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一家社会主义工厂中的“红色家政”：中国城市中的家属与再生产劳动转型（1949—1962）

【投稿】一家社会主义工厂中的“红色家政”：中国城市中的家属与再生产劳动转型（1949—1962）

社会主义下“妇女解放”的现有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勇女性进入男性主导领域的事迹，本文则探讨了社会主义中国常被忽视的女性群体。在中国，这些女性被称作“家属”，她们是工作场所中男女员工的女性家属（妻子、母亲及姻亲）。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1949—1962年郑州纺织工人家属的经历。本文认为，尽管家属被描绘为“寄生”在正式工人身上，但她们在家庭内外从事着广泛的有偿或无偿劳作。与资本主义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女性一样，这些中国女性的无偿家务劳作支撑着劳动力的日常和繁衍再生产，因而对工业积累至关重要。

摘要

社会主义下“妇女解放”的现有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勇女性进入男性主导领域的事迹，本文则探讨了社会主义中国常被忽视的女性群体。在中国，这些女性被称作“家属”，她们是工作场所中男女员工的女性家属（妻子、母亲及姻亲）。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1949—1962年郑州纺织工人家属的经历。本文认为，尽管家属被描绘为“寄生”在正式工人身上，但她们在家庭内外从事着广泛的有偿或无偿劳作。与资本主义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女性一样，这些中国女性的无偿家务劳作支撑着劳动力的日常和繁衍再生产，因而对工业积累至关重要。此外，家属还在车间和集体化服务设施中从事有偿工作。这种有偿工作补助了积累，而这些女性的抵抗推动了大跃进（1958—1962）的最终崩溃。这项研究在两个方面推进了相关领域。首先，它扩展了关于女性的劳作、社会再生产和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理论，收纳了一种既具备再生产性质又是有偿的劳作——先前未受重视的劳动形式。其次，现有文献集中于结构分析并解释女性劳作对积累的作用，而本研究同样重视女性的主体性，并展示两者之间的互动如何塑造历史轨迹。

关键词：女性、劳动史、工人家庭、再生产

原作者：董一格

译者：李梅

原文：“Red Housekeeping” in a Socialist Factory: Jiashu and Transforming Reproductive Labor in Urban China (1949–1962)

发表：2024年

导言

六十年前担任厂长时，是否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对此，现年九十多岁的韩佩兰如此答道：“许多女同志家庭负担很重，但我没有，因为有‘沈妈’帮忙。”[2]1942年，年仅十五岁的韩佩兰在上海加入了中共地下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迅速晋升为党的女干部，1958年，移居河南省省会郑州，担任国营郑州第一棉纺织厂的厂长。

作为郑州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女厂长之一，韩佩兰的名字经常被我采访的当地人提及。[3]她在官僚体系中的显赫地位以及她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所遭受的苦难，使她成为当地集体记忆中难以忘怀的一个人物。

因此，当我最终有幸与韩佩兰本人交谈时，听到她提及沈妈在幕后的故事，我感到惊讶，因为我其他的采访对象都未曾提及过。由于沈妈已去世多年，我只能通过韩佩兰的叙述重建她的故事：

沈妈，我现在已经想不起她的娘家姓了，她嫁给了我丈夫的兄弟，曾住在江苏省。20世纪50年代末，我丈夫的兄弟去世后，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她们一家三口来到郑州投靠我家。起初，沈妈作为家属，与我们住在一起，帮我做饭，照顾我的两个孩子和生病的公婆，还有她自己的娃。这是我从没做过饭的原因。后来，在70年代，社区开始办小工厂，她就找了家工厂打工赚钱。她说：“大家都有手有脚，我不该留在家里吃白饭。”几年后，她的女儿找到一份学校老师的工作，沈妈和她的孩子就搬了出去。她搬走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家务，就花钱雇了个保姆。

沈妈的身份是一种悖论。一方面，她被韩佩兰识别为家属，这个词代指家庭中一个人之外的远近家庭成员，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属。[4]在中国古代，家属一词泛指无论性别的远近家庭成员，但在二十世纪初，随着工业化与军事化的兴起，“家属”开始与女性家庭成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男性工人与军事人员的妻子。[5]在毛泽东时期（1949—1976），“家属”继续保持这一含义，并越来越被理解为一个女性化的词汇。通常情况下，“家属”可以与“职工家属”互换使用，后者即工作场所职工的家属。这个词还用于和政治身份相关的表达中，如烈士家属、资本家家属以及右派家属。[6]

另一方面，在姓氏后加上“妈”是革命前中国称呼女性家政工的标准方式。韩佩兰将她的姑嫂称作“沈妈”，揭示了韩如何理解二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沈妈通过承担所有家务以换取她和她两个孩子的生计，实际上在韩家担任了女佣的角色。然而，沈妈似乎更将自己视作一个“不做事”的家庭成员，而非女佣。因此，当有机会获得一份有偿工作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因为她认为自己“在家里吃白饭”。

沈妈被贴上的“家属”标签与她实际所做工作（从服务韩家到进厂工作）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张力。这意味着，尽管“家属”一词在话语上暗示着一个人对他人的依属，但被如此标签化的人实际上远非仅是一个“依属者”。尽管“家属”一词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已经是官方话语的构成部分，并出现在社会主义往昔的个体记忆中，但作为历史行动者的“家属”仍然模糊不清，逃避着学者的审视。

