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伤共和国勉力奋斗 韩国工伤运动剪影

"2005年，10名泰国女性劳工因二甲苯中毒身亡，事件发生在京畿道华城市，由于当时安全设备不足，事故无法避免。"

"2007年，尽管不算是为工业灾害，丽水外国人保护所发生火灾，导致包括9名中国劳工在内的10人丧生。"

"2008年，在利川的Korea 2000冷藏仓库火灾中，40人丧生，其中13人是中国移工。"

"2020年，京畿道的一家物流中心发生火灾，38名遇难者中包括3名海外同胞签证持有者。"

"2022年，安城的一个物流仓库发生坍塌事故，5名移工丧生，其中3人是中国籍朝鲜族同胞。"

2024年12月13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从 Aricell 事件探讨移工安全权" 研讨会上，韩国民主劳总属下的移工工会 (MTU) 干事郑永燮先生举出了过往20年牵涉移工的重大灾害事件。遗憾的是，即使只算移工的案例，这些事件也只是冰山一角：在无数个没有广受报导的案件中，断肢致残、患长期病、死亡的案例不胜枚举。韩国统计厅数据指出，2022年全国因工作事故或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达到2200人以上，是经合组织38个发达国家之首。而官方数字以外，往往还有大量无法纳入统计范围的案例。在韩语媒体，"工伤共和国" (산재공화국이란) 的称号被广泛使用，用来现有的批判工业安全制度。

相应地，工伤运动也在艰难的抗争中成长起来。工伤运动一直都是韩国劳工运动中极具能量的一块，无论是三星电子白血病患者十多年的长期抗争，还是近年在年轻人间号召力甚广的金容均事件抗争，都展示了无比强靭的毅力。关注工伤和职业病的民间团体，诸如半导体劳动者健康与人权守护联盟、金容均基金会、韩国劳动安全保健研究所等，都积累了长期的组织和倡议经验。2020 和 2021 年，这场长期斗争迎来了两个里程碑：《产业安全保健法》的大幅度修法，以及《重大灾害处罚法》的立法。

《重大灾害处罚法》中不仅订明了企业罚金，更订明了经营责任人的有期徒刑。如此严厉的罚则，自然引起工商界强烈反对。由此出现的一系列角力，正好反映了韩国工伤运动的新形势：不仅要守住这些斗争成果，更要争取将这些法律复盖的范围逐步扩大。

工伤运动从来都是结合了多方专业知识的社会运动，由医学上的分析，到各类诉讼和工伤认定所需的法律知识，再到改革和监察工作场所需要的专业能力，每个环节缺一不可。不同行业、性别、国族身份的劳动者，又会因不同原因而暴露在各种危险当中。在采访 Aricell 事故维权活动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了9个公民社会组织，包括专门从事工伤议题倡议的团体、工会、移民权利团体，以及专门为移工提供服务的公益律师。在追朔 Aricell 事故的各种制度因素时，我们同时尝试拼凑出一个 "后《重大灾害处罚法》" 工伤运动现况的概观。

《重大灾害处罚法》：谁人负责？怎样追责？

2018年12月，在泰安郡火力发电厂上班的外包工人金容均在检查运煤输送带时被机器夹住头而死亡。对于多数年轻人无法获得正式聘用的韩国社会，事件引起大量青年劳动者的关注，形成旷日持久的斗争。斗争的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产业安全保健法》修订草案送审8天后旋即通过。另一个成果则是 2019年10月 成立的金容均基金会，它成为了后来倡议《重大灾害处罚法》立法的重大力量。2020年底至2021年初，经过一轮绝食抗争，《重大灾害处罚法》在民间团体督促下得到通过。

随之而来的是工商界对于《重大灾害处罚法》的口诛笔伐，以及尝试减轻资方责任的行径。"面对《重大灾害处罚法》，公司总是歪解，认为法律通过会打击自己的经营，尤其是中小企业。"金容均基金会秘书长权美精（권미정）说。"企业主也会采取各种做法回避处罚，在 Aricell 事件中就很明确。Aricell 的董事长朴淳瓘在法庭上不断声称自己只是『形式上的董事』，这种说辞在任何地方都站不住脚。这种毫无道理的说法之所以会出现，正是为了逃避《重大灾害处罚法》的责任。这也是企业主们为了回避《重大灾害处罚法》的处罚，所采取的最典型的做法之一。"

