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死于热射病 单位不出证明

摘要：2018年夏天，四川绵阳的农民工刘平因为热射病，倒在了工地上，后抢救无效离世。对他的女儿刘潇来说，为爸爸争取工伤认定才刚刚开始。即便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过程还是出乎预料的艰难，用人单位不配合、程序复杂，反复上诉失败，直到六年后，在律师、检察院、医院职业病认定中心的多方努力下，才最终拿到一纸工伤认定书和赔偿。

事实上，这是一场难得的胜利。因热射病伤残的工人，能获得工伤赔付的少之又少：无论是观念、劳动合同的缺失，还是工伤认定、职业病鉴定的艰难，每一步都可能成为维权路上的一道坎，对高龄工人尤其如此。

文｜魏晓涵

编辑｜王一然

六天和六年

在刘潇记忆中，六年前7月19日前后，老家绵阳特别热。就在几天前，她接到爸爸刘平的电话说，回来了。家附近的工地有项目，在外打工的爸爸就回了老家。2008年汶川大地震，她们家也经历了灾后重建，因此背上一些小的外债，那之后爸爸就一直在外面打工。

这是个好消息，一家人离得更近了，她从小就和爸爸很亲近，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父女俩规划着，她正好在工地附近租了个房子，爸爸一起住更方便。还没来得及搬过来，19号那天，她就在办公室接到了爸爸工友的电话，“你爸进医院了，挺严重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刘平被就近送到了离工地约两公里外的一家县医院。女儿刘潇赶到的时候，他在ICU里陷入深度昏迷，身上插着管子，身体太热，买来二十多瓶冰冻的矿泉水，给他物理降温。诊断结果上写着热射病，对当时的刘潇和妈妈来说，都是没听说过的陌生名词，她查了下，五十岁以上患者的死亡率可达到80%以上，爸爸那时刚好五十岁上下，她的心一下就揪起来。

出事那天发生了什么，刘潇是后来在工友的讲述、律师的走访之后才得知。

那个工作的空间在太阳直射的水泥地面之下，没有正常的通风渠道，四周封闭，一整天的工作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中午最热的几个小时能休息一下，余下的时间都在和钢筋水泥打交道。临下班收拾工具的时候，刘平突然就头朝地，倒下了。

体内的高温没有透过皮肤显现，却加速了器官的衰竭，还出现了脑水肿。为了帮助散热，医生取下一小块刘平的头骨，当地医院保存不了，刘潇专门找了家更大的医院把那小块头骨保存起来，等待爸爸醒来的那天。

高温下的劳动者。图源东方IC

那一小块头骨最终没有安回去，六天后，刘平没有抢救过来。后来在律师的建议下，刘潇为爸爸的遗体做了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里这样描述，“符合热射病并脑挫伤出血梗死，（继发大叶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

刘潇的第一反应，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出事，就是工伤。就在爸爸刘平出事前一天，工作单位为他购买了建筑工地工伤保险。但真正向绵阳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之后，她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六天的抢救时间，成为了第一个阻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岗位上，突发疾病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视同工伤。

绵阳人社局通知他们，补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这是工伤认定的另一个可能的方向——《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患职业病，也可以认定为工伤。这似乎是一个更顺理成章的选择。在《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作为严重中暑的类型，热射病属于职业病的范畴。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迟迟开不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用人单位提供的材料。刘潇回忆，父亲的遗体还在殡仪馆的那几天，公司来和家属协商，同意支付父亲抢救的医药费，并付三十多万作为“人道主义”赔偿，后续也愿意配合做工伤认定。

但在刘平下葬之后，却“找不着人了”，公司不再配合工伤认定。代理律师程蟒尝试和对方沟通，得到的回应通常是“去给老板做下工作”，就没了下文。他推测背后的原因，“一旦认定（刘平）为工伤死亡，公司可能会面临安全监督部门的处罚”。没能及时提交这份职业病诊断证明，几个月后，刘平的工伤认定申请被驳回。

那时的刘潇大概不会想到，这份工伤认定书，直到六年后才姗姗来迟。

死胡同

代理律师程蟒起初见到刘潇一家时，对她的母亲印象深刻。这位五十多岁，在家务农的女性一脸憔悴，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苍老不少。母女俩搀扶在一起，他说，心里挺被触动的。

这位资深的中年律师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在当地也颇有人脉，不过，接触热射病的工伤认定还是第一次。他原本以为按流程走就可以，真正为了一纸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奔波，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了。

