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莞造纸厂工人自救，再看两个造纸厂的故事

从东莞造纸厂工人自救，再看两个造纸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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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三起造纸厂的自发运动说明了，自发状态的无产阶级很容易被各条错误路线所蒙骗，难以走上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认识到要造反，他们一盘散沙的状态、散兵游勇般的队伍也根本不可能对抗资产阶级的暴力机器。革命者应当走上列宁导师的政治报路线，建立起强有力的地下革命家组织，而后以地下领导地上、地上地下隔离的原则，全国一盘棋地进行地上组织的建设，以此将广大群众严密地组织起来，并对他们进行政治灌输。通过这样的组织工作，革命者才有可能将群众从自发带向自觉，建立起我们时代的根据地与红军，完成革命。

2、工联主义必然失败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不以推翻资本主义秩序为纲领和最终目标，更致命的问题是工人群众能够自发地进行工联主义的斗争，却不可能自觉地将自发斗争变成自觉的革命斗争。看似更“温和”的工联斗争到了最后连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权益都要被资产阶级收回，而更加“极端”的武装革命，却不仅仅能完成工联主义的目的，还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一劳永逸地扫除无产阶级无权的状态。今天的革命者更要吸取以列宁导师为首的俄国革命者的经验，要通过政治报路线建立遍布全国的代办员网络，切记警惕“单点突破”的机会主义路线，地下领导地上，最终武装夺取政权。

4月初，东莞广宁县森和造纸厂的工人们已经被欠薪大半年，他们自发行动起来，一定程度地占厂堵门、不让资本家的卖厂得逞，获取了合法解决问题的机会，经过协商，工人们会在4月30日得到补偿，目前还没有进一步消息。从这次造纸厂工人自发斗争当中，我们可以联想到曾经两个造纸厂工人斗争的例子，分别来自郑州造纸厂和俄国韦伯尔格造纸厂。如果说郑州工人们败在合法斗争的路线上，东莞造纸厂工人们合法斗争的暂时成功则是厂方资产阶级自身走向破产的条件促成的，而更重要的是从韦伯尔格造纸厂工人的武斗和集体合作改造乃至占领本地之后却走向妥协覆灭的教训。马列毛主义者不仅要明白斗争的自发与自觉之间的关系，更要有可行的斗争方法和物质力量去推进自己的主张，从这三个造纸厂工人斗争的例子，可以见到不同烈度、不同政治性质的区别，通过这些，为马列毛主义的革命实践提供经验。

东莞造纸厂欠薪卖厂，工人堵门保厂管理层自找销路

事情发生在东莞森和纸业有限公司，4月，工人们已经4个月未收到工资，其实在上一年10月开始就已经没有工资了，只是过年前才给了工人们一点必须的薪资。直接原因是工厂的效益失衡，处于净亏损的状态，生产越来越多，但商品挤压，即使低价也卖不出去。这就是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时追求利润，进行盲目的生产扩张，结果过剩，造就出工人的反抗。

公司一年流水就超过10亿元，一年营业收入达3000多万元。投入了六七千万元进行机器改制。“全世界都知道扩大产能，可以降低成本。但一天生产100万吨，卖不出去有什么用呢？”已经从以往的3700元/吨降至2200元/吨，而废纸的价格却在上涨，导致成品纸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在工厂破产时，工人被要求“停工待产”，就是变相裁员不发工资，工人们发现资本家卖厂清算的情况，并做出了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仅有声势是阻挡不了卖厂的大货车带走厂里的资产的。工人们必须采取实际的行动，同厂方斗争。正如下图，一线的工人们看守着工厂大门，一个人不够那就三人、十人，有货车来拉货，就说明有资金交易，那就说明工人的工资还是有的，也就是让资本家拿自己的本金来换！资本家不会答应，但他又处在破产的状况，没能力让中修给他当后台直接召唤铁拳镇压了， 中修对这个矛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资方的责任踢回去就是了，促成了最后各方的妥协。东莞工人们自发斗争的胜利，就数百名工人们讨要回血汗钱来说确实是成功而且伟大的，类似的斗争最后妥协的案例也数不胜数，但马列毛主义者看到的是其中特殊的条件不可复制，资本破产、政府未直接镇压，以及事件内外的一些不足。

4月3日下午，水瓶纪元前往位于东莞厚街镇的森和纸业工厂，目睹几十名身穿蓝色工服的工人正守候在工厂门口的马路两侧，或站或坐。工厂大门时而开启，载着纸品的货车不断开出，大门内侧也有工人坐着，时刻监督着运货工作。 工人们因此早晚蹲候在工厂门前，等待工资结清。4月10日下午，广宁县县委及宾亨镇政府召集了厂长、副总经理、职工代表等人开会，给出了一份《工人工资清偿专项方案》。“工人工资将于2025年4月30日之前支付完毕”。

