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伪装成教育改造的生意——中国对性工作者的拘留所教育项目中的「神圣人」生命政治

导读

性欲是人类的根本欲望，是大自然为传递基因的精妙设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围绕着性，也产生了商业化的性产业。在中国，性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它被法律明文禁止，而实际上处于灰色地带。“卖淫罪”隶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是违法行为，但不是刑事犯罪。相应的，性工作者被逮捕后，也无需法院判决，而是交由公安机关处置。性工作者也是工人，因为性工作的特殊属性，性工作者尤其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原则上，对性工作者的抓捕以及拘留应该遵守法律。拘留所的改造教育更将自己标榜为教授实用的生活以及职业技能，以便被拘留人日后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这样的原则听起来很进步。然而实际上，性工作者却被暴力地对待，被警察以高额的罚款勒索，被游街示众。所谓的教育改造，其实是读毛时代的文本、宪法，甚至是被迫进入血汗工厂工作。

本文的作者Eileen Yuk-ha Tsang采访了数十位曾经历过拘留教育的底层女性性工作者，介绍了她们在暴力的拘留所中的亲身经历，使得她们的声音得以传播。 她们的证词为警察的恶行提供了生动的证据。

此外，本文简要介绍了阿甘本（Agamben）的“神圣人（homo sacer）”理论，并以之为理论框架分析了中国司法系统下被拘留女性性工作者的现象。作者最终呼吁中国政府人道地对待被拘留的性工作者，并重新考虑人权问题。

出于复杂度以及与“实证翻译”栏目相关度的考虑，仅选录实证研究相关的部分翻译。

关键词：女性性工作者，生命政治，神圣人，监狱教育，警察，中国

译者：Être

校对：泡芙

正文

原文：Profit Making Disguised as Rehabilitation: The Biopolitics of Homo Sacer in China’s Custody Education Program for Sex Workers（2019）

作者：Eileen Yuk-ha Tsang

发表：2019年

*英文原文中的人名均为英语，没有汉字，翻译采用近似的意译或音译。

*本文包含歧视性语言以及对性别暴力的描写

引言

我在“桃酒吧”完成了我关于东莞低端性产业的大部分研究，也在这里，和39岁的莲花（化名）见了面。我跟随莲花进入一个私人房间，她那即使穿着一双4寸厚底高跟鞋也能优雅安步的能力令我敬佩。一个在走廊里游荡的男人看见两个女人走进一间房间，起了兴趣，但只是站着张望。房间很暗，散发着发霉的香烟、霉菌还有洗衣粉的臭味。莲花开始给我讲述她的人生故事，她泪眼婆娑地说道，自己从事性工作赚来的钱让她能够养活她16岁的女儿。我不知该如何反应。我应该坐得更靠近她，给她一个拥抱鼓励她，还是说这个动作有些越界？不，我还是保持不动、保持安静。她向我走近一步，坐下。她用一个平稳的声音说道：”变成一个性工作者很难吗？并不是说有人替我做了决定，而是我觉得如果我有别的选择，我不会做这个的。“ 我轻轻拍拍她的肩膀，想要安慰她。一个勉强挤出的微笑在她脸上闪过。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她说：“我要把我在拘留教育中经历了什么告诉你。” 她开始向我透露她的经历，并表达她的信任；我抽了一口她的烟，以此拉近我们的关系。我们一起抽着同一根烟，莲花便讲述起她被扣押在拘留所教育中心的经历。

拘留所教育中心的地址是保密的，位于东莞某个偏僻的地方。莲花辗转于拘留所和工厂，面临着繁重的工作安排和不达标的生活条件。在6个月长的拘留过程中，莲花每天连续不断地工作12个小时。警方命令她在附近工厂完成单调的工作任务。她被迫整理、包装、打包厕纸、圣诞节物品、一次性筷子和厨具。在其它班次，她需要折纸花，甚至需要在血汗工厂以每小时140件的速度缝牛仔裤！如此艰苦的环境迫使她使用一些有创造性的方式来寻求帮助，如下所述：