首先，有资质鉴定热射病作为职业病的机构就很少，他带着几位律师跑了绵阳市几家比较大的医院，发现即便有治疗热射病的条件，也没有申请过鉴定资质。

唯一一家有资质的医院，只能做矽肺病的鉴定——这是一种更广为人知、患病比例更高的职业病，在卫健委2020年报告的职业病新病例中，尘肺病占84%。（注：矽肺病是尘肺病的一种，占比达到90%以上）

当时整个四川省，只有华西第四医院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华西”和“省疾控”）可以做热射病的职业病鉴定。程蟒派律所里年轻的律师去挂专家号，拿着诊断病例和司法鉴定报告，却行不通——刘平不在那儿就诊，另外，职业病诊断还需要用人单位提供一些证明材料。

绵阳市人社局驳回刘平的工伤认定申请之后，案子过山车一般，又经历了几轮折返。

先是刘潇和妈妈不服人社局的结论，在2019年5月向涪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重新考量了司法鉴定结果，判决绵阳市人社局撤销原来的决定，重新做认定。

接着人社局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定的结论是，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现有的材料也不能证明刘平的死因和职业病的直接关系，撤销一审判决，再度回到原点。刘潇和妈妈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过再审，2020年，申请被驳回。

由于缺乏补充材料，2019年绵阳市人社局最终决定不予工伤认定。讲述者供图

在律师程蟒的经验里，人情在面对法律、推动案件的进展时，可能是有效的。这两年，他和他的律师团队想过许多办法，比如去医院沟通，派年轻律师挂专家门诊行不通，那就换更懂沟通技巧的资深律师；用人单位不提供事发当天工作环境的情况，他们就自己找当地气象局。二审期间，他特地去了趟成都，早上7点就在省疾控的门外等着。

这一次，人情方面的努力也似乎失效了。资深的律师和医院的专家沟通，同样铩羽而归；从气象局拿到的资料用处不大，事发当天最高温度没有超过35度，询问过后才知道，气象局测温点在四面通风良好、离地面一米多的地方，和刘平当时的工作环境相差很大。

至于在省疾控，主任接待了程蟒，三位专家一起会诊，其中有程蟒的同乡。“我们都是很穷的地方出来的。当时他们已经决定受理了，让我们找用人单位出一个鉴定申请。”他记得，动用了很多关系，用人单位的工作始终做不通，材料没有补到，省疾控还是开不了职业病诊断证明。

两年多的时间，又走入了死胡同。不停地上诉、失败，这个家庭一直陷在事件的余波中。似乎哪一条路都走不通，刘潇很崩溃，作为独生女，爸爸出事之后，她感觉家庭的担子都落在了自己肩上。妈妈的身体开始变差，高血压、眩晕等各种病都出来了。她那时在成都忙工作，没什么空回家，只能让妈妈和认知有些障碍的外婆互相陪伴。

“我妈当时觉得要不算了，我们和人社局（机关单位）打官司，感觉（赢的）可能性不大，跟我说了好多次。”但刘潇从没想过放弃，她想给妈妈后半生争取些保障，也为爸爸讨个说法，“为什么要算了，那我爸怎么办呀？现在人没了，能做的就是给他讨一个公道。”

“至少要给他们一个诊疗的机会”

律师程蟒也没想过放弃。省高院不受理，案子回到绵阳市，2021年，家属向当地检察院申请监督。实际上，程蟒那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检察监督成功的很少，当时在做准备，往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设在重庆）申诉；我是人大代表，也想过在人代会上对《职业病防治管理办法》（提出相关建议）。”

转机这时出现了。程蟒印象中，承办的检察官吴阳有些“不一样”。见面的时候，他陈述了案子的情况，也讲述了这家人的处境。“这位老检察官五十多岁，可能过几年就退休了，他人很善良，也觉得这家人不容易。”

后来在媒体采访中，吴阳回忆，看完案卷失眠了好几天。这个案子虽然在法律程序上合规，但“这样的结果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是能被感知的正义。”他也发现了那个卡住所有齿轮的机括，用人单位。他和其他同事以检察院的名义尝试沟通了几次，要么吃闭门羹，要么是接待了，对方不配合提供材料。

在程蟒印象中，吴阳还为此找了许多外地医院，包括上海、重庆、山西、贵州的，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法受理。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华西，他和会诊专家沟通了很久，“可能是那样一句话打动了他们，检察院说，至少要给他们一个诊疗的机会。”最终专家同意开具职业病诊断证明，前提是，需要带公章的刘平的工作证明。

对医生和医院来说，也是无奈之举。一位参与过会诊的医生后来对媒体回忆，因为职业病诊断涉及多项法规和程序，没有用人单位的资料，作出诊断有风险。最终检察院承担了部分的风险，“市检察院出具了一个情况说明，盖了他们的公章，来确保（刘平）工作情况的真实性”，程蟒介绍。