值得一提的是，据“工劳网”相关文章报道，造纸厂中层工人依靠权限自找销路，但是并没有说明这些销售进行的怎么样，大概率是解决不了一线工人们的问题，甚至可能产生私下交易的不公。无产阶级在具体问题和具体的斗争方法上是思维敏锐眼光雪亮的，工人们自发地聚集起来形成声势，并且集体行动看守大门阻碍卖厂，这些都是切实可行的经济斗争的方法，从这一点来说，工人不需要谁来教他以经济斗争为目的的行动。但是一个破产的 “森和”之外还有千千万万个正在全力扩张、争夺市场的“森和”，更有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们受着或多或少的压迫。一个森和倒下了，签下了向工人们发回工资的协议。可是正如两年前富士康工人运动当中一样，如日中天的资产阶级理直气壮、仗着中修铁拳的镇压，有恃无恐地压迫工人，即使近万人参加的打砸暴动，也没能换来补偿和保障，更不用说今年蒲城运动五万人的浩浩荡荡，只打到副校长，结果却被军警镇压。在当今的一些自称马列毛的派别来说，好像是

郑州造纸厂的失败与影响

总的来说，2000年，在黑社会遍地的郑州、在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不断膨胀的郑州，数百名工人团结自身所可以团结的力量，走合法斗争的路线，确实造成巨大影响力，当时的大学生慕名前往、甚至有社会学的论述刊登出来，最后，工人代表锒铛入狱、工人群众万马齐喑回归散沙的状态，则是不变的结局。 在工人代表的两三处细节当中，我们可以更好地对比韦伯尔格工人的斗争。

郑州市造纸厂建于有职工1100多人，1995年停产，职工集体下岗，1997年10月，河南丰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造纸厂实施兼并。兼并的前一天给职工每人发了一袋50斤的面粉。第二天开会，职工全部举手通过，同意兼并。兼并后，丰华公司组织了一部分职工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上岗培训，但是培训完后无岗可上。也没有完全兑现承诺，只给职工发了两个月170元的低到令人发指的工资。

这就是改革开放给官僚和资本家带来的春天，国有资产被变卖鲸吞，工人下岗。面对这种情况，工人们自发推举出了有能力的“代表”，例如下岗后开厂做生意的刘玉蕊、造纸厂副厂长李嘉庆、工人代表“王工”。总之共通的是，工人们和代表们只能拿救厂、保国有资产为名，不上升到政治层面，但是处在野蛮生长状态的资产阶级让他们连和平缓和阶级矛盾的条件都没有。

从1995年至1999年，工人们一直请刘玉蕊回到工厂为带领大家主持正义。工人们对她说：“刘玉蕊，你救急救不了穷，为了我们工人，出来吧。”她跟我们说自己去买菜时老看到造纸厂的工人在捡菜叶，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说：“为了生存，闹革命去。”她出来带领大家团结一致往上反映情况，上访。刘玉蕊说，他们一开始就说好一不堵马路，二不打砸抢，只是要保护国有财产。

刘玉蕊在法庭上的话（笔者注）：上访到市委不是我组织的。这都是自发性的。就是工人自发性的……说我无理取闹……我要吃饭啊,我要吃饭,你(政府) 给我安排不了工作,你(政府) 又不给我兑现兼并的协议?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

工人们也多次同公司发生正面冲突，把公司的人撵出工厂，关上大门。

结果在政府出面保证的情况下，工人退让了，然后到处上访都毫无结果。 2000年6月7日，工人们自己成立了以副厂长李嘉庆为总指挥的七人领导机构，尝试自己管理工厂。8月7日，李嘉庆突然被秘密抓走，宣告了自治的失败。

整个运动的最后，中修政府对工人代表的审判，是恶心至极的、对无产阶级的清算和侮辱。

一个工人代表的回忆（笔者注）：法院本来开的是大庭，能坐2、300个人呢。结果他一看我们的工人到了那么多他又改用小庭，只能坐11个人，硬挤呀，进去了15个人。王工出来了，瞬间，几百个人同时拍手鼓掌，王工一下来以后，”王工！你辛苦啦！“”王工万岁！“都喊出来”王工万岁“了。出来但是不让见。最后我给他法官讲，我说”咱这样，叫我们工会委员进去3个人，最起码给他说说话“。当时叫N 进去N 不进去，这我叫上L ，我们俩进去的。哎呀——，看见王工啊，王工吃着饭，我掉着泪给他夹着菜，他也着急也吃不成，人一着急你不知道心里一激动，吃不成饭。

