20241021)

对于部分经济压力较大的女工,增收减负背后是“不挣更多钱不行”的现实压力,如子代教育成本、买房买车等家庭发展的需求。这与为了增收的“别无选择”解释一致,但对于经济压力较小的女工,主动过劳是她们自己都表示“想不通”的问题。在长期的观察与对话中,她们多以“管他的,挣钱就好”“习惯了”“有瘾”来回答研究者。对于多年穿鞋带的部分女工,只是上班而不兼职变成了“轻松”。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形成的超长劳动时间也并非近年来的新现象,在她们开始外出务工的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鞋厂每日的“正常”工作时间就为12-14小时。可见,近十余年来家庭经济压力的减小与上班时间的微调并没有改变其主动过劳的习惯。

除经济压力、长期习惯外,主动过劳得以产生与维持还源自“心为家兴”的自我塑造与价值实现范式。对女工来说,“家兴”的直接表现是家庭和睦与生活富裕。从穷苦日子到小康之家,通常包含了她们二三十年的生命历程。部分女工的穷苦日子是从小开始,部分女工则是始于嫁到家底薄弱的夫家之后。置房代表着许多女工生命历程中一段穷苦日子的结束,不少女工建房或买房也只是近十余年的事情。“穷怕了”是来自生命体验对主动过劳的维持,“以前看到别人家有个冰箱,就在想我们家什么时候有个冰箱就好了”(谢丽红:20240416)。“要自己手上有钱”是她们的生活法则,包含金钱给人的底气与抵御风险的安全感。

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义务也促使女工主动过劳。近些年大龄农民工家庭再生产压力增大、人生任务“无限化”,催生了强烈的货币需求,使其走向了晚年持续务工的“退而不休”与“自我剥削式”的勤扒苦做[69]。从“要是我孩子结婚了,我什么都好了(完满)”,到“等有孙子了,我就不这么拼了”,再到“孩子们压力也大啊”,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女工不能停下的理由虽然各异,却共享着为家庭持续付出的底层逻辑。特别是在子女结婚、生育的人生任务完成之前,即使家庭小康,许多女工也仍自觉不能松气。待到子女结婚、生育之后,女工们通常继续分担子代的经济压力。这种分担的道德价值源于代际义务的失衡,即隔代抚育周期缩短与养老自筹催生了一个体恤子代孙辈的理想顾家者形象。

一方面,子代倾向于自己照料和教育稍大一点的孩子,隔代母职从照料转向包含面子与情感意义的经济支持,“以后老了,发红包的钱,你总要掏得出来吧”;另一方面,女工(计划)自负养老以减轻子代负担。部分女工缴纳了新农保,部分女工则担心寿命撑不到缴纳的钱全部到手而选择储蓄。而工厂未提供社保,不少女工对社保也缺乏了解,公共责任由此转变成了家庭内部的经济议程,进而变为个人寿命的经济账与道德账。部分女工自负养老的伦理本质主要在于消解内疚,“我们不能为他们再贡献什么,起码不能添负担”。这源于无法成为持续资助子代的理想母亲的挫败感,而非源于对特定对象的亏欠。由此,“心为家兴”的主要践行方式是多挣钱。女工在隔代照料完成而身体尚可的情况下,再度为养老而进入劳动力市场。部分女工在被流水线淘汰后转为穿鞋带的长期工持续劳作,直到身体无法承受才还乡。

照料与挣钱是女工在家庭内的主要分工,而当照料任务减轻或卸除,如本研究观察接触的大龄女性农民工基本处于无须直接隔代抚育(已结束直接抚养、尚无孙代、外孙由亲家抚育)的家庭生命周期,子女也多已成年,挣钱便成为她们实现为家庭做贡献这一价值几乎唯一的日常实践。主动过劳式的经济实践对女工的主体性确证呈现出双重路径:金钱积累的自我赋权与家庭贡献的自我肯定。一是挣到更多的钱本身具有的价值感。效率竞逐之后穿得多的人会获得赞叹,劳动能力得到肯定;计算一年收入因穿鞋带而增加,则有一种实现外出务工目标的满足感。二是挣到的钱用于家庭开支时的自我肯定。但无论是挣钱还是照料成为母职的主导面向,照料的性别期待都较少改变,部分举家务工的女工同时承担着挣钱与照料的责任。而女工从事照料通常不会获得家庭成员的直接肯定而被视为一种义务,“他们搞得好像我该给他们做的一样”,而这也压抑了她们的自我肯定。尽管通过主动过劳挣钱未必获得家人的赞赏肯定——甚至如家人可能出于健康关切的规劝所示——实则仍缺乏真正的理解与认可,兼职挣钱的价值感更为直接、频繁,也更易被女工自身优先确认。

