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被困住的青年教师，逃离“非升即走”

达摩克里斯之剑落下以后

离职后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赵锦早上醒来后时常体会到一种失重感，“太轻松了、似乎少了点什么。对，就是那种长期伴随的压力。”

偶尔，她还会做焦虑的梦，梦到自己去监考的路上遇到交通事故，快迟到了，急得要死。“因为监考迟到是二级教学事故，考核会不合格。”赵锦形容，“非升即走”的后劲儿跟高考一样大，“入坑”高校老师之前，她常做的焦虑梦是高考迟到。

在国内当大学老师的几年将赵锦的科研热情消磨干净，她说，“我再也不想干科研了，对这个东西有应激障碍。”

给她带来巨大创伤的是这样一种制度：201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高校开始推行“非升即走”的人事改革——在规定的年限里，新教师若没有达到考核指标、完成晋升，就会面临被降职或解聘的风险。考核的指标时常变化，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令人终日惴惴不安。

新制度的出台与博士的持续供过于求有关。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博士招生规模实现历史性扩张。2023年，中国博士在读人数56万，是十年前的两倍。高校因此不断拉高入职门槛和考核标准。

如今，对被称为“青椒”的大学青年教师们来说，博士毕业，从严酷的学术竞争体系里熬出了头，挑战似乎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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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联合培养博士毕业，又在海外做过一轮博后，赵锦选择回国发展。当时，她以副教授的职称和待遇被引进东部的一所重点高校，入职时，除了工作合同以外，赵锦还额外签订了一份“预聘-长聘”科研任务书（后来被大家称为“对赌协议”）——前三年的时间里，她需要完成至少三篇影响因子在一区的期刊文章，教学任务评价不能在全校后20%，以及一个国家自然科学或社科基金的面上项目（也叫“一般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最多、学科覆盖面最广的一类项目资助类型），才有资格晋升长聘教授。

前两项对赵锦来说并不算难，在职期间，赵锦发表论文十余篇，“与欧美的小同行们发表的数量差不多”，谷歌学者的页面显示，总引用次数有640次，她的教评也曾排名全校前6%。

教职工作曾经带给她很多快乐。赵锦深信，“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她很喜欢教学和指导学生，会像朋友一样对学生敞开心扉坦诚相待，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鼓励他们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所幸教过的同学们也喜欢她，教评常排在前列，带过的研究生也信任自己，对她倾诉心事。

在赵锦面临副教授晋升教授的第二个聘期，达摩克里斯之剑终于落下。她又一次因为缺少国家基金面上而升职失败。摆在她面前有两条路：非升即走，离开这所学校；或者职称降级、一切成果清零，重新再来两个聘期后再申请晋升。

赵锦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三十五岁，若从副教授降级到助理教授，她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我明明发了很多文章，教学和科研都不错，让我降级，我肯定不愿意呀。”接连的项目申请失败让赵锦的焦虑越来越严重，“哪怕我去度假，面前是大海，心里还在想该写怎样的‘本子’？”她觉得自己申请项目无望，思考再三，决定离开这所学校。

今年五月，南京林业大学38岁的副教授宋凯在聘期考核未合格后，于家中自杀。宋凯的家属曾告诉媒体，那段时间，宋凯曾提及过基金项目的事情，说自己脑子一片空白，写不出来，还念叨着“来不及了”。

刚过30岁的张源觉得，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另一个宋凯：同样曾在北美留学，研究领域也同样相近。因为考核没通过，张源从西南一所重点高校离开。他有时会感到后怕，“如果我当时也那样做了，换来的却只是学校一纸冰冷的通报。仿佛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那我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

医学教师李清荷时常想起自己通宵做完实验的那个凌晨，天色浓得像没有稀释过的蓝黑墨水，她穿过实验楼一层长长的走廊，黑着灯的解剖室矗立在尽头，周围安静的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和心跳。

那段时间，李清荷刚生完第一个孩子，拖着产后的身体没日没夜地做实验、写本子，几次申请国家青年基金项目没有结果之后，她感觉自己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把希望压在最后一年上面，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她觉得自己好像正在经历一场“慢性自杀”，“假如把我当时的血液样本送去检验，估计成分都会跟普通人的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我整个人都很丧，体验不到周围生活的美好，也感受不到大家的爱。每天想的就是我该怎么通过考核，脑子里只有“留下来”这一件事。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儿，睡觉也睡不好。”家人们都希望李清荷能脱离目前的状态，毕竟，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女性“青椒”的处境更加艰难，李清荷周围的女同事们基本都等到35岁之后才敢考虑生育这件事。今年，女性科研人员申请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的年龄放宽到40周岁。但是，“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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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微尘从日本回国，到一所“肩部”985高校工作，成为一名文学系的大学老师。第一个聘期快结束，她被告知自己没有通过三年中期考核，遭到解聘。

