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田野】霓虹灯下的赛跑：外卖骑手的都市生存报告

朱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史、工业史、职业群体和知识生产。

[摘要]基于对上海骑手的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和田野观察，深描了骑手群体的收入与支出、工作时间和强度、劳动尊严与保障、经济状况与发展预期，全方位呈现平台经济下以骑手为代表的典型劳动者群体的生计状况。调查发现，超长工作时间的普遍化、劳动关系的隐匿化、技术治理下的劳动者失语、高风险人群的保险悖论等问题仍然存在，骑手与平台之间呈现复杂且模糊的关系，骑手的“自主性”背后隐藏着平台的精细化管理和全面监控。平台的出现与技术的进步催生出大量需要人类不定时参与的各类劳动和工作，我们需要穿透算法控制逻辑中的自动化和无人化表象，看到其背后的复杂利益关系。

[关键词]骑手；平台；算法；权益保障

2024 年 11 月底，几位骑手约我年终聚餐，还叫上了两位年长几岁、在附近担任队长的资深骑手。酒过三巡后，我提议合影。回到家后，和我相熟的骑手小金私信我，让我务必注意合照不要流传，两位队长担心会被平台的工作人员发现，为此被穿小鞋，甚至丢了工作。后来当我和小金再次见面时，我对他们的谨慎表达了不解，小金则表示，队长感觉说了不少平台的坏话，“我们骂平台，就像员工骂领导，总不希望被领导知道吧”。我笑着说：“平台并不是你们的领导，从合同和工资发放来看，似乎也不是你们的雇主，你们自己觉得和平台是啥关系呢？”他想了想答道：“应该这么说，平台靠骑手养着，但平台比骑手横，有时骑手出了事，平台也未必想管。”

一、送外卖究竟挣不挣钱：

骑手的收入与支出

2024年1月，一位外卖骑手引爆舆论。他自述出生于1998年，小学肄业，在老家江西抚州贷款开饭店，经营失败后于 2019 年负债来沪。起初，他在饭店当厨师，2020年成为众包骑手，“三年多，赚了102万元”，每月收入在2万元以上，有时甚至能达到6万元，已经还清了开饭店时的贷款80万元，还剩10万元房贷。其收入的真实性很快得到确认，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超长的工作时间、超高的工作强度、极高的派送效率，是成为“单王”的法宝（澎湃新闻，2024a）。他表示自己把挣钱放到第一位，但网友们不必效仿他（每日经济新闻，2024）。

骑手们对这位“单王”几乎是一边倒的负面评价。骑手小辉将其在人行道树边蹲着擦拭鼻血的照片发给我看，并表示“这种人，不打他打谁，要让我见着，也是见一次打一次”。骑手大龙则分享了他们微信群群友评价“单王”的聊天记录截图，有人在群里转发各种有关他的负面爆料，更多的则是恼怒于他破坏游戏规则。我们一开始以为，骑手们对“单王”的复杂情绪多少带有些羡而不得、眼红嫉妒的成分，毕竟在计件工资制度下，谁都不希望自己所处的小环境中出现一个“速率破坏者”，因为那会在小时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所有人的工作强度。

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骑手们认为这是平台的炒作，通过制造有关“单王”的新闻报道来营造平台经济下的“致富神话”，从而顺利吸引更多劳动者加入骑手队伍。大龙表示，大家都知道在新闻引爆舆论后不久，这位“单王”的平台账号就被封了，可见这就是互相利用，“他一定拿了平台一笔钱，他也不亏。平台就更划算了，出了点小钱，收获那么大的反响。这是个多便宜的广告啊，平台太会算了”。被平台选中来制造热点，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成为平台的“共谋”，都是这位“单王”招致不满的主要原因。

这一新闻也引发了针对外卖骑手收入水平的广泛讨论。根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数据，约745万名注册骑手通过美团平台共计获得了800亿元报酬，平均每人每月仅获得 894.85元。报告同时也显示，一线城市的部分骑手收入确实能过万元，例如北上广深的众包骑手每月平均能拿到 7354元，加入“乐跑”计划的骑手月收入达到11014元（第一财经网，2024）。这些数字呈现了骑手群体内部收入水平的分化。我们在上海的问卷调查也呼应了这些情况：骑手月均收入为7081.7元，其中10%的受访骑手月收入达到10000元，1%能达到15000元。