然而,女工们围绕家庭展开的自我建构与生活图式是一种“有限理想”。一方面,女工们既缺乏照料与挣钱之外的家庭分工,也缺乏家庭以外作为个体的、可接触的价值实现渠道。有儿子的母亲通常在性别意识上更为传统[72],会尽力做一个对家庭、对子代有用的人。这并不是说将价值实现建立在家庭之上有问题,而是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以及价值来源单一造成她们的自我塑造范式受限。自我实践活动并非个体自己创造,而是个体在当时的文化中发现的范式,是当时文化、社会和群体向其推荐并强加于个体的[49](P266)。女工的主动过劳是“心为家兴”——家本位、穷苦经历、家庭发展需要与体恤子代孙辈的情感等综合而成的自我塑造与价值实现范式——的实践路径。另一方面,打工无法提供挣钱以外的意义。女工们长期从事缺乏保障、环境不佳、本就属过度劳动的体力活计,不仅难以给个人带来持续发展乃至价值意义,也使其长期处于为患病风险与未来养老的筹备状态中。这是“打工”,不是“体面工作”,劳动经历形塑了女工“打工没意思”的体验以及“没办法,我们只能进厂”的自我分类,但打工成果承载着亲情、脸面、自我价值等关涉安身立命的意涵,她们也在避免陷入“打一辈子工没打出个名堂”的评价中。由此,顾家作为一套坚实的伦理支撑并引导着女工的自我塑造,在“为家庭挣更多钱”的叙事和实践中安放生活的意义。而由于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劳动力廉价且缺乏替代选择以及养老保障机制不健全等新旧因素叠加的结构性弱势处境,女工的“心为家兴”只能通过多打一两份工的主动过劳来实现。

七、总结与讨论

在农民工大龄化、老龄化的背景下,本研究基于闽南塘镇村制鞋工业区的田野调查,发现一群大龄女性农民工每日在工厂流水线上班11小时后接着主动从事2-4小时的兼职这一主动过劳现象。通过梳理既有对过度劳动的研究,本文提出在“别无选择说”与“制造同意说”的解释路径之外,从自我技术的视角对女工的过度劳动展开分析。

研究发现,受工厂劳动时间安排约束,大龄女性农民工的行动时空范围局促,而制造业的零工化与“空间即工厂”的外包网络形成了当地兼职劳动盛行的群体氛围。其中,穿鞋带作为一种典型兼职,因对细致、耐心与速度的劳动要求与工价较低的特征,基本由大龄女工从事,并不断被建构为适宜大龄女工而非大龄男工、青年工人从事的劳动。女工从事兼职确实源于相对低薪下的收入补充需要,但仅用增收解释难以涵盖主动过劳的复杂性及其意义生产。

在已经过度劳动后继续从事兼职是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挑战。在鞋面竞争与时间节约双重压力下,女工使用本文称之为“体役劳动”的身体管理技术进行自我塑造,即压抑疼痛、饥饿与疲劳等身体正常反应以进行积极高效的劳动。而且,“体役劳动”揭示了身体创伤不只是一种劳动后果,更是一种劳动过程中的具身体验。可以说,身体管理是一种额外的具身劳动,不断驱使身体投入劳动。而在外包体制需要的可控灵活、制造业零工化与兼职网络提供的替代选择、工厂紧张的生产节奏与高产量要求等结构性因素下,“包头”化解生产压力的需要与女工们“来了就多穿点”的劳动心态、腿脚不便的身体限制,经日常反复上演的劝留互动演化出“凑整数”与“逃避可耻”的劳动时长共识。这种“体役劳动”,同“藏”与分享鞋面、效率竞逐与保证质量、时长与道义等劳动过程中具有道德意味的实践一道,将女工塑造为勤勉尽责的劳动者主体。