“有一次，我把一张手写的纸条塞进一条牛仔裤的口袋。我希望可能买这条牛仔裤的外国人能把这种不人道的对待方式告诉给媒体。我知道我做的大部分牛仔裤都是运往美国或欧洲的。在中国这里我一个字也没法说。别人会以为我是一个傻子，而且他们不会相信我的，因为我是一个犯人。”那张纸条上用中文写道：“顾客你好，如果你买了这条牛仔裤，看见了这张纸条，请帮帮我，并把这个信息传播给全世界：我是一个性工作者，我现在被关在拘留所里缝制衣服。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我每个小时要缝140条牛仔裤，每个月只放1天假。我每天的工资只有不到15元。然而，我们的老板、警察局局长，从工厂的老板那里收获了大量的利润。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拘留所运营成赚大钱的生意的国家。这不只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中国成千的被关在拘留教育中心、遭受中共政府压迫的人。感谢你的帮助。” （莲花，39岁，低端女性性工作者）

在我研究的过程中，数名女性性工作者，主要是街头性工作者和中、低端商业性性产业的工作者，都提供了惊人般相似的描述。她们描述了剥削现象，有时是她们在被警察控告招客和出售性服务时所遭受的暴力，之后她们便被扣押在拘留所。拘留教育中心借鉴了劳教所的根本理念。拘留教育中心并不属于监狱系统，其概念与设计以教育改造为先（Smith, 2012），并以犯非暴力罪行的“罪犯”为目标。这些“罪犯”通常由于其经济、身体状况和社会地位而遭受伤害。此类罪犯包括性工作者，乞丐和吸毒者（Tsang, 2019a; Tsang, 2019c; Tsang et al., 2019a; Tsang et al., 2019b）。

与监狱不同的是，拘留教育旨在提供一个环境，被拘留人在其中可以发展实用的生活技能，并获得服务与教育，使他们在离开拘留所后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Asia Catalyst, 2013; Smith, 2012）。 拘留教育对被指控性工作有关违法行为的违法者采取惩罚准则。如违法行为被认为“较轻”，则处以一周以下的拘留并处罚款5000元以下（人权观察, 2013）。对于普遍的“情节一般的”违法行为，拘留可持续10至15日，并处罚款5000元以下（人权观察, 2013）。劳动教养后的屡犯者，可处以6个月至2年的拘留；或者，前科较少的违法者可依照“教育行政措施”受拘留，亦可持续6个月至2年（人权观察, 2013）。一般拘留所的最大拘留期是2年；然而，在极端的案例中，违法者可被拘留更长时间。

尽管缺乏具体的信息，专家们估计每年有约18000至28000名女性被送至拘留所。至2005年，拘留所的数量已升至200（Zhang, 2014）。与拘留教育相似的是，囚犯的程序性权利被司法系统侵犯与忽视已是日常。被拘留者所受的法律程序保护不足。此外，她们也需要忍受充斥着警察对违法者的虐待与剥削的“拘留文化”（Tsang et al., 2019b; Tsang, 2019b; Tsang, 2019b）。拘留教育的去中心化意味着对其的监管甚少。这使得被拘留人被施予不当的惩罚方式与不足的保护。甚至，这样的情况和监管的缺乏使得拘留所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在研究商业性性产业的细分文献领域中，除中国的一些工人、工厂制度和全球服务的性别研究组织外，在亚洲或中国的拘留所被拘留的性工作者的虐待行为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用英语发布的，提及拘留所运转不当、执法者与商业工厂的剥削性交易和对弱势违法者的日常的、系统性的暴力的研究很有限（Tsang, 2019e）。关于性工作者在拘留教育中经历的研究惊人地稀缺。这并非由于学者或公共健康专家对这个议题缺少兴趣，而是由于对拘留所和中国大陆司法系统的接触十分受限，她们变得相对隐形。