二、“短工化”：

经济性脆弱下的自主选择

据孙萍（2024）在《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中所述，2021年她所调查的外卖骑手中负债人数占比高达62.94%；在背债的骑手中，近半数因买房或买车而负债，因创业失败负债的比例也占三成。我们的调查显示，当前骑手的财务状况也大抵如此，骑手身负债务或贷款的情况十分常见：52.7% 的受访骑手表示每月有还债/还贷支出，债务金额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甚至还有1.7%的受访者月债务金额超过10000元。

债务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之前做生意失败是其中一类。小金就是前几年为了开店进货通过网贷平台借款买了辆面包车，年利率高达 20%，经营失败后每月要还3300元。他曾先后进入电子厂和纺织厂工作，但感觉挣钱太少，约束太多，辞职后开始送外卖，目前还负债6万余元。大龙也曾是小业主，在城隍庙附近开小店，疫情导致店铺难以为继，还欠了一屁股债。他关掉店铺，把老婆孩子送回老家，之后便成为一名全职骑手。

与背债相比，更普遍的一项支出是养育子女、补贴家人。有 65.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月都有这项开支，平均花去 2870元。有 1/4的受访骑手表示，每月补贴家用的开支超过 2000元；10% 的受访者每月的这项支出甚至超过 5000元。除了养育子女，也有不少受访者表示，为父母养老看病存钱、供弟妹读书等都十分常见。近日，也有不少媒体爆料，一些年轻人通过送外卖来为家中的弟弟妹妹积攒学费（中华网，2024；搜狐网，2024）。

许多研究指出，以骑手为代表的零工群体，他们的户籍仍以农村为主。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有着不一样的工作伦理。他们不愿意进工厂工作，也不愿意忍受科层制的规训与支配，向往自由，追求高度的工作自主性，正在拥抱个体主义（孙萍，2024）。但从调查与各种媒体报道来看，这一群体仍然一定程度上嵌入乡土和亲缘伦理。这种伦理具有复杂性，接济亲朋并不完全是义务和责任，也是自身能力和自主性的彰显。骑手忠齐表示，他在做骑手前曾想过开小店做生意，但父母不资助他，怕他把老人的养老钱挥霍后又不赡养他们。因此他要用“三部曲”来证明自己：一是不靠父母，二是要给父母存够养老钱，三是存够钱后断交，“凑够 100 万元给他们养老，一年用 10 万元，10 年用 100 万元也就差不多了。给他们吃喝生活，看病治疗用”。他每次说起“三部曲”，周围的骑手都会笑他，他也跟着笑，笑过后又正经起来，表示“向父母证明自己是很重要的，比找女朋友还重要”。

背债和补贴家人导致的个体经济脆弱性会迫使骑手屈从于平台设定的单价，更看重通过劳动获得的现金收入，也因此高度重视工资的结算方式和提款的及时性。不同跑单形式对应了不同的工资结算方式，平台对于提取现金的限制规定也有所不同。平台企业的物流服务大都由区域代理商来承运，这些代理商会进一步划分配送区域，并设立站点，选派站长，接受平台的各项考核。隶属于站点的骑手就是专送/团队骑手，一个站点可能会包括几十名甚至上百名专送/团队骑手。其他跑单方式则是为了弥补专送骑手运力不足而形成的一项制度，高度灵活和自由，在线时长、服务规范等方面受到的约束都更少。以专送/团队方式跑单的骑手，工资采取月结形式，而对于背债的骑手来说，这个月跑单，工资要到次月底才发，实在是太慢了；以“乐跑”等方式跑单的骑手，工资则是一周一结；以“众包”方式跑单的骑手，工资则是日结，当天跑单的收入，当天就能计算出，第二天就能提现。在还债和还款的压力下，骑手会倾向于选择日结、周结的跑单方式（如众包、乐跑等形式），而不愿意选择月结的跑单方式（如专送/团队形式）。这也使骑手群体进一步趋向“短工化”和“去稳定化”。