Aricell 事件正正反映了《重大灾害处罚法》两大痛点之一：追责对象的界定。Aricell 董事长透过"形式上董事"一说尝试摆脱责任，只是企业主常用技俩之一。更常见的是透过设立"安全保健负责人"让企业的实际董事撇开责任。"像三星这样的大企业，会设立『安全保健总裁』 ，将法定的责任转移到特定的职位上，借此逃避高层管理者的责任追究。"韩国职业安全健康研究所的孙辰雨说。

某程度上，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安全事务的职位，确实符合立法原意。孙辰雨指出："该法的核心理念不是处罚个人，而是企业必须投资并履行其义务，如果企业确实努力改善并进行了适当的安全保护，即使发生了死亡事故，也会因应情形给予一定宽容。"但在实行上，"安全保健总裁"的身份总是十分模糊。以建筑公司为例，这种职位只是负责监督员工的疏忽情况，例如是否正确佩戴安全帽。而在生产安排、安全配套上，这些安全保健总裁不一定有权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刑事责任的追责对象是否应该转移回到拥有实权的负责人身上？在2023年5月的《重大灾害处罚法》第一案，即京畿道扬州采石场崩塌事故当中，检察院直接起诉了涉案的三浦集团（삼표그룹）会长，可理解为对此主张的肯定。无奈的是，因被告否认指控，直到2024年中，此案仍在审理当中，尚未有裁决结果。

《重大灾害处罚法》的第二个痛点在于它的适用范围。制定之初，为了顾及中小型企业不能及时调整业务，政府实施了员工人数50人以下企业的宽限期，为期两年。宽限期最后于2024年1月结束，也是因为这个及时的结束， Aricell 公司才会被列入《重大灾害处罚法》的起诉范围内。然而整套法律对于员工人数5人以下的小型企业完全不设规管，而这种小型企业正是安全隐患最严重的企业。在大邱市组织移工的城西工会代表 Chaminda 就曾说过："最小规模的企业通常员工人数少于5人。这些企业是重大灾害最容易发生的地方，比如致命事故或需要重症治疗的严重伤害。"

除此以外，此法的下位法《重大灾害处罚法施行令》也为其适用范围设定了各种制肘。对于职业病案件，目前《重大灾害处罚法》只适用于急性疾病，并必须是与工作间有明确因果关系的疾病。由此，在工作场所里经年累月积下的长期病，像尘肺病、白血病等，是否能套用此法的罚则，仍存在许多问号。另外，对于公共设施管理不善而造成的灾害，"公共设施"的定义亦有不少相榷馀地。例如，由于"公共汽车"并未明确纳入"公共交通工具"的范畴，而不完全适用《重大灾害处罚法》。对于金容均基金会来说，持续监察这套新法律的执行，并且提出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抗争重心。"在《重大事故处罚法》的适用范围问题上，我们的核心诉求是 '不要排除任何人，必须对所有人适用这部法律'。"金容均基金会秘书长权美精这样说。

强调员工参与的风险评估制度，如何付诸实行

2020 和 2021 的修法和立法后，一个常遭轻视的环节便显得无所遁形：风险评估。自从 2013 年《产业安全保健法》首次加入工作场所风险评估的条文，它的实施总是乏善足陈。即使条文规定企业需要让员工每年参与安全风险评估，在不少情况下，员工都只有听说而没有真实经历过风险评估。2022年《重大灾害处罚法》可说是一大整肃：它规定了"企业主及管理者有确保安全卫生的义务"，并附加了"采取措施建立并实施安全卫生管理系统"的责任 。与此同时，韩国雇佣劳动部在 2022 年底也公布了《减少重大事故路线图》（중대재해 감축 로드맵） 。当中四大策略的首项就是"建立以风险评估为中心的自律防范体系"，包括在5名或以上员工的工作场所强制实施风险评估制度。

比较严厉的法规确实带来了正面影响，雇佣劳动部的统计数字表明，由 2020 年到 2023 年期间，所有行业的意外死亡率由每万人0.46人平稳降至每万人0.39人。而按照民主劳总的研究数据，《重大灾害处罚法》后，原本不实行风险评估的企业当中，大部分也已开始实行。