为了理解拘留教育中心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影响、其对性工作者亲身经历的影响以及她们在公共领域的身份，“神圣人”的概念可作为一个能产的理念工具。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98）所提出的“神圣人”形象，为理解性工作者为何被排斥出公共话语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释。阿甘本设法厘清此种排斥现象的影响、以及此种排斥现象如何阐明接受性的伦理理解与一种特定的社会想象。神圣人的复杂理论表明，对神圣人的暴力是完全被容许的。神圣人是一个被剥离政治地位、且毫无法律地位的形象。这些拘留中心最终以地方执法中的经济和个人需求为先。中国所创造出的“拘留文化”似乎对于自己在拘留期间、甚至释放之后边缘化性工作者的行径很满意。

由于对于女性性工作者被拘留在拘留教育中心的公开数据稀缺，理解其窘境也很困难。曾被拘留在拘留教育中心的女性性工作者所提供的民族志数据，将有助于理解围绕拘留与教育改造的经验。对这些女性的采访认可了其在拘留教育中心的生命经验，而她们的证词也为警察的滥权提供了证据。这种记述对全面地理解性工作者的经验很重要。此外，拘留教育中心中真实的日常生活与其系统根本的观念、目标、以及再教育的原则相悖。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2008年9月至2010年12月和2013年1月至2017年8月的两个研究涉猎期间所做的民族志实地笔记。该研究调查了位于东莞的三个利基商业性性市场。在超过100周、共计36个月的实地考察中，总共采访了195名性工作者（每个新兴市场50名）和45名街头性工作者。在195名受访者中，共55名（其中10名来自中端酒吧“莲酒吧”，20名来自低端酒吧“桃酒吧”，25名为街头性工作者）曾被拘留于拘留教育中心、或曾在性工作过程中被警察抓获。

三个利基市场的民族志数据

如何强调个人与专业的社交网络的重要性都不为过。由于我和一家高端酒吧“龙殿”的老板“肯”（化名）自我还在香港读本科时就已相识多年，我得以在那里停留和工作。鉴于最初的研究焦点从工厂转移到性工作，我便联系了我的前同学们以设法找到中国酒吧老板的消息。有人提到了肯的名字，我于是打电话给他。我问他是否了解中国任何涉及这种活动的场所，他便邀请我去他在东莞的酒吧“龙殿”转转。

我运用相似地方法找到了低端酒吧“桃酒吧”的老板亨利，他是我的前大学同学。中端酒吧“莲酒吧”的老板凯文也是如此。因为我们是大学同学，我们互相拥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保证了我不是警方的线人，也不是寻求解救女孩们的仁人志士。同样地，自大学便认识这两人（亨利和我曾有共同朋友）也确保了我在这个充满危险的环境中能够被照顾、保护。具体来说，亨利和很多街头性工作者是朋友，他让我与这个难以接近的群体得以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亨利设法向酒吧女郎和街头性工作者保证我不是卧底女警，也不是间谍。凯文也在中端酒吧“莲酒吧”帮我做了同样的工作。

如此，我便能够采访来自多元背景的女性性工作者。全部55名受访者均为18至39岁。大部分受访者路经东北、哈尔滨、湖南、湖北、吉林、四川、安徽、河北来到东莞，且出生于农村地区。32名受访者完成了小学学业，19 名完成了初中学学业，4名完成了高中学业。45名已在东莞城区非法居留1到3年，其余10名在东莞生活已逾10年。在所有受访者中，39名在转业到商业性性产业之前曾在工厂工作过。许多受访者被雇主解雇、或自愿从上一份工作离职。中端性产业的平均月工资超15000元，低端性工作者可赚11000逾元，而街头性工作者可赚9000逾元。在受访的55名性工作者中，超过70%已婚或已有1、2个孩子；其余为单身。尽管每个人参与性工作的原因均不同，没有受访者表示自己是被迫从事性工作的。