与毛时代流行的女性超人符号，如“铁姑娘”（独立、强壮且肌肉发达的女性农民与工人）不同，[7]“家属”主体并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话语。在中国共产党的修辞中，家属被视作“‘红色’管家人”。一方面，这个词暗示着党将家属主要定位在家庭空间，要求她们服务于其他从事着有偿工作的家庭成员。因此，家属往往被她们的丈夫与其他在公共领域工作的女性掩盖，甚至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寄生虫”。[8]另一方面，“‘红色’家政”应与“持家”（homemaking）这一概念应该明确区分，后者是随着福利资本主义下养家者—持家者制度（the breadwinner–homemaker family regime）的兴起而出现。[9]在中国的语境中，“家”与“户”的界限在五十年代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在大跃进（1958—1962）的高潮阶段，大多数城市家庭妇女被要求进入公共场所工作，许多家庭职能被集体化，家属则成为那些新创造的公共场所的主要维护者，成为历史上最激进的社会再生产实验之一的主角。

这项研究首先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十年间家属横跨不同社会空间的动荡轨迹的实证概述。虽然我在进行全国层面的分析时主要依赖于全面收集的一手、二手资料，但我对地方动态的描述是基于在郑州市进行的案例研究。资料来源包括郑州市档案馆的文件、当地工厂志、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历史数据库，以及对经历过社会主义时期的郑州纺织工人及其家庭主妇的采访。

从概念上讲，这项研究通过两种方式加深了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上社会主义研究之间的持续对话。首先，关于女性工作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现有讨论主要集中在基于家庭的无偿工作，[10]本文的案例扩展至曾在家庭中完成的集体化、有偿的女性工作，并解释这类工作如何促进社会主义积累。其次，这想研究不仅揭示了积累的逻辑，还会密切关注历史行动者的能动性。中国的女性不是被动屈从于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而是在党和国家的内部、基层中，通过接受或抵抗“家属”这一范畴，积极地与国家展开谈判。正如我将展示的那样，她们的一些努力最终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使得大跃进这一毛泽东领导下最具雄心的计划脱轨。

女性工作、社会再生产与积累制

众所周知，女性的有偿、无偿工作在支撑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1]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中，女性承担着家庭日常生计与繁衍交替的大部分任务。[12]同时，她们还积极参与创收活动，例如将羊毛纺成纺织品、将纺织品织成布料。她们对家庭经济的货币贡献，尽管与男性相比较小，但事实证明，在家庭生命的特定阶段她们是支撑维系的关键。[13]随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给女性工作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有效地掩盖了女性工作的价值——社会学家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称之为“家庭主妇化”（housewifization）。[14]随着大多数创收任务从家庭中移除并集中在工厂和其他公共领域，家庭逐渐失去了组织经济的主要作用。尽管最初，女性（及儿童）也外出工作，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她们的劳动力参与率下滑。与此同时，她们对男性的依赖也在增加。这不仅因为男性实际工资的增长，还因为法律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一种家庭工资制度，男性成为养家者，女性成为持家者。[15]同时，女性继续承担家务中的无偿工作。由于这类劳动没有货币形式的补偿，它们常常被低估，并被认为是可以忽略的。

近期发展的社会再生产理论（SRT）超越了对工业资本主义如何影响女性工作的实证探询，[16]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分析，[17]将女性的无偿家务工作视作更广泛的社会再生产——支持人类及我们社会的日常与繁衍交替的过程——的一部分。尽管SRT深刻揭示了女性的工作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再生产如何促进原始与持续的积累，但其分析范围主要限于资本主义下的动态。值得发问的是，历史上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一种组织社会再生产的替代方法，在其中女性的工作是否以及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配置？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政权在经济工业化与社会关系转型的过程中，他们的一条战线便是动员女性参与有偿工作并促使家庭再生产功能的社会化。[18]然而，尽管在理论上为女性工作的适当评价与促进性别平等提供了希望的土壤，但没有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成功实现了这些目标。

日益增长的关于“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学术研究或许能提供一些洞见，以理解这些困境：尽管历史上的共产主义政权宣称摆脱了资本主义，但仍与其对立面具有相同的特征——尽管口头上宣称要提供社会保障与福利，但却以牺牲社会再生产为代价实现快速的工业积累。[19]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创造了新型的暴行，例如强迫农民集体化土地并将大部分利润上交国家。[20]此外，在这些农村社区中，农村女性首当其冲地承受了过度积累的重担。[21]一方面，妇女被以性别平等的名义动员参与农业生产。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国家支持，以及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她们仍然被迫进行无偿的再生产劳动，这“减少了再生产工人的生活与劳动力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加了剩余劳动时间，即可以获取利润的时间”。[22]即使在城市地区，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提供了更好的劳动保护与更发达的公共服务，妇女的再生产劳动仍然补助了总体积累。由于没能对男女生理差异提出有效的挑战，女性仍被视作次要的工人与主要的照料者（care-givers）。[23]在公共领域，她们集中在轻工业和服务部门，与男性职业相比通常薪酬较低。讽刺的是，国家政策保障了女性在工作中的“特殊需求”，为母亲提供慷慨的产假，这进一步加强了女性工作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文化联系。

尽管现有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女性工作对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本积累的作用，但较少关注制度的积累需求与社会再生产领域中女性能动性之间的张力。下一节将回顾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经济中性别政治的重要文献，表明当前的研究有助于阐明积累逻辑与历史能动性之间的动态关系。

