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封面报道｜超2亿灵活就业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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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新周刊 汤涵钰，李佳蕙（实习）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1998年《新华字典》里这句知名的例句，在近30年后的今天，版本可能是这样的：张华入职了一家大厂外包岗，李萍在家准备考公考编，我在灵活就业。

不过，当人们对张华、李萍颇为熟知的时候，或许没有发觉，作为灵活就业者的“我”也已经成为劳动者中的重要角色。

“灵活就业”如今的定义十分广泛，结合当前采用的就业标准，这个词汇几乎可以覆盖没有签订标准全日制劳动合同、但每周工作一小时以上并获得相应收入的所有人，典型如自由职业者、基于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传统零工等。

有关其规模，官方正式公布的数据有两条：一是2021年5月，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披露，目前个人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就业规模达到2亿人。二是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提及，2020年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为8.3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为8400万人。

2亿灵活就业者、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两个数字的时点都停留于多年前。不少研究者及观察者认为，当前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的实际体量早已超过这个规模。

2025年12月，国务院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人社部副部长吴秀章介绍：“据测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表述由过去的“达到2亿”更新为“超过2亿”。

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增长，背后有多重驱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李佐军等人2025年4月撰文道，由于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变革、企业优胜劣汰，以及年轻一代就业观念转变，“灵活就业正成为我国长期趋势性就业形态。”这一判断基于多种形式的调研，包括2023—2024年间开展的两次问卷调查，合计覆盖22个省份、逾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和近6700家用工单位。

且以2亿人计算，灵活就业群体在当前全国约7.4亿总就业人口中占27%，对于4.7亿城镇就业人口则占近43%。总量已然庞大，但许多灵活就业者仍被视为“非主流”，并面临社会保障缺失、收入不稳、职业发展模糊等多重挑战。青年群体倾向灵活就业，将怎样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前景，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李芸、罗伊、温羽都是大学毕业生，也都是灵活就业者。在毕业后的最近几年，他们有人在一小时里包了三四十个帕尼尼，有人在两小时里倒了100杯咖啡，有人在三小时里连拍了1500张照片。他们在两小时内的收入从20元出头到1000元不等。这样的生活持续过一天，六个月，或者还在继续。

有学者预测，未来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将达到总就业人口的60%。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17年也曾发布报告称，到2035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的总就业容量将达到4.15亿个岗位。

当劳动者步入灵活就业，制度与社会保障能否跟上节奏？谁来承担“灵活”的风险？更多的李芸、罗伊、温羽们，又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光明前途”？

庞大的灵活一代

中国灵活就业者的规模已不容小觑。据《消费日报》援引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已达到约2.4亿人。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和智联招聘共同发布的《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将“新型灵活就业”定义为由数字经济发展所驱动、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发展起来的新型就业形式。

该报告也显示，2019—2024年，中国新型灵活就业的供需规模均呈扩大趋势：从需求侧来看，其招聘职位数在总体劳动力市场中所占份额从8.4%增至15.2%；从供给侧来看，投递人数在所有求职者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30%以上，并于2024年达到36.4%高点——意味着每三个人就有一个申请过这类岗位。

在日益增长的灵活就业群体中，参与者的结构变化值得关注：越来越多青年人加入，其中不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统计，2020届、2021届大学毕业生中灵活就业占比超16%。

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的数据比例偏低，但亦显示增长趋势。其报告称，2022—2024年的三届本科毕业生中，分别有4.6%、5.1%、5.8%选择灵活就业，包括受雇半职工作、自由职业、自主创业。高职毕业生灵活就业比例更高，2024届学生中有9.6%走向这条路径。

李芸、罗伊、温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李芸毕业于2025年。离开校园的快八个月时间里，她做过漫展展台助理、肯德基配餐、红娘公司文案、儿童职业体验中心的“NPC”（non-player character，非玩家角色）。最后一段做得最久，她装扮成一名牙医或空乘指导老师，度过了12月的每个周末，每天挣100元。

最短一段是在肯德基，严格来说只做了一上午。李芸毫无经验，同事示范了一次，就让她直接上手。她手忙脚乱地组装四种帕尼尼，操作滚烫的油锅炉炸薯条和鸡块，笨拙又紧张。如果通过三天无薪试工期，她能拿到的工钱是每小时10块5毛钱，随着工时增加还会上调。但李芸觉得适应不了，当天就选择离开，带走的只有右手大拇指被烫下的一道疤痕。

李芸此前就读于湖北一所本科院校的小学教育专业，同时辅修了汉语言文学双学位。毕业前的秋招，面向同届约120个师范类毕业生，只有两个本地教师岗位。登记毕业去向时，李芸直接填了“未找到工作”，没做任何伪饰，因为“希望诚实地面对自己和社会”。她去过上海闯荡，结果无功而返。回到三线城市的家乡，剩余机会也不多，这才考虑先以零工过渡。

李芸是2025年全国约1222万名高校毕业生中的一员。相较2024年，这一规模新增43万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8月、2025年8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分别达到18.8%、18.9%高峰，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也达到6.9%、7.2%，高于同时期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水平（5.3%）。宏观经济下行，随着整体校招需求紧缩，市场竞争加剧，灵活就业成为一部分人不得已的选择。