直到2022年4月，距离刘平的意外发生将近四年后，这份宝贵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才经三位专家之手问世。

这项新证据的举证时间超出了期限，审判委员会没有通过，市检察院向中院提出的审查建议没有获得同意。

2023年，检察官和刘潇都不愿放弃，向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2024年3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同省检察院最终提出司法建议，对刘平的工伤以及享受保险待遇进行认定。2024年4月2日最后一次开庭，不久后，刘潇一家顺利拿到赔偿。

华西第四医院三位专家最终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讲述者供图

“幸运”之外的大多数

回顾起来，程蟒觉得还是幸运的，遇到了一位负责的检察官，检察院的介入帮助开启了一条“绿色通道”，给案子带来转机。过去六年，程蟒常常关注类似案例，几乎很少看到进展。

2019年，一位62岁的清洁工工作中确诊热射病，落下三级伤残，因为超龄没有签署劳动合同、购买工伤保险，经历了两年多的反复上诉，才获得一定的补偿。

近几年，热射病在夏天愈发受到公众关注，但根据公开数据，一些地区每年报告的高温中暑病例达几百人，仅有个位数申请职业病诊断。有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只有出现重症，无法工作、需要入院治疗，甚至死亡时，工人才会想到工伤认定。

对他们来说，维权难度尤其大。程蟒说，“如果没有（购买）工伤保险，刘平这个案子也不会有后续。很多建筑工地没有（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一旦出事，基本都是家属和开发商或者建筑商私了，不会进入工伤认定的程序。”

2022年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建筑工人王建禄就是如此。为了给即将上大学的儿子攒点现钱，他到西安打工，在城中村住着月租260元的房子。热射病离世之后，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无法认定为工伤，家属甚至一度联系不上工地负责人。媒体报道后，家属接到工地项目经理电话，最终达成协议，工地承担他的丧葬费并提供赔偿。

高楼上的建筑工人。图源东方IC

实际上，即使有正规的合同和保险，许多农民工保护自身权利的意识也不强。整理父亲遗物时，刘潇发现，工作相关的证明他都没有保留。“在工地上大家都是签完合同，公司拿走，保险统一买，不像我们会自己保留一份。”

即便顺利进入工伤认定，和其他职业病相比，热射病也有其特殊性。它的发病地点可能不在工作岗位上。但工伤的认定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因工受伤、抢救时间都有一定的限制，有法律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类情况可能存在举证上的困难。

如果难以直接进行工伤认定，通过职业病鉴定等同工伤，是一个可行的路径。但能开具诊断证明的医院不多，态度也谨慎。华西第四医院职业病医学中心的相关医生曾对媒体回忆，劳动关系、疾病和职业危害因素的关联，需要用人单位同时配合提供资料，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进行判定。

在律师程蟒看来，这六年期间，执法理念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刘平的案子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绵阳市一家三甲医院已经申请获得了一百多种职业病的诊断资质。这也拓宽了程蟒的认知，原来近视眼、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等常见疾病都属于职业病的范畴。

今年4月，最后那次庭审，刘潇一家特地换上了正式的衬衣。现场尤其隆重，除了检察官、律师，邀请来的各界专家代表，还有媒体的长枪短炮。当庭从妈妈的口中说出撤诉的决定，引起了现场一阵不小的骚动。

开庭前，检察院打来电话询问，重新做工伤认定不成问题，是选择重判还是撤诉？刘潇决定撤诉。“因为（人社局）愿意重新认定，我们就没必要继续下去了。说实话经历了这么多年，我担心它会不会还出现什么小状况，又不给认定。” （编者注：撤诉并不影响赔偿结果。）

庭审结束后，刘潇带着烟和酒独自去爸爸墓前待了一会儿。那片留在医院的头骨，爸爸离世之后，医院自行处理掉了。爸爸留下的遗物，衣服，手串，都烧掉了，只有证件保留着。她常常去看他，就像爸爸生前那样，朋友似的，生活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都和他讲。那次她忍不住感叹了几句，“哎呀，这个事情都这么多年了”。

直到不久后拿到人社局的工伤认定书，刘潇才有了终于结束的实感。她回办公室找了一个地方，小小地哭了一场。

为爸爸奔波的日子里，有人为妈妈介绍对象，她很难接受，总觉得对不起爸爸。现在终于可以展开新生活了。从人社局离开那天，她对妈妈说，以后安安心心过日子，你该找也找一个吧。而三十多岁的她也刚结婚不久，开始打算备孕，语气也轻松起来：“终于感觉有点自己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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