女性劳作、再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积累

与前资本主义欧洲的女性类似，帝制中国晚期的女性也从事着各种家庭活动，或是支撑家庭生计，或是直接产生现金收入。例如，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汉族女性不仅承担了家庭中全部的再生产任务，还得在家中纺纱织布，生产棉制品与丝绸产品，这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24]随后在二十世纪之交的第一波工业化浪潮中，家庭纺织品与其他妇女手工艺品被工厂制造业取代，从而导致中国女性的家务工作贬值。[25]这一转变在二十世纪中期中共接管国家时达到顶峰。

中共的性别项目受两个因素的驱动。首先，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国设想从家庭中“解放”女性，使她们参与政治与正规经济活动，作为创建无阶级社会这一宏大议程的组成部分。其次，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宏伟目标，中共有时将女性视作“劳动后备军”，动员她们被视作加速积累的必要手段。因此，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旗帜下，[26]全国的工业、农业项目大量吸纳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27]结果是“铁姑娘”的形象开始流传，并鼓励女性在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领域中蓬勃发展。

为了促进“妇女解放”和经济发展，中共还决心改造社会再生产领域。尽管早期文献认为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景中忽视了家庭领域，但近期的研究揭示了更为复杂且微妙的情况。简而言之，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类似，社会主义中国也见证了一种要求农民、非正规工人等其他群体（包括农村女性与城市家庭主妇）进行低报酬或无回报（free riding）工作的“原始积累”形式。

艾约博（Jacob Eyferth）指出，在农村，女性的工作——从种植副作物到制作鞋子、衣服——在维持家庭日常生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补助了以极高积累率和低消费率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发展制度”。[28]国家从农村地区抽取了超过维持生活消费所需的剩余产出的80—90%，以供养城市人口并重新投资在工业化领域，却没能将工业盈余回馈给农村地区。[29]相反，正是通过延长农村妇女白班后的工作时间，才能满足基本消费品的需求。

与农村不同，城市家庭主妇的劳动被抽取得较少，因为国家为她们提供了某些方面的生计保障。例如粮票、公共住房、医疗保健等其他国家补贴服务。

然而，城市女性对积累的贡献仍然至关重要。贺萧（Gail Hershatter）指出，这一时期的“家庭”与公共领域被完全分离，并在话语层面上被党-国忽视。[30]然而，宋少鹏对家属的开创性研究表明，一方面，国家将城市家属视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组成部分，重视她们的劳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意义；另一方面，国家故意保持公共与家庭之间的界限，从未挑战两个领域内外的性别劳动分工。[31]在很大程度上，家属的劳动——包括煮饭、育儿、种植副作物与制作基本消费品——被视为她们的“天然”职责，而不产生任何形式的经济价值。

宋少鹏得出结论，通过利用家属的免费劳动，国家能将工人的工资与福利再分配维持在较低水准，从而将大部分利润重新投资于工业生产。

尽管女性工作的贬值与积累的逻辑相一致，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女性确实拥有能动性，游走在各种政治与社会空间之中。在王政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指出，国家对城市家属家庭角色（家庭性）的保留以及对其再生产工作的低估，并不是积累体系所需的。[32]王政揭开了看似一体的国家状态，分析了国家女性主义者与男性党领导之间的政治斗争。她揭示了家属家庭角色的自然化是国家女性主义者在反右运动中生存策略的结果，当时她们的机构——全国妇女联合会（ACWF）面临着被废除的风险。

本研究关注政治经济和历史能动性，转而考察1949—1962年大跃进之后，家属的生活经历与紊乱的积累策略之间复杂的关系。换句话说，本文的目标是通过一个实证案例研究来展示政治经济和历史能动性在塑造家属经历与再生产劳动景观方面的动态关系。接下来，我将探讨国家不断变化的积累策略如何与其改变家属的不稳定压力相互作用，同时不断划定生产与社会再生产、有偿与无偿劳动之间的界限。本研究将重点从国家层面的话语和主要大都市转移到郑州的地方案例。

郑州作为河南的省会城市，是今日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在毛时代初期是一个年轻的棉纺织厂城镇。[33]郑州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南岸，东距开封八十公里，在晚清时期仍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城市。

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随着雄心勃勃的民族主义工业家穆藕初将他的纺织业务从上海扩展到郑州，开设豫丰纱厂，郑州崛起为一座工业城镇。穆藕初之所以选择郑州，是认为当地的棉花生产总成本会很低。新建的京汉、陇海两大铁路在郑州交汇，能提供经济的运输条件；河南是重要的棉花产区、人口大省，能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最初，尽管有工业发展，但随后数十年的战争、饥荒和频繁的洪水使得这座城市在1948年中共接管时几乎沦为白地。随着新政权部分出于战略安全考虑，计划将工业生产中心从沿海转移到内陆地区，郑州回复了工业化，与石家庄、咸阳等地一起成为全国六大纺织基地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十年间，除了重开豫丰纱厂，郑州还新建了五家棉纺厂及数十家配套工厂，包括染色和纺织机械厂。至1960年，郑州人口增加了六倍，从十五万增长至约一百万。[34]劳动力由一小部分从远方工业城市（上海、青岛和武汉）迁徙的熟练工人，与大量从附近村庄招募的年轻农民组成：约有六成的职工是女性。作为郑州的新来者，大多数工人定居在工厂附近的生活区，每个工厂都成为一个工业工作“单位”。作为一种组织并控制劳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全国性模式，单位提供了一系列详尽的福利，包括医疗保健、住房与子女教育。[35]本研究的许多工人都表示，他们的一生都在单位中度过，结婚生子、退休养老，即使这些国有工厂在二十一世纪初停止运营。