本研究运用了采访录像、就地笔记、事后实地笔记、以及其它非传统的方式，如：QQ或微信采访、照片激发等。最终，我会和线人在社区散步，这补充并扩充了深度采访中所收集的数据。本研究利用扎根理论方法和NVivo软件包，对采访做摄制、转写并分析。本研究利用主题分析法对转写后的采访进行了分析，识别出主要的主题，如：拘留教育、刑事司法、人权、不同利基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我运用了对转写的归纳分析以确认是否还有其它可识别的主题和小主题。我使用了化名，除年龄外，没有收集其它个人信息。本文中所有引用的逐字回忆均被翻译为英语。为了补偿受访者的时间和参与，我提供了代金券和非现金的礼物（请线人吃午餐或晚餐）。我也利用了价值200元的代金券作为激励，以鼓励她们在附近的咖啡厅做深度采访。

东莞作为实地现场

东莞位于广州（广东省的省会）以南50千米，我选择这里作为研究的范围是因为其商业性性产业的流行，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之下。然而，由于2014年2月的扫黄运动，东莞商业性性产业的景象已产生可观的变化。低端性服务遭受到不成正比的负面影响，而高端酒吧的主人有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本贿赂警察。此外，由于频繁的扫黄，曾居住在东莞的性工作者不得已迁至其它城市，如香港、宁波（浙江省）、惠州（广东省）。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尝试打击性工作，这“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仍继续蓬勃发展。最近，由于扫黄，多数性工作者正在使用线上平台，如“MeMe直播”，以避免被警察逮捕。

控告性工作者

在一名低端性工作者爱丽丝（29岁）第二次从拘留教育释放出之后，我于2016年的夏天在她的家中与她见面。爱丽丝来自成都的一个小农家庭。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被她的美所震撼，特别是她的双眸。她的双眸在东莞的霓虹灯下闪烁，在我们谈天的过程中，建筑工人、工厂工人和当地商人陆续经过，形成一条稳定的人龙，他们都在喊她，试图吸引她的注意。爱丽丝在其它我见过的街头性工作者和低端性工作者中一枝独秀。尽管只有小学的教育水平，爱丽丝却很老成。她为我讲述了她的故事。一天，她和一名客人被逮捕，并被迫留在位于当地一片偏僻区域的东莞拘留中心。在滞留的整个过程中，她都在那里目睹了暴力和剥削。她说：

“老板——警察——从工厂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要求我们帮助他们完成纺织订单。中国确实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运营拘留所确实是一个赚钱的生意…我得穿上一身亮黄色的监狱制服，我的名牌就在我的胸前。他们强迫我沿着东莞市中心的商业街示众。我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警察甚至把我的籍贯、出生日期之类的个人信息也印在名牌上。”（爱丽丝，29岁，低端女性性工作者）

典型的控告性工作者的方式显然是不公正的。琪琪（34岁）是一名来自湖南的街头性工作者。她曾两次被捕，并被关押在拘留所6个月。在第一次逮捕的过程中，警察未事先预警便闯入她的房间。那时地上有几个避孕套。警察强迫她脱光衣服，并胁迫她和客人一起照一张相。警察随后逼迫她承认自己是性工作者。强迫承认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如不服从则会招致身体上的攻击。琪琪拒绝承认，于是被警察殴打。警察们打了她的头、身体、脚，并抓她的头发，直到她的皮肤和眼睛变得紫红浮肿。她回忆警察曾说：

“你还觉得自己是个处女吗？你被这么多客人肏了。现在你不承认你是个妓女？你真是个肮脏的鸡（性工作者的俗语），还想装清纯？你个他妈的肥逼，他妈的肥逼，别把你的脸对着我。你要是聪明的话，立刻给我1万块，承认你是个妓女。否则，有你好受的。”