从管控约束和管理便利性考虑，平台和上级部门往往倾向于维持并扩大专送/团队骑手队伍的规模，但现实中该队伍却面临人员持续流失和招工困难的窘境。与此同时，非团队骑手的数量则呈现井喷式增长。从对骑手的调查和访谈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是从专送/团队骑手转向乐跑或众包骑手，反向转换身份的几乎没有。骑手普遍抱怨代理商和站点对他们的管理、约束甚至盘剥，认为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团队骑手的优势待遇（例如获得更高的单价、恶劣天气补贴、工伤纠纷的调处等）。有骑手表示：“团队作业是牺牲自由换福利保障，但如果换不来福利保障，为什么还要牺牲自由？”

三、单价怎么确定：

“市场逻辑”下的劳动力定价

“单价又降了”，小金向我抱怨，“以前4公里的单子，配送费能够达到10块，现在最多也就是八九块；以前午高峰最低4块2，现在4块1”。我很疑惑，这最低单价差1毛钱也能感觉到吗？“1毛钱只是冰山一角，原先1公里3块7，现在是1.3公里3块7，多了300米意味着每跑这点距离少了将近6毛钱。”骑手按件计酬，他们对自己收入的边际变化显然比我敏感得多，很多人感觉到 2024年单价一降再降。骑手们告诉我，七八月时很多大学生暑期工加入骑手队伍，虽然天热点外卖的人多，单量大，但骑手数量增加得更快，供求一匹配，单价就下来了。

平台如何计算给骑手的配送费，取决于骑手采取何种跑单方式。笔者花了较长时间才搞清楚“乐跑”“畅跑”“同城核心”“乐跑远”等跑单方式的差异。在不同的跑单方式下，平台派单的优先级、单价、远距离单的占比等都不同，对骑手的订单准时送达率和完成率也有差异化要求。

晓冲是美团“乐跑”项目的一名骑手，他提供了 2023年 12月至 2024年 1月间某一周的收入明细，可以看到平台采取了“阶梯式的累进定价机制”，不同的单量级别对应不同的单均价格：每周单量在 0 ~ 200单，单均价格 4.5元；201 ~ 250单，单均价格5.7元；251 ~ 301单，单均价格6.5元；301单以上，单均价格7.2元。如果按每周工作6天来计算，每天要达到33 ~ 34单，一周送单量超过200单，才能在超过200单部分拿到5.7元的单均价格。平台对于参加“乐跑”等项目的骑手也会有单量的考核，除此之外还有出勤分、准时率和完成率等指标。平台对单量、在线时长和出勤率都有要求，尤其是恶劣天气、高峰时段（午餐 2.5小时和晚餐 2小时），负责人（队长）会要求所有骑手出勤，最后的订单准时送达率要达到 98%，订单完成率也不能低于99%。达标后会有奖励系数，每一项指标都决定了骑手参加平台的各类活动项目最后所能获得的服务费收入。

几个月后，笔者回访晓冲时，他告诉笔者美团“乐跑”已经取消了阶梯式的累进定价机制，改成了统一单价。他还抱怨了美团的另一个跑单方式——“畅跑”：“‘畅跑’没出来时，我们‘乐跑’的单子，好送的和难送的还能各占一半。现在难送的单子起码占七成，因为‘畅跑’单价更低，还可以拒单，我们‘乐跑’的单子都是他们挑剩的。”美团在2021年开始试点“畅跑”，2022年4月扩大试点。据美团表示，他们接收到新骑手和兼职骑手的反馈，表示自己送单经验和工作时长不足，无法长时间跑单，也没法处理地址复杂、远距离的订单，因此希望能够更多获得简单、短途的订单（中国青年网，2023）。

如果说“畅跑”与“乐跑”比，订单更简单、距离也更短，那么“同城核心”和“乐跑远”就是比“乐跑”更复杂、距离更长的订单（知乎，2023）。在订单类型的细分上，平台借助算法做了大量细致的分类工作，目的就是提高骑手的配送效率，单位时间内可以送达更多的订单，进一步缩短配送时间，吸引更多顾客在平台下单，吸引更多商家入驻。