这种主动过劳并不全然是习惯成自然的线性平滑过程,而是饱含持续曲折的自我说服过程。尽管并非每日都需自我说服,但当“不情愿”出现,女工的自我说服技术就会开始运作。她们持续建构并接受服从一套“挣钱就好”的义务体系,通过“越老越要拼”与“挣钱比玩着强”将自己塑造为一心拼命的打工者。一方面,身体衰老的生命周期、劳动力市场对身体的要求叠加城乡就业机会的差异,催生了女工挣钱的紧迫感,在主动过劳中为未来而透支(身体的)未来。女工们不仅赋予“大龄”多加挣钱的义务,还在女性挣“小钱”的性别刻板印象与青年人“爱玩”的认知想象下,将穿鞋带建构为适宜大龄女工的兼职。这表明尽管劳动者采纳了性别的社会含义,却在创造“性别化年龄”中“年龄”的社会内涵,并用于对自身处境与行动的正当化。另一方面,流动在外的空间与工厂划定时间下的休闲机会匮乏,经女工转译为“安心做事”,形成了“挣钱比玩着强”这一空间化的生活秩序。而且,“少但有用”与“拼命”等话语在劳动现场的生产合理化了低薪的主动过劳,并给予女工即时现金的情感反馈。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互动磨合出维系主动过劳的“自造同意”机制,回应并补充了“别无选择”与“制造同意”所忽略的劳动者的主观想法与行动逻辑,为劳动社会学的过度劳动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

主动过劳的过程也是为家庭付出的伦理过程,塑造着女工增收减负的顾家者主体形象。除经济压力、长期习惯外,促使女工走向主动过劳的核心原因是塑造理想自我与价值实现的范式单一。完成人生任务、持续资助子代、自负养老以及日常持家共同指向了“心为家兴”这一家本位、穷苦经历、家庭发展需要与体恤子代孙辈的情感等综合而成的范式,并通过“为家庭挣更多钱”的主动过劳得以践行,给女工带来金钱积累与家庭贡献的主体性确证。建基于家庭之上的坚实伦理支撑着女工们的自我塑造与生活想象,但这是一种社会文化期待内化与结构性弱势地位下的“有限理想”,是单一的、可及的自我实现路径。主动过劳并未改变女工的家庭地位,也较少影响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女工仍然承担着照料与挣钱的双重角色期待。而社会保障缺位的打工缺乏挣钱以外的工作意义。在劳动力市场对工人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与自身人力资本不足的对照下,女工的“心为家兴”只能通过多打一两份工、延长劳动时间的主动过劳来实现。

总之,大龄女性农民工在本就属过度劳动的工作后继续兼职的主动过劳,是身体管理、自我说服、价值实现等一系列自我技术与劳动力市场、劳动体制、家文化等社会条件结合的产物。女工经此将自我建构为三位一体的复合主体:勤勉尽责的劳动者、一心拼命的打工者、增收减负的顾家者。她们所秉持的“身为心役,心为家兴”的实践伦理,制造并维持着主动过劳。这并非资本单方面植入的虚假意识,自我技术也不是自我欺骗,而是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与生活境况支撑。通过主动过劳,她们在有限的可能性中塑造“有用之人”的伦理身份。但我们也应将直面生活的细腻、坚韧与规训、压迫整合起来,特别是不应忽略女工作为全球产业链末梢劳动者的角色。考虑到这套实践的获益对象,我们就会发现这也导致女工更为深刻配合社会文化制度、制造业零工化之变迁的意外后果。由此而来,大龄女工所有自我技术的底色便是:身处性别陈规、缺乏劳动与社会保障、家庭双重分工等所有不利条件形成的环境,她们将可造成身体苦痛、休闲匮乏等后果的主动过劳,以富有道德、情感、自我等价值意义的方式予以正当化。

综上所述,本文为分析过度劳动提供了来自劳动者的主位视角,揭示了自我技术如何塑造劳动的主体及其劳动渴望与实践背后的道德经验。主动过劳对于女工而言具有金钱之外的自我实现意义,也体现了其对生活的想象,是“拼命”的正当化过程。我们得以洞察,处于劳动与性别的交叉作用下在边缘劳动部门从事体力劳动的女性农民工,到大龄阶段可能更易主动过劳。由于缺乏机会与条件,笔者未能接触到女工们的家人,这限制了对女工家庭处境特别是家庭分工、夫妻与代际关系的探究。特别是在部分女工自负养老的内疚与挫败感中,代际交换的互惠性、平衡性也被削弱。本文回答了大龄女工为何主动过劳以及如何主动过劳,未来还需在对青年农民工、大龄男性农民工调查的基础上与之进行对比。最后,还需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挣钱与照料之外,家庭中还有何种性别分工,以及社会为大龄女工提供了多少主动过劳以外可接触、可参与且可获得认可的自我实现范式与路径,让她们可免受价值之轭与体役之苦,挑战传统性别文化的规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追寻更多元的自我。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5年第4期

《妇女研究论丛》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1992年创刊，1999年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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