然而，琪琪（34岁）拒绝承认。最终，在被殴打之后，警察允许她离开。她并没有被处罚款。第二次遭遇警察发生在一名客人向警察举报琪琪之后。琪琪立刻被逮捕，并被带去警局，她被一群警察殴打，打到她无法忍受那样的疼痛。最终，她承认了自己是一名性工作者。于是，她在东莞的拘留所被监禁了6个月。

“我被抓的时候，我告诉了警察发生了什么，他们强迫我签了一个东西。但我没注意那是一份承认我是性工作者的同意书。然后，他们把我送到拘留所拘留了15天。那时，警察问我有没有3万元，我觉得为了15天花3万元不值，所以我没有给钱。但我在拘留所的时候，我的日常开销得我来付钱。警察第二轮审问的时候，为了回家我得付5万元。”（琪琪，34岁，街头性工作者）

卓华，一名36岁来自安徽的街头性工作者说：

“我被吓到了。我从来没想过有人能这么不人道地对待我。我难道没有任何权利吗？警察往我身上泼冷水来叫醒我…我被打到吐了，还被强迫吃我自己的呕吐物。我被打到失去意识…我猜那个时候，警察要完成一个指标，或者他们需要钱，或者他们只是心情不好…或者一些马上要退休的警察需要更多的钱来退休……我不知道。他们把我绑到一棵树上，朝我泼开水来折磨我。当然，他们还用一堆脏话来骂我，还强迫我承认我是一个贱女人。不管他们怎么霸凌我，我都不说。但是，他们不让我走，我最终被拘留了3个月。”（卓华，36岁，街头性工作者）

拘留所的生活条件

与监狱系统不同的是，拘留教育声称自己包含改造教育的方法，以寻求改造被拘留人的道德和意识形态，使其更好地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要求。按照这些目标，体力劳动历来是大多数拘留判决的一部分。但理想上，体力劳动只打算作为判决的一小部分（Miller, 1982; Smith, 2012）。除劳动外，被拘留人还将参与严格的道德和意识形态教育活动。其形式为有组织的阅读活动、咨询、会面社工等与被拘留人相关的活动。这些活动的设计旨在为被拘留人提供在离开拘留所后能够帮助他们回归市民社会的实用技能。然而，实际上，被拘留的性工作者很少参与有组织的再教育和自我提升的活动。据受访者所称，在拘留所的大部分时间反而被用于高度艰苦的劳动中。这与拘留教育所应有的目的相悖，即为被拘留人提供必要的技能和工具，以使其远离当初入狱的罪行。

然而，大多数被拘留人似乎均在离开拘留教育中心后回到了性工作。她们给出了许多原因，但是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获得经济稳定和偿还判决所带来的债务。秀𫞩提到：

“在拘留所的生活开销，包括性病测试和治疗在内的花费，都得我来付钱。但是这些花费都比一般的医院和诊所贵。我被强迫做了一次性病检查，但他们不告诉我检查的结果……每月的生活开支我还花了大概300元。”（秀𫞩，36岁，低端女性性工作者）

小花是来自东北的性工作者，她在莲酒吧工作。她和琪琪谈到相似的事情：

“中国政府、警察、资本家相互贿赂，把拘留教育做成赚大钱的生意……我在拘留所待了6个月，日常花销当然要我自己付钱。那里的洗漱用品非常贵，最少是超市的3倍价格。只有富人能在监狱里过下去，像我这样的穷人没办法生存。我在6个月里花了1万元。被释放之后，我立刻回去做了性工作者，因为我得付判决的罚款和欠债。太讽刺了，我被“改造”之后是不应该再回到性工作上的。拘留“教育”并没有改变我的思想，也没有鼓励我转业。我每个月赚8千多元，是没有技术的蓝领工人的3倍。为什么我要放弃我的职业？”（小花，29岁，中端女性性工作者）