接下来的章节按时间顺序排列，追溯家属在最初的工业化阶段（1949—1957）、大跃进与伴随的城市人民公社运动（1958—1962），以及紧随其后的精减期的经历。然而，我并不是试图按时期划分来解释这些变化，而是关注不同时期的变化，以阐述再生产劳动的主体、意义与界限在历史上如何被构建与重构。

单位小区的红色家政

“作为家属，必须要努力做到‘红’、勤、巧、俭，这样她才算是‘红色管家人’！”1962年1月，郑州市工会女工部主任王玉溪在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鼓励会员“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也被称作“两勤”。[36]这并不是“两勤”第一次被提出。“两勤”运动最早由全国妇女联合会在1957年发起，强调城市女性在家政上的关键作用，并将其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联系起来。

与全国妇联最初“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以实现妇女解放”的议程相比，强调女性的家庭角色初看之下似乎颇为费解。王政认为，1957年这一突然的保守转向是国家女性主义者保护自己，不被男性主导的党内高层罢免而采取的战略举措。[37]但本节认为，全国妇联在1957年之前就已从组织女工转向为组织家属，并通过这一过程，家属的位置也被固定在家庭空间内。

四十年代末，中共回到城市时，大多数城市女性不是能轻松符合革命想象的“无产阶级工业工人”。相反，城市女性的人口构成相当复杂，包括手工艺女工、小贩、性工作者、知识分子、服务业劳动者，以及旧资本家与资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家庭成员。[38]截至1953年，中国所有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女性职工总数为213.2万，仅占整个城市女性人口的6%。[39]郑州这样几乎未工业化的内陆城市，1948年末估计有15万居民，大多数是贫穷的体力劳动者和难民。根据郑州妇联的数据，城中约有六万名女性。除了少数工厂工人、性工作者以及铁路工人的家庭主妇外，其他女性都是“贫苦劳动妇女”。她们中的大多数是逃离战争和饥荒，与小贩、人力车夫及其他类型的体力劳动者结婚而定居郑州。[40]面对经济崩溃、高失业率以及复杂的阶级构成，全国妇联认为她们的核心任务应该是组织贫苦体力劳动者的家属进行“生产自救”。全国妇联的工作从最基层开始，将失业的女性聚集在一起，建立制鞋、手纺亚麻、缝纫与洗衣的作坊，以换取现金收入。[41]1949年的头几个月，全国妇联动员了超过七千名女性参与这些活动。

然而，时至五十年代中期，全国妇联的影响范围缩小到再生产领域，因为郑州的劳动力格局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1953—1958年，六家现代化棉纺织厂与一系列配套企业相机投入生产。成千上万的纺工、织工，以及技术人员、干部落户郑州；大多数工人是18—25岁的女性。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的过程中，诸如手工艺等看似“微不足道”的生产形式逐渐消退。[42]“贫苦劳动妇女”的范畴也在地方妇联的话语中逐渐消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家属成为指代单位体系中失业家庭成员（主要是女性）的一个主要范畴。尽管许多年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继续制鞋、缝纫、裁剪以及洗衣，以增加家庭收入，但她们不被视作“劳动妇女”，而只是家属。换句话说，她们的身份主要与社会再生产相关联，尽管她们的劳动并不完全如此。

与家属“家庭化”相伴的是全国妇联对工业单位体系的影响力被切断。尽管全国妇联是首个将家属纳入其妇女工作议程的组织，[43]但根据1951年全国妇联与全国总工会（ACFTU）联合发布的建议，家属的组织工作应该主要由工厂工会负责，妇联协助。[44]1954年底，郑州妇联（ZWF）经过部门重组，生产部被取消，因为“它在工厂内部组织并动员女工，与工厂工会的职能重叠。”此外，“支持社会生产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总体目标，设立一个专门负责生产的部门是多余的”。[45]1956年，全国妇联发起“五好”运动，帮助一线工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目标（图1），号召家属“勤俭节约，家庭生活安排好”“家庭、邻里团结互助好”“教育子女好”“清洁卫生好”“学习好”。[46]正如全国妇联主席蔡畅所言，“职工家属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处理家庭问题，要积极展开‘五好’工作，更好地帮助自己的丈夫和亲人出色地完成国家计划”。[47]在纺织业，由于大多数单身或年轻母亲在生产部门工作，家属通常带着孩子或丈夫从农村移居过来的老年女性。除了做饭和照顾孙辈，还有许多人加入了缝纫和洗衣小组。例如在1953年，郑州第二棉纺织厂共有七十一名家属，除了十名家政女佣，其他都是工人的妻子。工厂的福利部门将她们组织成七个小组，为工人提供集体服务，其中十五人有偿洗衣。过去，家属只为自家人洗衣服，现在，她们还能向更多的新职工提供这类服务。因此，工厂管理人员认为，这是家属减轻配偶经济负担的好方法。[48]