但也有人是出于其他原因。罗伊毕业于2024年，成为灵活就业者之前，她推掉了一份在他人看来相当亮眼的大厂offer。她本硕都就读于上海一所985大学的设计类专业，放在同专业的近两届毕业生中，这都是个难得的工作机会。但这没有改变她的决定。这是一家头部互联网大厂的游戏部门岗位。罗伊事后得知，为了招聘这一个岗位，公司看了2000份简历，筛出50个人初审，经过5轮面试，每次淘汰一半人。她是留到最后的幸运儿之一，但条件是要从研三就入职实习，否则公司可能会优先考虑另一个人。她不得不开始同时兼顾毕业论文等学业任务和“三分之二个正式员工”身份。

还剩一个多月要毕业的时候，一盏红灯亮起了。每天久坐9—10个小时，罗伊从早晨10点坐下打开显示器，后背和腰就开始疼。晚上10点多回家，连手都在发麻，疼得睡不着。医生诊断是腰肌劳损和一些肩胛肌肉问题，每周一次理疗也效果有限。痛感轻时是酸，重时是刺，持续不断，像一种不间断的提醒，“我觉得这是工作对身体的透支，很快地反应出来了”。

身体不舒服时，工作里负面的部分也被放大。罗伊开始意识到，喜欢玩游戏和设计一款游戏的乐趣并不相同，行业发展也今非昔比。“缺少创造力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做很多事情都是无意义的，但你却要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身体来做这些事情。”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我心里可能真的没有接受这份工作”。

大厂、高薪固然是“香饽饽”，但在如今很多青年眼中，身心健康与休闲更加重要。前述李佐军等人文章提到，近年来，中国年轻人对薪酬与劳动强度、闲暇和精神愉悦等的选择偏好正发生明显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闲暇时间更多、自主性更高的灵活就业方式。其问卷调查显示，年轻人主要因“能体现自身价值”（占比88.2%）、“工作自由”（占比87.7%）而对工作感到满意。

除了逃离职场，另一些人“主动选择”的动机更加明显。温羽毕业于2023年，很早就是灵活就业的一员。大学第一个学期后，她就没问家里要过生活费。最初是靠做一些线上兼职，比如淘宝客服、帮小学生出语文试卷。2020年初，因为专业课需要买了一台7000块钱的专业相机，她花半年时间、靠接单拍照把钱挣了回来，这成了她个人摄影师生涯的起点。

在真正开始全职摄影之前，温羽也尝试过其他可能性。她曾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客户执行，但并不喜欢：这个岗位就像一条沟通的桥梁，将甲方需求传达给公司内部的同事，但对产出结果影响不大，“主观能动性很小”。每天定时定点的上班生活也让她难受，“在公司坐一天，不说话、敲敲键盘，感觉生活没有奔头”。

当摄影师则截然不同，温羽可以自己完全把控拍摄的时间、质量。每次两到三小时，她要连拍近1500张底片，再筛选出有效的三四百张。虽然体力辛苦，她也觉得比上班舒服，“能收获很高的情绪价值和社会认同感”。客人们会感谢她记录了人生大事，还有回头客每逢重要时刻就找她拍，最多的找过六次。见证被拍摄者的幸福，她也很开心。

在这家广告公司结束三个月的试用期后，温羽提出离职，重新拿起相机。“之前一直没有尝试过上班，总想着还有一条路会更好。但现在已经明确了这不是条更好的路，就坚定了要做自由职业的决心。”她说。

无论被动或主动，青年群体走向灵活就业，尚有选择、探索、试错的空间。家庭支撑往往成为退路：李芸如今住在老家，尽管与父母也有许多摩擦，每月还是会收到1000元生活费；罗伊家就在上海，加上过去实习、项目等攒下的积蓄，暂时不用操心生活问题。

而对于直面生活重压的中年人，灵活就业更像一种不得已的生存策略。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课题组2025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对于以中年劳动者为主力的网约车司机，这份工作成为许多失业转岗群体的就业“安全网”。

其获得的超5000份问卷样本中，77%的网约车司机是因失业转入该行业。此前，他们有近七成来自制造业、建筑业、餐饮业等传统蓝领工种，部分是自主创业失败者或个体工商户。从背负的经济责任看，超过一半的司机是家庭惟一或主要的收入来源，约八成家庭处于财务压力偏重状态。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也总结，两类人群构成灵活用工人员的主力：一类是30岁以下的未婚年轻人，他们生计压力相对较小，多因为积累工作经验、寻求发展跳板等原因从事灵活用工，也不乏缺乏职业规划或偏好弹性工作模式者；另一类是3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已婚劳动者，需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不得不从事灵活用工以获取更高的到手收入。

总体而言，灵活就业正显示青年化、高学历化趋势。据前述《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生活服务类和网约车类岗位等技能型工种半数及以上的求职者年龄在30岁以上。而知识服务类、媒体类、直播类以及网络电商类技能型工种70%以上的求职者年龄没有超过30岁。这些求职者在学历水平上也偏高，有56.2%为本科及以上，超过传统就业职位求职者（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