她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封“悲报”——

“本36岁的老阿姨即将面临下岗再就业。希望有什么工作看上去适合我的，比如翻译、撰稿、教书、讲段子、哭穷、卖惨、摆烂以及其他看起来可以废物利用的工作尽管找我，9月以后我应该比较闲。”

“有毒”的竞争环境

事实上，多位高校老师向我表示，“非升即走”制度的初心并没有错，入职后几年的聘期其实是教师与学校之间相互磨合的过程，也是为了防止高校内的“近亲繁殖”。然而国内高校在这项制度的实践中，往往存在着入职后资源配置与合同不匹配、学校任意提高考核要求、评审制度不透明、青年项目申请年龄限制、离开后出路狭窄等等一系列问题，让这一项本该有着良好初衷的制度，变成了一场青年教师们的“劫难”。

他们都提到了非升即走制度中决定他们去留的“学术委员会”——一个由资深老教授和杰出中青年教师组成的委员会，新任教师的晋升之路都会通过学委会来进行评审和决定。“假如你正好在学委会委员的团队里面，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当然评审就更容易通过。”刚刚经历了非升即走的张源说，“即使不达标，去或留还有可能再商量。”

“文科看资历，理科看资源。”他向我介绍，对于理工科来说，一个实验室的平台影响力、设备质量、资金充裕程度、团队学生数量等，对于一个科研新人的成长都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团队的领导愿意栽培后人，那你就会成长得很快，可以从非升即走的体系里脱颖而出。但如果团队领导只把年轻老师当工具人，不给资源又无情压榨甚至抢夺成果，那就只能被淘汰掉了。”

对于大部分要经历“非升即走”考核的青椒来说，作为第一主持人申请到国家级别的科研项目，是必不可少的要求。相比论文发表和教学任务，这也通常是最难的一项。

科研项目即意味着国家拨款和资金，但更关乎高校的“江湖地位”。而对于老师们来说，项目不仅关联着经费，还关系到能否招收硕博研究生，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可以说，晋升的一切都与之息息相关。

国家基金委资助的项目分为好几种，比如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重大项目等。赵锦说，其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难度稍微小一些，因为基本都是学术圈的新人小“青椒”们一起PK，不要求学校的平台和团队成员的职称高低，比拼的是真正的科研实力。

张源向我介绍到，近几年“青基”中标的门槛越来越高，“在以前这几乎是一个普惠性质的项目，只要认真写了基本都能中。”博士扩招之后，命中的概率越来越低，“大概只有17%左右”，资助的总数没有太大变化，但申请人分母在持续显著增大。而到了国自然面上项目，难度会更大，而且是“完全不同的生态”，“那个是真的难，要靠的已经不仅仅是实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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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靠的是什么，圈子里流传着一些讳莫如深的东西。

几年前，有圈内的“大佬”想要拉赵锦加入自己的团队，这样就可以把写好的“本子”（项目申请书）直接送到“自己人”的手里，但前提是之后产出的文章要挂他们的名字，而且要做通讯作者，赵锦婉拒了，“我在国外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坚守科研伦理，为什么我做的东西要给你做通讯作者？很不合理啊。”

后来的项目申请之路，赵锦“屡写不中”，也让她失去了对科研的兴趣。

“申请项目对我来说，拼的已经不是单纯的科研能力了，而是人脉、资源......我知道不是本子质量的问题，这些年我曾参与过两个大佬主持的项目，我写的本子，一字没改投上去，一个拿到了国家重大项目，另一个拿了面上项目。”这让赵锦感到绝望，“如果我不抱大腿，不入伙，我就永远拿不到项目。”

此外，多位人文学科的研究者都提到，国内学术发表的难度正在持续升高，还时常面临尴尬模糊的审查标准。期刊的排名要看影响因子，这关乎到文章的阅读量和引用率，于是学术研究越来越像新闻报道一样顺大势、追热点，速度和数量成为研究者追求的目标之一。又因为稿件太多，有老师的稿件在待刊池里待了两年也没能见刊。

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学术自由”成为一种奢侈。林柏乔觉得，“现在很多发表的论文并不见得有多重要的贡献和创新，更多是学术体制的自我维系与运转。”

林柏乔是最早经历过非升即走的一批教师，也有法学研究的背景。他关注到，高校教师的劳动合同通常没有适配的法律保护，劳动法和公务员法都不适用高校的老师，“这是一个硬伤，每个学校的考核标准都不一样，再加上一人一议的合同，如果老师要和学校打官司，是很难的。”

此外，一些隐性的无偿劳动时常发生，比如帮领导接小孩、组织应酬、拿快递等。有一次，张源亲眼看到一位年轻同事的电脑被领导小孩手中的可乐打湿导致短路，“一万多块的电脑和资料都报废了，领导也没说什么。”张源的头上也堆积了很多份外之事，自己手里的成果还没有达到考核的标准，但又迫于权威不敢拒绝领导。