由此，工会和劳工团体的着眼点便落在了"工人参与"的部分，也就是如何确保基层员工的声音能真正影响工作场所。孙辰雨认为："风险评估的核心在于，劳动者能够评估自己在工作现场中面临的风险，能够自己说出来，并对此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实行上，风险评估制度面对各种问题，例如基层员工对改变企业环境没有信心，以及因为不愿意耽误工作流程而拒绝增添安全设备。

Aricell 事件揭示了风险评估的另一大缺陷：在非正式用工占大多数的工作场所，这个制度可谓失效。一方面，在目前条例，企业没有义务让非正式员工参加风险评估。另一方面，对于短期聘用的员工来说，即使能参与，他们也不一定具备能力评判工作场所的安全。

在 Aricell 严重火灾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就已发生了一次锂电池短路引发的小型火灾，然而管理层竟然没有立即修正锂电池堆叠的做法，翌日立刻回复生产。这种电池堆叠的安排，对于有经验的员工来说是明显安全隐患，但对于入职不足一个月的短期工来说，虽然隐约感受到它的危险，也不完全理解其严重性。权美精指出："参与风险评估的，只有 Aricell 的正式员工或者短期合同工，而且还必须是在进行风险评估期间内直接受雇的员工，其他类型的劳动者则被彻底排除在外。假如不考虑非正规的雇用形式，却试着设计出一套『完善风险评估』的制度，最终只会让风险评估的参与范围越来越狭窄，实际意义也会随之减弱。"

要将这些规模小、非正式员工居多的企业有效纳入风险评估制度的范围内，就需要摆脱过往以单一企业为单位的风险评估模式。韩国职业安全健康研究所提出的改革方向是建立"地区共同管理"系统。"以产业园区为单位，这可能包括设立区域性的安全管理员，让该区域的多个企业共享安全管理资源，或者让同一区域内的劳动者共同参与到风险评估过程中。"孙辰雨说。

移工申请工伤认定仍难如登天

在防止重大灾害和改善产业安全，近年的抗争成果颇丰。然而，关于工伤事故发生后的申报、咎责和索偿，制度缺陷仍然明显。对于很多移工来说，由工伤发生的一刻开始，要走上认定、治疗和领取保险的正式程序就非常渺茫。这一方面是因为移工对有关程序的认识有限，同乡间口耳相传时有错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企业主极力阻止员工申报工伤事故。韩国移工工会 MTU（Migrants' Trade Union）主席Udaya Rai 表示："职灾纪录频繁的公司，雇佣劳动部会派人监察，找到不合法的情况会罚款和强制要求停工。所以企业通常隐瞒工伤事件，要求员工不要上报。"一些工厂主会以私下支付医疗费的方式跟受害者私了，以换取员工不申报工伤事故。

EPS 移工不能转换工作的限制，加剧了这个问题 。由于 EPS 移工的 E-9 签证规定雇佣合约终止后，除非顺利转换工作，否则要在一定期限内回到本国。而 EPS 移工转换工作是需要首先获得原雇主同意。由此，雇主能够以"解雇迫使移工回国"要胁移工。移工对于被解雇的恐惧使得他们不敢拒绝危险作业，事故发生后也不敢向有关部门申报。Udaya 近期接触到的一个求助案件，就是一个来自尼泊尔的移工在作业期间断了三根指头，但老板并没有申报工伤事故，而是立即解雇，使该名受害者陷入徬惶无助之中。最后在工会介入协助之下，才能够转移到另一家企业工作，以延续 EPS 工人的合法身份。

一旦工伤得到申报，又是否代表自此一帆风顺，能获得治疗和各种赔偿？民主社会律师团（민주사회를 위한 변호사모임） 移工服务部成员、为 Aricell 事件家属提供服务的崔晸圭（최정규）律师对此不表乐观。他举出了一个孟加拉移工的案例：这名在农机厂工作的移工因为在吸入有害粉尘而患上了永久性疾病。但由于企业在该名员工患病后立即更换了作业设施，没有保留作业现场证据，工伤申请未获得雇佣劳动部批准。移工需要透过行政诉讼要求雇佣劳动部重新批核。在这个过程中，法务部并未为该名工人提供合法的居留资格，只给予了出国期限的延期。结果是，居留状态成为"限期内的倒计时"，受害者在诉讼期间的生活和权益都被极大限制。从这个案例，能够看出所有移工工伤案件共通的两个问题：