1956年之后，更多地农民拥入全国各地的城市，与子女或亲戚同居，工业企业工会开始组织家属在单位小区种植副作物，养猪，生产生活基本用品。家属还是维护公共卫生、绿化环境的关键劳动力资源。正如郑州市工会关于女工和家属的季度报告所示，1956年，全市范围家属被征召起来消灭“四害”，[49]并在小区附近植树种花。例如，在1956年第二季度，国棉二厂四百户家庭的家属挖出了三十公斤蝇蛹，纺织用房建设企业的家属消灭了五百只老鼠，并在小区附近种植了两千多棵树。[50]

家属不仅贡献了她们免费或报酬微薄的劳动来维护、发展集体空间，还是单位小区内发展金融互助网络的中心。由于工资普遍较低，每个工厂都得设立自己的互助基金。参与的家庭被要求每月向集体账户捐款十到二十元，然后每年一次，能从基金中借一大笔钱，用于婚丧嫁娶、子女医疗、外出旅行等用途。[51]家属通常为各自的家庭记账。截至1956年，郑州40%的单位建立了自己的互助基金。单位互助基金会的数量从1957年的301个增加到1961年的1423个，参与户数从39239户增加到72602户。这种互助网络在大型纺织绵厂周围最为发达，那里的工人和家属住得更近。通常，省钱最多、花钱最少的家属会受到单位工会的表扬。[52]

1949—1957年间，家属所做的大部分劳作都不被视作生产工作，因此报酬非常微薄——如果存在的话。在这一时期，很少有四十岁以上的女性能找到有固定的有偿工作。对她们来说，在国营棉厂工作并获得相对较高的工资是一种奢侈，只有比她们更年轻、受更好教育的人才能享受到。然而，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随后的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深刻地重塑了家属在众多生产、再生产劳动和有偿、无偿工作中的地位。

构建社会主义大家庭：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家属

1957年，“两勤”运动尚未完全实现，次年就迎来了大跃进。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这一激进措施推动数量空前的中国女性进入生产领域——以家庭为中心的“两勤”话语突然开始动摇。

为了加速工业化积累，超英赶美，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宣布，新的发展方针将采取激进的模式，通过进一步集体化生产、提高劳动强度与最小化再分配来加速积累。这种措施放弃了中央配给制，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自给自足。人民公社是一项主要在农村地区实施的制度创新，在城市实施的程度与时间较少，旨在将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结合，并使后者集体化，以便国家无需在福利供给上花费任何资金。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共动员家属进入公共空间的热情达到了高潮。对于最高层来说，动员女性参与大跃进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已经外出工作的大量年轻女性应该代替她们的男性同事，更多地承担密集劳动或复杂技术的新工业与建设项目。其次，对于那些从未有过正式工作，但占城市女性人口大多数的家属，她们现在的任务是参与生产或集体化的社会再生产。一小部分家属会在国企工作，但其余的则自发组织成以单位、小区成型的公社内的小型工厂、制造作坊、服务型集体、托儿中心以及公共食堂。

在大跃进初期，党的最高领导层提出了一项新颖的集体化再生产劳动计划。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全国妇联发表了一次讲话，谈及女性劳动解放与推动生产之间的关系：[53]

要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不是对妇女特别有好感，而是为了整个生产，为了社会的进步，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件设想：要建立很多的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的事业[……]组织生产是基础，是否可以把职工家属、农村妇女为生活服务的基础上组织起来。

刘少奇着重强调了家属的作用，进一步证实他的想法：

我到上海职工宿舍区去看，小孩子多得很，象蚂蚁子一样，哇哇叫，工属抱着孩子没有事情作，每天是带孩子、煮饭、洗衣服，情绪不高，问她想什么，她想找点事作，可是没人带孩子、煮饭。没有事情，又不甘心，只好带着孩子去串门子，东说西说，说闲话，引起吵架、纠纷。有人宁愿出去替别人煮饭、带孩子，自己家里又请人来煮饭、带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她们认为带自己的孩子是家务劳动，带别人的孩子是社会劳动。作了工人，心里愉快些。

刘少奇建议家属集体化煮饭、洗衣、裁缝、制鞋和托儿。在他看来，社会再生产领域可以屈从于大规模生产的逻辑：“服务事业并不只是消费，也有生产，作饭也可以说是生产，这是食品工厂，是食品工业。补衣服是大修理，理发也是修理，总之，都是社会上必需的，不可少的。”[54]刘少奇还顺便提到，再生产劳动集体化后，紧随其后的应是“技术革命”，就像生产领域正在发生的那样。

刘少奇发表上述讲话的同一个月，郑州见证了全国首批公社，红旗公社的初步发展。[55]继红旗公社之后，八月，另一个著名的公社成立，囊括郑州纺织机械厂与附近的几个小区。尽管这些早期发展出现在地方报纸与内参，但直至两年后的1960年才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宣传。[56]正是在这一年春，毛泽东及其盟友试图在经济危机与随之而来的饥荒中继续推动大跃进时，城市人民公社成为全国性运动。[57]也是在这一年，郑州的五家棉纺织厂联合成立了一个大型公社——纺织人民公社——这个公社寿命短暂，我的受访者从未主动提起过。[58]在全国范围内，国企与公共机构的女性职工人数从1957年的330万增加到1959年的1000万。仅在国有工业部门，这一数字就从130万增加到490万。[59]在对22个省市的调查中，建立了73万个集体工厂和作坊，其中85%的成员是女性。另一项对全国21个城市的调查显示，1958年有53.5万家属参加了公共生产和服务工作。截至1960年5月，共有500万人在公社工作，其中80%是家属。[60]在郑州，根据当地妇联的数据，共有63526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其中82%是家属。在这些家属中，14000人在国有工业企业或其附属服务部门找到了工作；其余的，约三分之二，被要求自发组织基于公社的工业作坊和福利服务。[61]对家属来说，即使是作为合同工而非固定工，在国企工作也比参加集体作坊和服务业更具吸引力，因为前者的工资更高、福利更好，还有社会声望。