河琳是来自广东的低端性工作者，她向我描述了相似的让她最终回到性工作的情况。

“……如果我病了、需要药的话，我可以从工资里出。我不觉得有必要办一个拘留教育，所谓的‘再教育、改造’的目的被扭曲了。那时，我只是在给警察工作，我没有工资。2016年2月我离开了拘留所，我立刻就重新开始了性工作者的工作。”（河琳，39岁，低端性工作者）

美霞来自广东，在一家低端酒吧工作。她说：

“在拘留所的期间我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我还有儿子在老家，我妈在照顾他。我没钱了，没办法承担在拘留所的日常花销。警察让我给他们一个名字，他们好联系。他们给我妈打了电话。我妈当然没有多问，但她现在很沉默寡言。我知道她觉得很丢脸……”（美霞，37岁，低端性工作者）

月淼是来自吉林的街头性工作者，她向我描述了在拘留所的高开销。

“我花了1700元，包括200元的每月开销，还有铺盖、制服、牙膏之类的日常用品花了额外的500元……他们要求我购买日常用品。拘留所里的店比一般超市的要价高了至少两倍。不能穿我家人带过来的衣服和鞋，我得在里面买。那些明显有溢价。我的家人来看我，他们甚至都开价200元。”（月淼，23岁，街头性工作者）

更骇人听闻的是，一些性工作者告诉我，有政府官员一大早叫醒她们，强迫她们穿着监狱制服上一辆卡车的货箱。之后，她们被带到各个大街上，游街示众。游街的目的似乎只是想要侮辱、羞辱她们。然而，政府却想要性工作者们从拘留所释放之后回归一个“正常的工作”。2016年6月的一天晚上，我去了一个昏暗的小巷。我联系了小衡（28岁），她是一名性工作者，她和我约定好要和我谈谈她在拘留所里的经历。我在昏暗的小巷外等了30分钟，小衡面带微笑地向我打招呼。她和我分享了爱丽丝也提到的那次游街示众。

“我得穿上一套亮黄色的监狱制服背心，我的名牌就在我的胸前。我被迫沿着东莞市中心的商业街示众。我的双手被手铐锁着，很多警察都在看我。警察当然想要侮辱我，他们让我戴的名牌上有我的名字、出生日期、还有籍贯。”（小衡，28岁，街头性工作者）

实用教育

受访者也强调了，再教育导向的活动，虽然是有规划的，但频次很少，且缺乏效果。在拘留过程中，许多性工作者收到了过时的毛时代的资料。来自四川的奇奇（20岁）、来自湖北的小兔（21岁）、来自重庆的玛丽（29岁）都曾被拘留的，且都在桃酒吧工作。她们讨论了她们关于拘留教育期望她们学习到什么的困惑：

“讲师给我展示中国宪法选段的时候，我笑出了声。他们说性工作在中国的宪法里是禁忌，性工作是一个可耻的行业。我被迫学习“毛泽东思想”……比如劳动营的再教育是光荣的……现在，谁还在乎毛？谁还在意如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教条？”（奇奇，20岁，低端性工作者）

“有时候，有人会来看我们，让我们读毛的教条和宪法。大多数的时间，我都在一个血汗工厂里缝制销往海外的衣服。以政府的名义、在“拘留教育”的外表之下，他们利用了我。我为警察合作的公司提供免费劳动力。每个月的生活开销我得花300元（48美元）左右。下次，如果警察再抓我，把我送到拘留所，我不如自杀算了……在他们面前割腕、或者咬舌自尽。我发誓，我不会让任何官儿拿到我辛苦挣来的钱。”（小兔，21岁，低端女性性工作者）

“政府不在乎我们，很明显。都是钱的事儿。不是改造也不是教育。有时候，他们帮我们测性病，看我们有没有感染。政府是为了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不是为了我们。我知道一些女孩儿，她们被拘留，然后被送到偏僻的拘留所，警察就这么让她们死了。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药物。中国政府、警察、资本家互相贿赂，把拘留教育运营成了一门生意……”（玛丽，29岁，低端女性性工作者）