那时，他时常觉得愧疚没有尽到对家庭的责任。张源每天八点半到达办公室，晚上十点半到家，洗完澡，这才开始真正为自己的研究做事。“要想做到工作与生活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张源觉得自己好像走到了一个死局，“如果听话，那就意味着会有无穷无尽的杂事扔给你，自己根本没有时间产出成果，也就不可能留不下来；但如果不听话，靠自己做出成果，那就意味着你在学术委员会里是孤身一人，没有人会帮你说话支持你，同样也留不下来。”

一天，张源的亲人突发疾病进了ICU，他向领导申请暂缓完成他安排自己的任务，想要先陪陪家人，但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你成长的过程也是亲人离开的过程，你要学会慢慢接受。你在ICU门口也只能光看着，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工作还是要做的，最好今晚就把我那项目的申报书写出来。”

电话那头的声音理性、冰冷、淡漠、不容置疑，这件事加速了张源离开的决心。他不要再被困在这个死局里。

离开没什么大不了的

非升即走失败的“青椒”们，都去哪儿了？近几年，社交平台上有关这项制度的讨论逐渐增多，原本相对封闭的学术圈内部的真实生态，也逐渐浮现在大众眼前。

根据观察，有人从此对学术圈“深恶痛绝”，去到业界重新找工作。还有人被转岗调离科研岗，转向了行政。此前太原师范学院在网上流传的一份文件中写到，“引进的博士研究生来校工作满五年，如未能晋升副教授（已达副教提任职条件因指标原因未晋升除外），本人需服从学校安排转到后勤、保卫等服务保障岗位。”

必须要说明的是，这段经历对很多青年教师来说是一种隐痛或创伤，在访谈的过程中，愿意敞开讲述的人是极少数，还有更多的人没有走出来，被困在了原地。

十多年前，林柏乔在一所高校任教，他是第一批经历“非升即走”制度的青年教师，“当时的考核标准就是没有标准，直到我离开也没有具体的解释。”

入职后，他遵循着自己的研究节奏——不追求论文数量，而是用十年写一本几十万字的专著；不将精力放在国际发表，而是围绕自己的研究问题展开。他认为真正好的文章和智识的增长，需要时间来沉淀。

六年后，他被“非升即走”的制度宣布淘汰出局。

没过多久，林柏乔收到了另一所老牌985高校的邀约，并允诺可以直接给他教授的待遇，且不用再经历非升即走，“我再也不想经历被评审的痛苦了，就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新的院系人数不多，大家总体上关系都很好，像一个小小的学术共同体气泡，这样的环境让他感到安稳，可以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研究中。

卸下重担后，林柏乔尝试也把目光从书斋移向外面的世界，做了很多严肃知识普及的工作。他希望面向公众，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社会上有困惑的人提供一些解释。

有一次，林柏乔的一本书被一位中学老师看到，并写了一篇长长的书评推荐给孩子们。这个小小的反馈让林柏乔觉得兴奋，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面向社会公众，降低知识的门槛。这种快乐甚至大过了论文发表、项目中标，大过了那些他曾拿到的一些“响亮”名号。“做为一名老师，能够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人生理解传播出去，有人看到并对他们产生影响，那我真的非常开心。”

林柏乔倾向于在教学中展开自己的研究。他感兴趣的那一小块领域每年都会有新的进展，他将此吸收进自己的研究并融入到课堂上，告诉学生自己认识的发展和变化，而不是像那些“二十年没有变过的上古PPT”一样。

离开后，李清荷也开始重新思考，大学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在西方历史上，德国哲学家康德首次提出了近代理性化大学理念，他在《学部冲突》一书中表明：“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

但李清荷却觉得，她所经历的“学术共同体”，更像是一个狭隘封闭的专业利益群体。赵锦甚至认为，自己之前的工作是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所定义的“狗屁工作”，对社会没有实质性的贡献，也不会提升生产力、改善社会福祉或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大学的功能已经转向生产文凭，而不是知识，大学教授的工作不以教书育人为主，而是生产学术论文。”离开后，赵锦在社交平台上这样写到。

李清荷曾与“好学生心态”缠斗良久，“我觉得自己辛辛苦苦读完博士，就应该找到一份相匹配的、体面的工作。”但后来她想明白了，“我努力工作不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体验生活的美好。如果感到痛苦，那我就退而求其次，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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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期最后一年，李清荷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申请到基金项目，那意味着考核注定失败，她决定提前离开原来的单位，来到当地一所二本院校重新任教。这里的考核标准对她来说不算高，一直紧绷着的弦松了下来。