骑手在特殊时段、特殊天气条件下的派送补贴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2022年7月，《新周刊》曾就骑手的高温补贴做过一项调查。据记者访谈的“资深”骑手回忆，2017 年、2018 年时平台发放的高温补贴是一笔固定的数额，每年的七八月都会有300元的月高温补贴，这是明确地写在工资单上的。但从 2020年开始，高温补贴开始变成一种“花头”，需要在各种规则复杂的游戏中闯关才有可能拿到。比如，2021年，有平台推出“夏季挑战赛”，只有几周内送单达标才能获得158元、188元、218元等不同档次的“额外奖励”。原本法定的高温补贴变身为激励骑手坚持工作的“诱饵”（戈多，2022）。

以骑手富春在 2024 年 1 月初某周的收入为例，他获得的基础服务费为 2006.8元。其中，大额单补贴为79元；距离补贴为128元；在一年中最为寒冷的时节，这一周的天气补贴为 8.5元，仅占基础服务费的 0.4%；夜间（21：00-23：59）的时间段补贴为 22.6 元，占基础服务费的 1.1%。几个月后，笔者又问了富春，他表示当年夏季没有从平台获得所谓“高温补贴”。“高温补贴”以各种复杂的方式隐匿在平台的配送活动中，需要完成各类送单挑战后才能领到额外服务费，在服务费的明细项目中也没有“高温补贴”这一栏。

平台表示，在特殊天气情况下会提供专项补贴。2023年6月14日，美团外卖就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开展了夏季骑手关怀活动，计划先期投入7亿元“高温关怀金”专项补贴（美团，2023）。“饿了么”同样会推出夏季关怀板块，专项关怀红包和补贴可覆盖近 200万人次（中国网科技，2023）。在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情况下，平台会启动“特殊天气保护机制”，其中就包括通过增加订单补贴、取消超时扣款等措施来保障骑手工作中的合理权益（李莹等，2023）。据新华社的报道，2023年冬季美团配送在全国投入 17亿元补贴，保障骑手低温天气配送“劳有所得”，美团也补充，这些补贴也用于元旦、春节假日跑单的收入补贴（姜琳等，2024）。

然而，外卖平台宣称的恶劣天气补贴和特殊时间段补贴可能需要首先服从于人-单数量的实时供需状况。在平台公司调研时，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在订单多而骑手少的时候，补贴会增加，以鼓励骑手接单，单价自然就会提高；反之，当订单少而骑手数量有富余时，单价肯定会下调。一旦骑手的劳动力定价机制完全遵循市场逻辑，那么维持和扩大骑手队伍规模就成为平台控制和压低单价的不二法则。在调查中，超过半数的骑手表示，2023年以来，他们感知到单价“多次降低”或“有过降低”；62.2% 的骑手则表示在遇到酷暑、严寒、台风等恶劣天气时，平台给出的单价“基本没有提高”。

四、“赶时间的人”与派单迷局

小金分享了他的每日步数，截图显示日常步数在 25000 ~ 30000 步，换算后为8 ~ 10公里，电瓶车的每日骑行里程则在120 ~ 180公里。大龙则表示，他每周休息1天，其余日子每天从上午11点工作到次日凌晨2点，这样算下来每周工作时长为90小时。他说：“也有很多骑手选择一天都不休息，但如果这样，每天工作时长就要缩短，而且人比较疲惫，不如集中休息、集中干活。”问卷调查显示，有近七成受访者表示，每周有 7天“跑外卖/快递”，其中又有八成的人表示，每天工作 10小时以上。也就是说，近六成的骑手，每周工作时长超过70小时。更极端的情况是，有22.4%的受访者表示每天工作 12小时，每周工作时长超过 84小时；7.9% 的受访者每天工作超过15小时，每周工作时长超过105小时。

2024年9月，杭州市一名55岁的骑手在凌晨送餐过程中突然昏厥，经抢救无效死亡。据媒体报道，这位骑手是所属片区每天跑单时间最长的人，常常工作至凌晨3点多，早上6点又起来接单，困了就在电动车上睡觉，一有单又去跑。在这位骑手过世后，很快出现传言，声称平台为了防范骑手健康风险开始设置 45岁的年龄限制，引发舆论反响。之后美团迅速否认了这一传言的真实性，但仍然引发了人们对于平台鼓励骑手极限跑单的批评（澎湃新闻，2024b）。被称为“外卖诗人”的骑手王计兵曾在送完棘手的一单后写下名作《赶时间的人》，他叹道：“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骑手的超长工时频频引发公众关注，一方面是人们对于劳动者权益和劳动安全问题的担忧，另一方面则是劳动者“沉迷”于工作不能自拔的情况如何得到改善。平台企业为了回应监管诉求和舆论关切，推出了一些规范骑手工时的管理制度。例如，美团将骑手每日工作时长限制在12小时，骑手跑单超过8小时会收到提醒，每1小时提醒1次，达到12小时就限制骑手继续接单。