郑州纺织机械厂公社的1352户中家庭共有1421名家属，年龄在二十至五十岁不等，其中309人超过五十岁。其中42人拥有高中文凭，31人拥有小学证书，但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其中约四分之一的人在国营部门工作，但绝大多数仍通常在棉纺织厂作为实习生或合同工工作；剩余的留在公社工作。

在大跃进之前被视作“无法就业”的家属，现在被国家视作“能够生产”。在没有上级具体规划的情况下，基层公社领导和群众开始尝试各种生产和服务工作。大约240名家属开始从事工业和农业生产，其余的负责运营40个食堂和101个护理服务机构，从拥有数百名儿童的大型托儿所到互助小组。后者包括一种上门服务，由一位老年女性护理三到五个孩子（有关早期互助小组的图片，见图2）。共有128名护理工，照顾1550名儿童，其中72%是纺织机械厂公社自身需要护理服务的儿童。

通过将煮饭、托育及家务活动转移到集体空间，公社制度打破了公共-家庭的界限。然而，打破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的价值阶序并不容易。这些新设立的护理服务机构的职工工资取决于她们是工厂的固定职工还是从公社招聘的家属。前者根据证书与工龄，月收入在39—48元之间，而后者的工资仅在15—18元之间。此外，固定职工的医疗费可以全额报销，而这些家属职工只能报销一半。此外，她们的食品及其他必需品的票证也维持在较低数量。[62]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社会再生产的集体化比大跃进之前由家属完成的再生产劳动更节省。在城市公社，通过更高效的社会再生产方式，更多的家属可以从中解放出来，投入生产，从而全面加速积累。

正如刘少奇直言不讳地告诉女干部那样，这不是为了“帮助妇女”，而是为了提高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力”。然而，由于以下原因，这种集体化社会再生产的方法并未奏效，家属对这种安排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城市公社不受欢迎的原因。

首先，公社所带来的社会再生产效率似乎并非高层领导所期望的“节省劳动的技术”，而是以牺牲服务质量为代价。的确，人们有过食品加工机械化的尝试。早在1958年6月就有报道，河南农村的食堂发明了制作面条、切菜、切红薯的机器。[63]然而，在郑州的食堂中并未发现类似措施。缝纫集体要求家属在工作时使用自己的缝纫机，理论上可以提高制衣效率。[64]但在托儿等人际服务中，节省劳动力仅仅是降低人均服务比例。以家庭为基础进行护理工作时，护理工与儿童的比例大约是1:2或1:3，但在日托中心，这下降至1:15，幼儿园是1:10。护理工与儿童的比例如此之低，许多家长担心子女的安全和健康，因此经常出现退学现象。

其次，由于国家不打算补贴这些公共服务，公社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社员启动这些设施。郑州纺织机械厂公社要求五十户家庭让出自己的住房以新建食堂；还要求每个公社社员捐出一到三元作为“启动”资金；而且，最初的两个月，提供公共服务的家属并没有报酬，而只是“志愿者”。[65]

经历初始阶段后，这些护理机构也主要向工人收取费用以维持运营。平均来说，送一个孩子到集体护理中心每月需花费十元，包括伙食费。除了两名从生产工人调过来的护理工，工资由工厂支付以外，其他工作人员和日常维护工人的工资都靠向小孩父母收取的费用。作为参考，国有纺织棉厂中女性的常见工作，纺工或织工的月收入在49—60元之间。在五十年代末，大多数纺织工人的家庭都有两三个小孩。因此，一个预计收入为100元的双收入家庭来说，将所有的小孩送到护理机构（20—30元）将占家庭收入的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许多父母认为比例太高，难以承受。因此，虽然理论上向父母收取的费用能够支撑护理机构的运转，但实际上，一些设施很难招收足够的儿童来维持自身运转。[66]

最后，在公共领域工作的家属工资处于工资标准的最低端，大约每月30—40元。[67]1958年，国棉四厂招聘了53名家属来管理他们的托儿机构。这些家属抱怨道，“做托儿工作没有保障。随时都有可能被撤职，甚至没资格入工会。在养老金上，那里的工作年限不计入工龄。你连员工证都没！”一些临时的护理工甚至囤积本该提供给孩子的食物。[68]

即使对那些国营工厂的正式职工来说，托儿工作的低酬也使得大多数人试图避免这项工作。年轻的毕业生不希望被分配到幼儿园，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地位低下与“没有前途”。由于缺乏护理工，一些原本在一线车间工作的女性被调到护理中心。其中一名女工不满地抱怨道：“我现在的工资是每个月46.7元，是车间里最低的，却是托儿所里最高的！将来经济好转的时候，车间会涨薪，但我敢打赌说托儿所不会。”[69]