郑州造纸厂工人运动的影响因自发的、合法的斗争而起，也因自发的、合法的斗争而终。

我们也看到，工人群众是很了解自身所需的。他们以自发的诉求，选出了能够代表他们的领导人物。但也正是因为松散的选举代表，各自主张和立场有差别，最后一个销声匿迹、一个被捕、一个被判刑。也正如事后一些“调研”的记录所说， 当听说我们是大学生时，一位三十五岁的工人就慷慨激昂地说：“当年六四，那时是我们觉悟低，你们有先见之明，现在不一样了，现我们都明白了，只要你们叫我们起来，只要有你们带头儿，我们一定起来！”无论这话里是否包含了夸张与片面，无论这话对与错，但它都反应出一个度，一个工人们所不能忍受的底线。 工人一定程度上会认识到自身的“觉悟程度”， 而马列毛主义者要让群众觉悟起来，不可能只靠几个人的宣传教育、能人式的影响，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整个阶级的事业，觉悟的提升所需的是一个革命阶级的环境。 正如资本主义无时无刻灌输着资本主义的思想，要让无产阶级获取觉悟，只有建立起属于革命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状态不可，无产阶级成员自身发现的需要领导者，在郑州造纸厂工人的工联主义选举下，再次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组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郑州造纸厂工人一开始就选择了完全合法的斗争路线，自我埋葬了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力量，而有名望有能力的代表们最后束手无策，一切的结局早在选择斗争方法路线时就决定了。

韦伯尔格工人夺权和当今特色国家里的异同

先简单总结一下，韦伯尔格工人一建罢工委员会提出诉求组织工人、二放气球赶走美国资本家、三是包围黑社会和特警、四是再次包围并重伤黑社会老大，五在当地夺了权。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同样是国有资产被变卖、工人被迫停工以及下岗失业，郑州工人无力获得补偿，而韦伯尔格工人靠团结在工会、手握枪杆子、占领水电广播，取得了一定的独立自主。但是抱着合作社幻想的韦伯尔格工人们的“一厂社会主义”最终在资产阶级的围追堵截下屈从于妥协了，所以说战术上是有建树的，而路线上是需要吸取教训的。最大的教训就在当时极力鼓吹韦伯尔格的“共产主义工人党”，所引出的假的无产阶级政党，真正的阶级先锋队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路线纪律，如果连贯彻路线、改造成员都做不到就别指望领导群众了。

韦伯尔格的情况很特殊，8000人的县城，2000人都是这所占据世界最大造纸机器四分之一的造纸厂的工人，而且打猎的习俗让他们保有着一定枪械武装，这在中国都是不可复制的。韦伯尔格工人的夺厂夺权始于工会、罢工委员会的建立，诚然有效，但在最后的情况却是这样的：

被工会请去的两位地方议员代表了韦柏尔格区大商人鲁宾诺维奇的利益。1999年12月中旬这些地方资本的代表试图同萨巴达什（黑帮老大，从美国资本家那里收购韦伯尔格造纸厂的人，笔者注）妥协。丢脸的合法主人同意不解雇任何一个人，工厂不转产，工资上调30%，工会保持原班领导。平心而论，这是一个现实的方案。工会执委会大多数成员固执已见，还抓着「人民」企业的梦不肯松口。工会不肯让步，又拿不出现实的法子。随后一个月，区区40美元一个人的价格萨巴达什收买了大部份职工。工会领导人被解雇了，他们能作的仅是开始一场漫长枯躁而无结果的诉讼。

“习大大”曾经引用过《庄子》的“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句话本来是说事物变化的由易到难，他则是用“开辟事业”的意思来形容中国共产党规模的变化，他当然不会也不敢提中共起始与当今不同的性质变化，不过把这句话反过来形容郑州和韦伯尔格工人运动也是类似的，一个因自发工联主义合法斗争而兴起并灭亡，一个因工联主义非法斗争而暂时成功、最终直接因工联主义的合法斗争而失败。 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简毕巨”，是抓住了无产阶级斗争从自发走向自觉革命的主要矛盾，让群众在工业化的组织当中得到行动的方向，并不断强化义务劳动、社会主义的关系，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这就不同于阶级自发性、工联主义的迷信影响力，在郑州和韦伯尔格工人们自发引向的工联主义下，就变成了属于影响力的“始巨毕简”，参与其中的群众造成了影响、得知此事的人们也受到影响，但是除去打了官司、知道这件事之外，却保不住工人们的饭碗。 对于中修这样的统治阶级来说，只敢把正确的话当作门面，只敢用“始简毕巨”说他们修正主义党的简单的数量上的变化，或者像是在森和造纸厂的事件当中让破产资本家担责、痛打落水狗、给工人一点妥协——随着资产阶级进一步瓜分垄断市场，较小的资产阶级破产、造就过剩产能、造就庞大的失业人口以及无产阶级的反抗，革命力量一定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自发反抗。马列毛主义者不能再待在群众后边，建设革命政党，让无产阶级的、受无产阶级监督的革命家去承担集中的工作权力从而领导整个阶级的革命，才能把自发性导致的路线歪曲和策略失误彻底消除。