一，工伤认定的举证责任在受害者身上，而受害者往往难以返回工作场所搜证，企业方也有能力摧毁证据，提高搜证难度。"对于移工来说，遇到这些问题时，能够马上与律师、法律专家联系并不容易。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透过宗教团体或公民社会组织来启动行动的，但在这些程序进行的过程中，证据可能已经被毁灭或流失了。"

第二，在工伤认定或诉讼程序期间，一旦面临签证或 EPS 合约到期，受害者需要面对居留不稳定的问题。崔晸圭认为，仅仅延长居留资格的做法是损害了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延长出境期限并不是解决办法，因为它让工人进入一种不稳定的临时状态。在诉讼过程中，应赋予工人合法的居留资格，以保障工人能够充分行使其法律救济的权利，而不会因为担心即将被驱逐出境而陷入不安和焦虑。"

要改变这种情况，崔晸圭认为制度上变革仍是必要的："首先，必须确保客观且明确的安全检验机制，只有通过安全检验的作业场所和宿舍才能获得雇用许可。此外，关于举证责任，应该不仅仅是由工人承担基本的举证责任，而是要对其进行缓和或转换，这样才算是公平的。因此，我们主张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进行制度性的改变。"

女性工伤：系统性的忽视

如果说，工伤的赔偿和诊疗是所有人的权利，不分身份、种族、性别，那么雇佣劳动部的数字就显示了一个奇异的现象：韩国经济活动人口当中，男性占约1630万人、女性约1240万人，但在产业灾害（意外伤害加职业病）的认定数字当中，女性获批的数字长期只有男性的四分之一。

这组数字，似乎暗示了"男性从事的工作比女性更危险"的结论，然而仔细看来，更毋宁说是女性被排除在工伤机制以外。首先，它忽视了性别和非正式务工的关系。在韩国20多岁的单身人士中，男性从事正式工作的比例比同年龄层女性高 7.7% ，而女性从事临时工作的比例比女性高 10.3% 。而非正式、短期使用的劳工本来就被排除在工伤保险保障的范围外。在家务、照护等大量使用非正式工的行业，女性劳工的比例较多。即使在制造业，非正式就业的女性劳工比例也是比较多 —— 以在 Aricell 重大灾害事故为例，23名遇难者20人是非正式员工，当中17人为女性。对于多年来关注非正式劳工工职安问题的"劳动健康连带"（노동건강연대）代表全秀庚（전수경）来说，这已不是新鲜事：

"工厂的女性劳工一直以来都是被赋予低技术低薪工作。特别是移工，公司可能连劳动契约都没有签订。都是给她们做不用技术的工作。需要的时候让她们来，不需要的时候让她们走。在韩国劳工运动脉络下，Aricell事故发生之前，大家对于女性移民工在工厂工作的情况，大家都是不知道的。原来她们连劳动契约和最低薪资都拿不到，一直流动，大家在事情爆发前是不清楚这个事情的。"

另一方面，若我们仔细检视这些被视为工伤的事故类型，则不难发现服务业、照护行业常有的工伤，本来就不在工伤认定范围当中。例如《产业安全保健法》里 "对肌肉骨骼系统造成压力的工作" 就被定义为 "每天将重达 10 公斤以上的物体举到膝盖以下、肩膀以上或伸展双臂超过 25 次的工作" 。这种定义是基于建筑、矿场等工作场所而定的，却使得疗养院、物流搬运、餐饮行业等工作场所的工业意外难得获得认定。全秀庚说："韩国工业化的过程是以建筑业、重工业为主，所以主要是男性工伤会比较明显。大家都会觉得工伤和男性是画上等号，而女性做的事情比较简单。所以政府的工伤申请系统，对于组装、搬运的伤害发生，不将它们列入基准。"