她之前所在的高校不论是实验室的资源还是名号，都是省内最好的平台，李清荷本硕博加第一份工作的十多年都在这里度过。离开对她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还是很留恋这里”，李清荷顿了一下，接着说到，“还有孩子的教育，我们学校的附属小学和中学的教育资源是最好的。”

入职之后，陆续有之前的同事也来到了李清荷现在所在的学校，“眼看着前同事变成了现同事。”再见面后，他们彼此相视一笑，什么都没有多说。“这就是一种选择，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耻辱的。那你要是卷的话，永远有人比你强，永远卷不过别人。”

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她也决定不再“鸡娃”，“我不想去逼他了，他哪怕学一门技术也好，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能养活自己就OK。”

我问李清荷，来到现在的单位，平台和背景对做科研有什么影响吗？她在电话那头噗嗤笑出了声，答道，“这个平台就没有平台，也没有条件很好的实验室，我基本上相当于放弃了科研，全身心投入在教学里了。”

之前，因为肩负教学和科研双重压力，她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和学生维持日常的聊天和思想交流。现在，与学生们相处的时间变得更多，远去的成就感好像重新找回来了。李清荷的学生们夸她，“老师，你越来越年轻了！”

但是，学院依然对他们有科研要求，“前几天院长找我们谈话，说你们能不能从网上down一些公开的数据，做一做分析，然后发一篇论文出来？”李清荷觉得荒谬可笑，“院长常给我们敲警钟，他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言外之意是，也许非升即走的风不知道哪一天会刮到他们头上。

跳槽之后，生活也多了很多学术以外的选项。下班后，李清荷与同事们相约着一起吃饭、研究菜谱、去山里徒步、探讨孩子的教育。今年是李清荷生完二胎的第一年，“如果是在以前，这种事我完全不敢想。每天二十四小时脑子里都是论文。但现在放下执念后，我应该有充足的时间能够照顾好工作和家庭。”

另一种生活

离职之后，起初，赵锦也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只是想要把过去丢在身后、继续前进。

她与一位美国top高校的小同行有过深入交流，发现原来学术的无意义感不只出现在国内。“你想他都已经是那个级别的学者了，做了二十多年的科研，发了那么多的文章，可是他跟我说，如果把自己做的所有东西从地球上抹掉，对这个世界、对人类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如果我都看到了站在顶峰的人是什么样，我何必还要走这条路呢？”一种巨大的虚无感将赵锦包裹住。“我还听过一句话，在学术圈你发表的paper平均只有七个人看，其中还包括你的妈妈。”

离职后，赵锦决定离开学术界，转向从事本行业技术应用型的工作。这份工作能让她接触到一个个具体的人，那让她感到一种写论文之外的价值感，也让她觉得更踏实。“这是一份用爱发电的职业，虽然收入无法比肩IT和金融业，但在自我成长和心理上的回报是巨大的，而且应该是最接近智慧和自我实现的工作了。”

张源选择了重新“归海”，来到北美一所高校做博后。他向我简单介绍了北美的“非升即走”制度生态：北美高校的入职门槛更高，竞争也更激烈，但是进来之后，学校会为新入职助理教授配备很好的实验室资源，一入职便可以招收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组建自己的实验室团队，“是一个很融洽的community的环境，老教授们都会关心并帮助年轻助理教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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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后的一年里，微尘一篇论文也没有写。她感叹，终于可以安心沉迷自己爱的游戏（打了七百多个小时《塞尔达传说》）了，不用有罪恶感，不用自我PUA为什么没有把睡觉以外的时间都用来出业绩，为什么自己这么愚蠢还这么懒惰。不用有同辈压力，同仁发了权威期刊就觉得自己一文不值。不用逼着自己按照考核的要求来削足适履做学问，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步调专心读文献思考问题，悠哉悠哉地推敲琢磨。

现在，她选择再度归海，入职东京一所国立大学，开启在日本“青椒”生活。

跳出来之后，学术也不再是张源唯一的追求。除了工作和梦想之外，他更关心自己和家人。天气晴好的时候，张源会与朋友在丛林步道里漫步吸氧，也会在清早四点半起床，与朋友驱船去边境的湖里钓鱼，看着与手臂一般长的鱼跃出水面，尾波在湖面打出浮沫，他觉得自己不再是科研的工具，而是一个真实的活着的人。

“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吸收能量，最后死掉，就是这么简单的事。这几十亿人生不生死不死，对地球有什么影响吗？可能有一些，但也不重要，地球上之前本也没有人。对于个体来说，就是尽量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然后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经历尽量丰富一些，就没白来世上走一遭。”林柏乔说。

李清荷也找到了一个劝解自己的方法。“每当感到痛苦焦虑，这个坎迈过不去的时候，我就会思考生命的长度和广度。”她把自己看作是宇宙间渺小的一个粒子。转身之后，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在等着她重新来过。 （来源：腾讯新闻）

◦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其中“微尘”内容引自公开发布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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