然后我们回到韦伯尔格工人运动具体的经验上。首先，针对革命的直接目标来说，当今的马列毛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夺权、不建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消灭剥削阶级不罢休。韦伯尔格工人们一开始不想涉及政治，但也正是在自发斗争的过程当中，促使他们去占领广播电台，吃饭用电用煤也要有，于是夺了水电，整个区都受到工会的影响。或者反面来说，正如运动最后，州政府断绝了造纸厂的销路、不卖给工人煤炭、连吃的面粉都给你扣下。反动阶级的专政让民众不想搞政治也得碰政治，你不走向政治，政治就“奔”你而来，而且是直接宣战、当头棒喝。

这也是“一厂社会主义”、“单点突破”的完全破产 ，当时还有着所谓的政党“共产主义工人党”支持，而黑社会老大只需要联络上州政府的官员，通过他们仅从经济生活上封锁就把自发斗争的工人们逼得投降了，更不用说政治性的革命，一处或者几处单独的起义，在当代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全国各处的镇压力量都有可能在数小时内赶过来包围。马列毛主义者要从根本上坚持无产阶级的专政夺权，彻底解决阶级矛盾带来的政治矛盾，同时在战略战术上，起码要做到和敌人展开同样宽度和深度的战线，才有战胜的可能，在落实的时候则是如同“持久战”一样，持久战战略的游击战术是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基层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托举上来的，没有根据地就没有游击战，没有群众的小推车也就没有解放的战争。

韦伯尔格工人运动最亮眼的就是工会组织下的武装工人的行动。这对当今马列毛主义者来说，就是隔离政治的地下地上关系，要形成统治阶级镇压机器所看不见的组织核心，从而隔离革命行动和群众自身的关系 。韦造当时斗争当然没有彻底夺权和地上地下的划分，但是马列毛主义者可以类比其中的特征。包括，地上组织的作用，罢工委员会想把韦造变成集体合作社，缩小一些可以成为群众互助例如吃饭互助，在一开始发挥集合、吸引作用。再进一步，本文最开始的森和造纸工人们在工厂门口看门保厂，就是工人自发组织出来的协同工作，韦造工人面对黑帮，也一定是需要分工值班的，因此一开始的生活互助组织就成了引子，成为工人群众保卫利益的利器。而韦造工人放气球赶走直升机，再到包围黑帮和武警，就体现出组织性斗争的不同烈度，也是斗争性质的不同，一个针对资本家，一个针对国家暴力机器。

所以，马列毛主义者应该认识到，互助组织、经济斗争等地上合法活动的练兵作用和基础的组织作用，但是要让群众发挥出革命的力量，还是要上升为政治斗争推进夺权的任务，韦造运动当中最能吸引人加入到革命行动的时候，一定是工会夺了地方政府、水电的时刻。还有，地下地上的隔离也显现出了作用。面对黑社会和防暴警察同流合污的突袭，工人们拿枪包围了他们，几乎相当于歼灭，而韦造的工会说没有动武，军警机关在政治上不占理也只能先忍着（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俄国内部政治斗争让反动力量并不完全统一，一方会攻击另一方的把柄，现在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是随意挥舞他们的铁拳，稍有反抗就全力镇压）；面对黑老大，打个半死，只要不被抓到是工会指示的，那他就是自己摔的了。“法不责众”不是要一切行动都去集体暴动，那样只能成为工团主义的盲动行径。马列毛主义者要客观判断革命形势，划分符合革命组织利益的行动，一切基层组织为了发动群众，而发动群众则是为了在战略防御阶段游击并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从而在未来实现转变到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

然后，政党的组织形式一定就有效吗？正如韦造遇到的，“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开大会、对韦造工人的虚假支持，所体现的是，只要组织的路线不对，再多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行动也只能成为改良主义、议会斗争的敲门砖和投名状。