然而在她的观察当中，女性劳工的工伤并不是少数事件："就我的接触是不同的。例如，韩国大量出口化妆品，我听过很多女工在整天装配化妆品容器时弄掉指甲的故事，或是在 Coupang 电商公司仓库弄伤腰部的故事。很多女性因为长期活动肩膀而要动手术，一直都是自己掏钱，因为申请工伤无法成功。"

劳动健康连带连续三年进行了 "工伤事故恢复支援计画"，针对陷入困难的女性工伤受害者，提供一笔健康恢复支援费。收集到的申请者个案内容，形成了每年一度的工伤研究报告。2022年，50名获资助的受害者中，只有13人在意外发生时是全职员工，到正式参与支援计画时已剩 6 人。

无法成功申请工伤，会怎样影响受害者接受治疗的权利？在所有申请支援计画的受害者当中，只有不足 2% 能够透过劳工保险支付诊治费用，约 50% 受害者需要透过国民健保支付，不足 30% 能够透过私人保险解决。无法负担医疗费用的人数持续在 20% 上下，也就是说每五人就有一人无法获得治疗。

而上面提到的工伤，还是仅限于肉体上遭遇的创伤和痛症。针对女性，还有一个相当普遍，而没有相应赔偿机制的伤害：性骚扰和性暴力引致的精神创伤。

对现状的批判，又回到了法制改革的倡议。"几乎没有一个人获得劳工赔偿，所以我要继续要求政府彻底改革劳工赔偿制度，继续要求修改法律以保护女工。《劳工赔偿保险法》和《职业安全与健康保险法》都完全没有反映女工的情况。"全秀庚说。

结语：工伤运动，无终止的逆水行舟

赴韩采访的最后一天，采访人员刚好赶上了另一位移工的追悼会。2024 年 8 月，年仅 26 岁的蒙古裔工人姜泰元（音译，原名为강태원）在工厂里被测试用的遥控作业车撞毙。姜泰元是《韩民族日报》持续四年的蒙古裔移民追踪报导的主角，追踪报导亦以最悲剧的方式中断。事故发生后，涉事企业老板在意外责任上一直与受害者家属有分歧，一直拖拉到11月底才公开发放道歉声明。而在刑事责任上，案件至今仍在审理中，至截稿前尚未有结论。

这宗事故，以及无数因工业意外而受伤、断肢、死亡的事故，似乎引证了即使有各种新法的监管，韩国距离摘下 "工业伤害共和国" 这顶帽子还有一些距离。本身处于弱势的移工、女性劳动者、非正式员工，各种身份总是相互交错，形成更容易发生伤亡，更难追究的情境。而工伤运动就是在这种逆水行舟的环境当中顽强斗争，每一次争取到制度变化，就意味着要花更多力气去维护、监察和扩大这套制度的运行。

用这种蜻蜓点水式的书写纪录任何国家的社会运动，都显得挂一漏万。对于韩国点点开花的工伤运动，概览更是难上加难。本文的访问内容是以进一步了解 Aricell 事故的背景为前提收集的，也是因此少不免遗漏了很多不同面向，诸如半导体劳动者健康与人权守护联盟（반올림）的电子厂白血病患者抗争、韩国劳动安全保健研究所的过劳死研究，都只能另文再谈。然而尽量提供一个 2024 年韩国工伤运动的剪影，看来仍是必要的。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抗争值得让世界更多人认识，也是因为多年来的抗争经验，其触及的多种面向，以及在预防、补救、追究每一个环节研究之深入，在一些国家都是难望其项背的。

一次访问完结后的闲谈期间，金容均基金会的权美精理事慨叹现今韩国的社会运动进入了低潮期。对于并非沉浸在韩国工运场景的人而言，这个判断自然让人汗颜：即使是在所谓的 "低潮期" ，投入在工伤运动中的人员、资源、倡议的广度及深度，以至游行示威的号召力，以东亚国家而言已是让人敬佩的程度。而这也正是报导韩国工运的意义所在：不单是观摩，而是在一个规模更大、幅员更广，但形势同样严苛的环境当中，这些运动会发展出怎样的姿态、遇上怎样的矛盾？相信这对于华语世界的读者来说 —— 无论是工运活跃份子，还是有志加入的新生代 —— 都是值得参考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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