出于一些原因，性工作者们服完拘留期之后又回到了卖淫的工作。她们所参与的课程对于离开性产业的帮助甚微，甚至无法提供健康安全相关的有用的信息。叮叮，东莞一名24岁的街头性工作者，作为当代中国日益增长的工人女孩群体移居到了东莞。她反思她离开拘留所后的选择说道：

“我被关在拘留所7个月，对我转业没有任何帮助。我离开拘留所之后，我马上就回到了性工作，因为工资很可观。拘留所实际上只对当地的干部和警察有利。他们拿走了我的钱，用‘教育’的借口让我痛苦。”（叮叮，24岁，街头性工作者）

讨论与结论

本文发现，被监禁在拘留教育的性工作者产生了神圣人的角色。根据曾在拘留教育中服刑的性工作者的回忆，剥削与虐待的猖獗是无可否定的事实。惩罚的性质和时长几乎完全取决于官员个人的决定。真诚、正直、认真、善良的改造官员似乎很罕见。恰恰相反，根据性工作者的描述虐待与暴力才是官员对待被拘留人的常态。国家控制下，被拘留的性工作者们被剥削、殴打、虐待，已是日常。而施虐的官员没有任何的后果。本节讨论集中于就拘留教育的指导原则、刑事司法、以及对当今中国社会政策制定者的长期影响而言的三大争议领域（Tsang, 2019c）。

维护中国拘留教育的指导原则

拘留教育的非人化以各种方式得到加强。性工作者必须在政府运营的机构中服刑，经受暴力、虐待、恶劣而不足的生活条件、以及强迫劳动等等的剥削。事实上，性工作者在这些机构中得不到基本的人权。甚至通过拘留，她们被战略性和身体性地移除于社会之外，因此，她们也缺乏对基本人权的主张。

虽然和阿甘本版本的神圣人有所偏离，但二者有显然的相似点。就作为通过完全抛弃市民社会的期待，以强行排除性工作者的空间来说，拘留所和“营”有很多相同之处。（将性工作者）从市民社会中身体性排除和阿甘本对禁令的角色的讨论相呼应。主权-赤裸生命栖息于包含或排除的模糊区域中，因为神圣人因为禁令而被排除在外，但同时又由于其与主权的对立关系而被包含在内（Agamben, 1998; Spencer, 2009）。

此外，营的角色令人想到拘留教育中心的空间。在营中，执法所施行的惩罚（死亡、滋扰）与暴力（霸凌、剥削）成为了确认神圣人缺乏主动性和正当性的生命政治的工具。虽然如此，总体来说，大多数被控告的性工作者并非是在服刑，而基本上是被处以巨额罚款，缴纳罚款之后便被释放。尽管公安部已经告诫地方警察不要以罚款代监禁，但由于监管的缺乏，地方的执法部门依然凭借自由决定权强加罚款。多数性工作者均指出，在拘留所中唯一能够免除监禁的可靠选择就是以高额的金钱贿赂警察。

执法依赖于拘留教育中心所产生的利润，也强化了腐败的风气（Fu, 2005）。有时，警察有着部门下达的固定的逮捕指标和强制命令。这些情况使得执法者严苛地逮捕、监禁了大量的性工作者。例如，为了达到指标，广东省的警察偶尔会组织“扫黄运动”，这主要是为了填满监狱的工厂、以及通过严厉的罚款而获取利润（Tsang, 2019c; Tsang, 2019d; Tsang & Lowe, 2019）。