然而，平台对于骑手工作时长的管控和限制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不少骑手同时为不同平台工作，他们很容易就能延长工时。用骑手的话来说，总体上平台对于骑手工作时间的控制是“只能跑多，不能跑少”。我们的调查显示，有 6.2%的受访者同时服务于美团和饿了么，但实际比例肯定远高于此；有 1/4 的受访骑手表示他们会更换不同类型的跑单方式。有时饿了么和美团两大平台的骑手还会接到抖音的外卖单。抖音目前还没有专属合作的即时配送物流承包商和骑手团队，但它已经可以借力其他平台的物流服务网络。可以想见，为不同平台跑单的模式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期，防疲劳系统也因此需要有跨平台的协作才能行之有效。

《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的作者陈龙曾经提到，和他一同送外卖的一位资深骑手常常满头大汗，他以为是累的，但那位骑手表示，“我不是累的，我是急的”（北京青年报，2025）。什么能让资深骑手急成这样？骑手们普遍指向平台的“乱派单”。我询问骑手们：“什么样的派单算‘乱派单’？”答案包括“取餐地点非常分散的单子”“强派不顺路或需要绕路的单子”“由地理条件导致配送路径非常复杂（如需要跨越河流、过立交桥、穿过大型机构如游乐场等）的单子”等，而这些都会造成骑手的配送时限特别紧张。

骑手忠齐展示了他向平台客服的线上投诉，夹杂着大量脏话的投诉事由显示了他的愤怒和无奈。投诉中“派单相关问题”占比最高，其中又以“派单不合理”的问题投诉最多，具体包括“取餐很远、送餐很近，总体服务费很低”“商场地形复杂，取餐难”“难取又难送”等情况。对于这些“不合理”的单子，骑手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加价转单；二是取消派件，但要被罚款；三是硬着头皮送，并承担超时的风险。作何选择因人、因场景而异。有一天，小辉发给我一条视频，他正走下一条深不见底的楼道，原来是午餐高峰时段在某商场取餐，他表示“去 B2 层取餐，商场不许我们使用客梯，只允许走这通道。跑断腿，用最快速度上下也得 5 分钟，还不许我们戴头盔进去”。这样的商圈或楼宇订单就是骑手口中的“难送单”，高峰时期加价转单也未必能转出去。有一次小辉加了 5元转一个难取又难送的单，最终还是“砸在手里”。为了不拖累其他手里的订单，他咬牙取消了订单，并支付了 10 元违约款，而这单即便准时送达也只能收到 4.3 元配送费。当我们询问骑手为什么智能系统会出现乱派单时，他们普遍表示，就是为了让骑手超时，以便平台罚款扣钱，从而节省派送费。研究者将平台这种基于时间的、闯关式的游戏化管控机制称为“时间套利”，认为这种做法重塑了平台经济下的新型时间认知和秩序（孙萍、陈玉洁，2021）。

“偷距离”是骑手对平台的另一项控诉，指的是平台地图给出的路程距离往往比用高德或百度地图给出的实际距离更短，少则二三百米，多则一公里，甚至常常给骑手规划逆行配送路线。平台基于自己的路程测算工具给到骑手的配送时间往往非常紧张，骑手自然会因害怕超时罚款而不断赶时间。这些做法不仅变相降低了骑手的劳动报酬，还催生了大量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对骑手本人和他人都构成安全威胁。我们的调查显示，受访骑手每月的配送超时罚款平均为 143元，有 25% 的受访者每月超时罚款达 200元；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会因违反交通规则被罚款，其中 9.1%的人表示经常被罚款。

五、“顾客-社区-骑手”