10.13枪击震动了全国。由于当年年底国会换届选举在即，反对派政党纷纷大洒鳄鱼泪。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想混水摸鱼，再说这个组织本来就在工运中很活跃。11月26-27日在「韦造」厂内召开了「全国劳动集体斗争经验交流大会」。到会代表鱼龙混杂，有真诚的工人积极份子，有鼓吹劳资和谐的工会官僚，也有政治活动者。大会基本受共产主义工人党操纵。该党中央书记之一亲自作代表的思想工作，以图让大会通过支持该党国会选举纲领，但没有成功。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追求真正的先锋队组织，要实现的是政治思想领导。而顺应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反对派”们就只能把革命的原则变成改良的实践。在当代，先锋队组织起群众，生产生活的互助是一个桥梁。在夺权的过程当中就要去负责组织工厂运行，未来还需要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时刻监督国家机器的运行、监督先锋队成员和代表人的权力行使状况，这些无一例外要求 革命先锋队去给革命阶级灌输马列毛主义的认识，去消除不同派别的习气和影响，要让党性的哲学去统一思想。 由此一切工作的细则才有确定的方向，正如列宁对政治报和文艺作品写作的态度一样，马列毛主义者反对一切个人主义的“超人”，反对追求个人、一个派别的影响力。更何况，武装夺权必然伴随着流血的战争，从保卫工厂基层组织和罢工活动的纠察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人、威慑反动分子的锄奸队，再到正规战斗的红军……任何一个组织环节、任何一个斗争环节，都不可能单独以影响力为追求，只有坚持彻底夺权的斗争，才能建立起这些组织链条，才能驱动整个革命链条的运行。

最后， 参照过去工农红军筹款的基本经验，大致采取逮捕资本家，对其罚款或缴纳赎金。既可以是针对个人的赎金，也可以是针对工厂的赎金。韦柏尔格造纸厂则是在罢工委员会领导拒绝资方的进厂接管。 ——森和造纸厂的工人们，如果有着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组织基础，应该怎么办？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说，不能让自发运动像郑州造纸厂运动那样再牺牲工人力量了，但确实要用经济斗争训练、结合群众。前面已经分析过造纸厂的特殊条件，资本家破产、中修官僚踢皮球选择妥协没有直接镇压， 群众自发的经济斗争， 通过向各个政府机关请愿、提出符合法律程序的诉求，遏制住资本家的变卖资产的逃避行径，就已经暂时获取了经济上的胜利——一纸承诺。目前此事件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如果政府和资方给工人们的承诺没实现，负责堵门的“纠察队”成员，经过值班筛选，先进的工人在地下革命组织核心营造的政治氛围中、受到集体灌输、得到马列毛主义的思想，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战，就形成了曾经红军的精神雏形，在持续的战术训练和政治训练下，承担逮捕资本家并审判的行动。资产的划分问题就成了小事，工人血汗钱自然就回来了。毕竟工人自发的行动就有绑架资本家家人， 把个人报复性的恐怖主义化作理性的、有目标的、保卫群众利益的、从而促进组织发展的专政行动，是革命先锋队要改造群众自发性的一部分。 还有在战略相持阶段，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此时的革命先锋队虽然有公开自己的存在，但实际的、具体的革命家组织对反动势力来说还是隐藏着的，无论怎样，在敌占区一定严格划分地上地下的政治隔离，在武装工人等地下暴力组织的协助下，逮捕、协商、对开明资产阶级要求捐出资产，都是可行的途径。 地下到地上，地上再到地下，前一部分的基础是地下革命组织，后一部分又需要地下暴力组织作为后盾，不然当代马列毛主义者面对“韦造”被突袭的情况，只有地上工人组织的话，迎来的只会是帝国主义国家最极端的关注和镇压。 东莞、郑州、韦伯尔格，工人们不同的暂时成功和根本相同的妥协失败，最终都指向当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需的主观条件，把马列毛主义和当今帝国主义内部发动工人革命、建设革命先锋队的需要结合起来。地下组织核心，隔离政治，是保卫革命家和群众的生命然后发展新的力量，或者仅从如何防备“叛徒”的角度来说，通过列宁主义的政治报搭建起组织协同的脚手架，有着作为低限度的纪律、有着每个成员必须的路线准则，投机的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便衣特务就必然在无尽的协同交锋当中暴露。即使他们“当上了官”只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还在，这个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具、克服自发性的工具，就可以发现并将其罢免，或者一人背叛也只能是带着下级，必然能被第一时间发现并交由“锄奸队”处置。当代革命实践就缺少把这些方法变为现实的革命先锋队核心，马列毛主义者，团结起来，无产阶级孤立的力量等于零，要让无产阶级唯一的武器——组织——发挥出集体的力量，准备迎接无尽丰富的基层工作、潜伏准备漫长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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