由于生产性工作与服务性工作之间的阶序，大多数家属更愿意选择在工坊工作并学习木工等技术技能，而不是在食堂或护理中心提供服务。一位拒绝加入食堂的家属曾言：“我一辈子都在围着灶台转。不想再做饭了！”另一名家属抱怨道，“在家照顾孩子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我在外面做这个？”[70]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集体化，包括煮饭和托儿的集中化，并不一定减少了家庭的社会再生产成本——情况通常恰恰相反。实际上，一些家属抱怨说，公共食堂与托儿服务增加了他们的支出，因为所有家庭成员都得支付食堂的费用；除了支付护理服务费以外，他们还得购买配方奶粉，因为无法进行母乳喂养。[71]例如，1959年，时年四十四岁的孙玉兰开始工作，她的月收入是24元。她有三个孩子，护理服务的总费用是36元，远超她的收入。[72]理论上，人们可以认为，尽管成本相对较高，但护理工作的集体化与有偿化是一种将经济资源从父权社区转移到女性个体的创新方式。但实际上，当家庭仍是唯一合法的自愿分配单位时，即使开始赚取工资的女性也不欢迎这种新安排。赚取工资的家属带来的额外收入仍无法抵消失去免费家务劳动的额外成本。

后大跃进的精减与家属的再家庭化

1961年6月，随着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加深，表现得最为严重的便是农村的大饥荒，[73]中共中央停止了大跃进的投资活动。在全国的城市地区，由于预算大幅削减，到1963年7月，约有两千八百万城市居民领取粮食配给后下放农村。[74]同一时期，国企与公共机构的女性职工减少了三百五十万，即从1960年的一千万减少到1963年的六百五十万。[75]1962年，郑州国企职工共十七万六千人中，有三万四千人被精减，其中约一万一千人（占34%）是女性。[76]这些女性中，有三千四百五十名家属回到城市的家中。同年，在五十四万八千名城市居民中，约有十分之一被下放农村，其中三分之一为家属。[77]

对精减的反应因群体而异。对家属来说，一小部分（约20%）觉得逃离临时工厂或公社的工作是一种解脱，只要能允许她们留在城市。这些女性要么体质较弱，要么有太多孩子需要照顾。有些女性来自丈夫收入更高的家庭，正如先前所述，这些家庭更经济的做法是一个家属在家里养孩子，而不是送到护理机构。[78]

其他家属虽对公社的突然解散并不特别失望，但也希望继续从事各种服务工作以换取额外收入，正如她们在大跃进之前所做的那样。在当地居委会与妇联的帮助下，他们开始在街头摆摊卖小吃、缝布鞋底、做家政工、织毛衣、织包包、理发、在小作坊做小时工，以及在社区里做其他类似的工作。平均每月她们可以赚25—30元，与她们在公社的收入差不多，甚至略高。这些工作在时间和地点上也更灵活：很多工作可以带回家完成。

反抗精减最激烈的是那些大跃进之前曾在国有工厂担任正式职位的3500多名纺织工人，她们现在被要求下岗并成为“家属”。她们曾享受着国家职工的经济与社会声望，将精减视作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个人羞辱，担心丈夫会“看不起”她们。例如，在国棉五厂，约有一千名由家属转为工人的人拒绝下放。她们的平均年龄为三十九岁，月收入50元（相当不错），平均每人有3.7个孩子。她们强烈反抗，声称如果失业将面临严重的“经济负担”。最终，五厂没有将她们下放，而是让她们继续工作。[79]

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结束后不久，郑州市工会就与妇联合作，重新开展“五好”“两勤”运动。这一次，整个工业系统面临更严峻的条件，经济恶化，资源匮乏。家属再次被要求履行“红色管家人”的作用，多生产副作物与基本消费品，更密切地监督家庭的账目，节约开支，共度难关。

大跃进期间社会服务方面的发展并非都是徒劳的。尽管城市公社及其临时食堂和护理中心都消失了，但在国有工厂中仍有许多护理机构仍然存在并继续运作。1961年11月，托儿机构的数量从大跃进高峰期的1934个急剧下降到仅城市范围内的138个。然而，1961年的儿童登记总人数比1957年高出2.2倍，员工人数也从603人增加到2616人。[80]看来，大跃进帮助培养了在职父母对公共护理服务的新需求意识。从这些服务中受益的许多一线工人希望工厂继续提供这些服务。

1961年底，在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后，允许国企增加福利开支，护理服务费用也随之降低，尤其是三岁以下儿童的费用。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国棉厂开办的幼儿园成为郑州最好的幼儿园，甚至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声誉。[81]总体而言，根据档案资料和访谈，约有一半的在职母亲在社会主义时期至少送过一个孩子到工厂提供的托儿机构。那些不得不将孩子留给家庭其他成员照顾的人，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

结论

本文聚焦于地方社区的家属生活经历，首先这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史上一个重要但被忽视的群体的实证描述。它展示了家属的劳作不仅对社会主义积累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而且她们围绕“公共”与“家庭”、“生产性”与“再生产性”之间不断变化的边界的斗争，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毛泽东最具雄心的计划之一——大跃进的脱轨。[82]这些发现可以为以下两个研究领域提供启示。

首先，本研究推进了我们对于女性的劳作与积累体系之间关系的理解。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下的积累不仅依赖于“剥削”——即侵占工作场所中正式工人的“剩余价值”，只支付工人自我再生产的成本——还通过“剥夺”运作，即在市场之外的领取榨取无偿劳动成果，如殖民主义、奴隶制以及“家庭主妇化”。[83]而近期的文献同样表明，类似的“原始积累”过程也发生在历史上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就“家庭主妇化”而言，无论在哪种体制下，女性在家庭中的无偿劳作都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中国也不例外。然而，正如我在本文中所展示的那样，在中国短暂的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期间出现了一种更激进的剥夺女性的劳作的方法。