关系中的劳动者尊严

2024年 3月，在北京望京人民法院的民事庭，一位名叫冯文学的骑手起诉物业公司的案子开庭了。他没有聘请律师，自己当庭一一陈述了4年来送外卖所面对的种种不公，包括物业只准骑手走特定的门、不让骑手电瓶车进小区等。他控诉物业总是以业主自治来搪塞，但自治不能违背公序良俗，不能欺负人。3个月后，他收到民事判决书，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在向法庭起诉之前，冯文学已经与物业为骑手进小区的事抗争了很多次，他与保安争吵过，与物业经理沟通过，向12345投诉过多次，还打过110报警（张苹，2024）。

和冯文学一样，很多骑手都会在跑单过程中感到尊严受伤害，但大部分选择了沉默，他们耗不起时间、承担不了风险，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抗争没什么用。我们的调查显示，有26.3%的骑手表示在送外卖过程中“经常有”不受尊敬的感受，有24.7%的表示“有时有”，有31.7%的表示“偶尔有”。当询问这种不受尊敬的感受主要来自哪里时，84.7%的骑手表示“来自顾客”，58.8%的表示“来自商家”。骑手们表示，送外卖最难的就是商家出餐慢，也就是“卡餐”，顾客还一直催；或是顾客地址写得不清楚，还不接骑手电话，超时后又肆意投诉、给差评。这些要素只要集齐一两个就是骑手的噩梦，非常影响心态。平台设置骑手评价机制本意是为了提升服务质量、强化内部管控、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会出现偏差，往往过度偏袒消费者和商家，而没有重视骑手的正当权益。

目前大量申诉都是骑手针对超时配送或被迫取消订单后要求取消罚款的情况，平台虽然给予了申诉渠道，申诉不成功也可以给客服打电话，但这一渠道并没有充分考虑骑手的申诉风险和时间成本，骑手们对此意见也很大。小金向我描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某天，平台派给他一单4公里以外的订单，取送餐预计1个小时，但遇到商家卡餐后他致电顾客，顾客说自己联系商家取消订单（因为骑手取消要被扣除一笔数额不小的配送费），结果商家没有取消订单，而是另找人完成了配送。小金致电客服，客服让他自行取消后进行网上申诉，结果申诉被驳回。小金再次致电客服，客服说小金流程有错误，小金辩驳说这是前一位客服指导他这样操作的，但客服并不予理会。结果就是，配送费10元打水漂，额外罚款20元，浪费1个多小时取送餐时间，以及与客服两次通话接近半小时。他心里十分懊恼，“但又没处说理”。网约配送因时效性要求高，需要商家、骑手、顾客的多方协力，但平台在集成信息方面往往减少对商家和顾客的要求，把过多的压力给到骑手。

小区物业管理也是让骑手们产生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有不少小区不允许骑手的电动车入内，但顾客又要求送餐上门，这大大增加了骑手的工作量。有些商场和高档小区不允许骑手使用客梯，“怕我们把电梯按键按坏，影响业主通行”，骑手需要爬楼或绕行寻找货梯。甚至有些骑手遇到过物业保安要求其脱工作服、摘头盔才能进楼的情况。此类情形往往引发物业工作人员和骑手的言语冲突或肢体冲突，甚至会升级成暴力事件。大龙在市中心一栋商住楼送单时就遇到保安要求他摘帽脱衣的情况，“我当场就火了，就嚷嚷，说这么规定的人光吃饭不干人事。保安也火了，问我骂谁呢，上来就要动拳头。我说谁规定的我就骂谁，保安听了就没再要打我，他们说都是物业经理要求的”。我问他有没有找物业经理，他说没有，“那有啥用，浪费时间，还不如糊弄糊弄过去得了。你找了他，他肯定也是推到业主身上”。

配送平台的商业逻辑与小区封闭式管理的逻辑之间出现了冲突，近年来也引发了大量讨论（张守坤，2024；36氪，2024），有些地方开始探索建设骑手友好型社区或骑手友好型城市。据美团披露的信息，2024年有十几个城市的属地党委和政府促成物业、社区和美团之间的合作，落地“骑手友好型社区”，协商外卖骑手通行机制，划定专用停车区，设置小区地图，解决骑手进门难、停车难、充电难、就餐难等各种问题（美团新闻中心，2024）。上海市杨浦区也乘着“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东风，开始倡议和推动打造“骑手友好型城区”（澎湃新闻，2024c），但目前还没有完全扩展至全市。从骑手的反馈来看，覆盖面和实际效用还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