性工作者回忆道，国家能够无视基本人权而惩罚、剥削违法者。其手段与剥削有效地将性工作者定位为神圣人的典型代表，与拥有权利的、合法的公民相对立。

拘留教育中心和执法强化了性工作的羞耻，并延续对性工作者的剥削与暴力（Tsang, 2019b）。在公开的突击搜查、以及拘留后作为廉价劳动力被剥削的过程中，这种羞耻化被进一步鼓励与正常化。此外，拘留后的待遇只能维持她们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位置（Johnson & Wang, 2018）。拘留教育的条件使得违法者几乎没有机会在离开拘留所后，展开新的职业生涯和社会道路。因此，国家通过继续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利用性工作者，使得羞耻的叙事和剥削被永久化。具体来说，国家继续正常化性工作者的被边缘化，并且利用她们的监禁为地方执法部门产出可疑的利润。通过大规模逮捕而公开展示的反性工作情绪，表明了一种可接受性的概念，也暗示了国家的工作和价值、以及执法部门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

正如本文所揭示的，监狱教育仅是继续排除性工作者，将其置于边缘之上。性工作者们所面临的羞耻化和剥削是有办法减轻的。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标准化处罚、令被拘留人不再面临任意加长的拘留期很重要。需要强制培训警察在逮捕和拘留中如何道德地、适当地对待女性。一些女性将被拘留的经历描述为非人化的。在适当的对待之上，为被拘留人提供的课程也必须变为适应被拘留人日后需要的。最终，拘留所的日常运作也需要更多的监管。这些女性的劳动力不应被用作维持执法运作的利润流。这不仅是不正当的，也破坏了整个教育改造的观念。为了使拘留教育正常运作，根本性的意识形态的观念必须得到尊重与实践。一个制衡体系将会提供监督，以监管执法标准和实践。如果没有这样的体系，不加监管的当局便可能屈服于运用权力和权威的诱惑，以正常化对违法者的剥削。本文主张对改开后中国拘留教育、及其对女性性工作者的残酷而非人道的手段，要做更为尖锐的批判。

保证、保护被拘留人的基本权利可解决大范围不满的根源。这些有限的法律空间中的法治已经吸引了国际上极大的关注。拘留所等场所中的人治与暴力，与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所承诺的相悖。具体来说，1997、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两项主要的联合国国际人权协约，标志着中国接受了国际人权的标准（Liu, 2010）。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了宪法，首次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标志着人权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考虑到这些因素，拘留空间和协约亟待改进。基于揭露虐待和剥削的猖獗的报告，对性工作者的执法有某种类型的监管，对一个更公正、更标准化的拘留方法至关重要。理论而言，构建全面小康和和谐社会将为共产党当局带来其所期望的稳定。刑事罪犯经常被政府用作可接受性的例子。结果却是，中国政府通过无视性工作者的基本尊严以及剥夺其权利，利用拘留教育作为神圣人的一种形式。本文所展现的成果有助于形成对中国监狱系统的更广泛的批判，并为改开后中国社会对女性性工作者惨无人道的手段，提供了深度而生动的材料。

对于社会政策制定者的长期社会影响

尽管中国政府对打击卖淫和性工作做了许多尝试，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仍然继续存在、甚至蓬勃发展。虽然在中国，性工作是违法的，但它无法被摧毁。许多“扫黄”运动都收效甚微。据估计，在2013年4月的“扫黄”运动之前，在东莞约有30万名性工作者，即大约该城市农民工人口的百分之10 （Phillips, 2013）。我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大多数被拘留的性工作者又回到了性产业，而且从拘留所释放之后依然有高工资（Davis, 1937）。中国政府不能仅仅强行将扫黄作为其政策背后的领导原则。中国政府真正需要的是，投入更多资源建立非政府机构，使得性工作者们得以参与再培训项目，获得退出商业性性产业后能够支持其生活的工作技能，以改进人权问题。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正式注册的帮助女性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组织。然而，却有许多非政府组织都关注男性性工作者和艾滋病预防。希望中国可以在维持监狱秩序和反对囚犯中神圣人现象的同时，保障被拘留的性工作者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