对于刘少奇等最高层领导人来说，社会再生产本身应该成为“大规模生产”的场所，以加速工业积累。在这一新体系中，积累的实现不仅可以通过将女性的劳动力从“非生产性”家庭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它还发生在集体化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内。通过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国家用集体化但无补贴的托育、护理劳动，替代发展不平衡的福利项目，而这些劳动大多数由过去的家属承担。换句话说，城市公社中的再生产集体化不仅旨在释放更多劳动力进入生产领域，而且还将社会再生产本身转变为“大规模生产”的场所，潜在地遵循了现代工业生产所规定的集中化、中央化的相等逻辑。

然而，与已经引入机械化、自动化的大规模生产领域不同，由于社会再生产领域基于人际服务的性质，难以机械化。为了提高“效率”，公社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方法，以服务质量为代价，降低每位受护理者的护理工人数量。这种安排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相当大的不满和抵抗。总体而言，生产逻辑的物化（reification）破坏了政权加速积累的目的，因为它未能意识到社会生活的逻辑永远无法简化为工业经济的逻辑。

其次，本研究超越了结构性力量对女性的影响，仔细审视了政治经济和历史能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她们的劳动被政权剥夺，但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波动中，家属表现出了显著的能动性。尽管国家话语越来越多地将家属与家庭性、社会再生产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女性取得的实际成就要多得多。除了在家中夜以继日地劳作之外，她们还在单位提供各种服务，并在大跃进期间为生产作坊与集体化再生产设施提供了职工。她们的重要劳动不仅照料了工人，还维系了社区的凝聚力。

然而，家属并不总是符合党-国的期望。由于他们一直为家庭的生存而劳作，家属从来都不是国家所描绘的社会“寄生虫”。家属会抓住为家庭创造额外收入的任何机会。然而，当这种工作由国家强加，且经她们权衡后认为代价过于沉重时（正如大跃进的案例所示），家属进行了抵抗。她们抱怨这种强制性的“解放”，不愿意将孩子送到公共护理机构，退出照料——所有工作中报酬最低、最不稳定的工作。事实上，她们有时干脆拒绝接受这些任务。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命运可能是注定的，因为它在1960年重新出现时，全国性饥荒已经达到顶峰，饥饿的农民无法像以往那样继续补贴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然而，城市实验本身的问题以及参与者对其的抵抗，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

我强调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相应的后果，也突出了批判性性别研究中的一个基本信息。通过运用性别视角来审视历史，我们不仅为那些曾被霸权话语边缘化的人带来正义，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解释，说明历史过程为何以某种方式展开。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如果不关注女性的劳作和社会再生产的问题，我们对大跃进的考察将是不完整的。

脚注

作者感谢郑州的访谈对象，TA们使得这项研究成为可能，感谢两位提供宝贵意见的匿名审稿人，以及自2019年初稿撰写以来提供反馈的同事：Jacob Eyferth, Suzanne Gottschang, Gail Hershatter, Joel Andreas, Tobie Meyer-Fong, Rebecca Karl, Erin Hatton, Yueran Zhang, Simon S. Luo, Zoe Zhao, Qiang Fu, Xiaojun Feng, Ann Waltner，以及在香港大学、纽约大学与岭南大学的学术工作坊上阅读各版草稿的参与者。本文的研究与写作得到了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卢斯基金会、美国学术委员会、凯风基金会以及亚洲研究协会的支持。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挚友、革命中国批评研究领域的同行者徐晓宏博士（1978—2023）。

[2]2016年12月7日采访韩佩兰。本文出现的名字均为化名。

[3]本文基于为一项更大的著作计划，《照料的经纬：中国工业中女性的劳作与生计政治（1920—2020）》[The Fabric of Care: Women’s Work and the Politics of Livelihood in Industrial China (1920–2020) ]而收集的资料，本文结合了国家层面的资料来源与郑州案例的深入研究。有关访谈资料的详情，见后文。

[4]“家属”的字面意思是“家庭”与“亲属”，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当时指一个人之外的远近家庭成员，尤其是那些在边疆服役的家庭成员。见魏学宏、侯宗辉：《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家属”及其相关题》，《敦煌研究》2017年第4期，第107—114页。

[5]这个观察基于作者在《申报》（1872—1949）中的关键词检索，《申报》是中国近代最受欢迎且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之一。

[6]此处的右派指的是在反右派运动（1957—1959）期间被国家认定为右派并受到攻击的对象。

[7]关于“铁姑娘”的详细讨论，见Wang Zheng,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Berkeley, CA, 2017), pp. 221–241; Yihong Jin, Kimberley Ens Manning, and Lianyun Chu, “Rethinking the ‘Iron Girls’: Gender and Labou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Gender & History, 18:3 (2006), pp. 613–634.

[8]“寄生虫”一词最早出现在1950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刘少奇的演讲中，尽管当时并未直接指向家庭主妇。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对资产阶级家属中“寄生虫”的批评最为显著。例如，见上海市妇联，“我们是如何教育工商业家属的”，《妇女工作通讯》第一期（1956），第9页。关于“后方”的话语，见郑州市档案馆，029–055–003（1963），第14页。

[9]这与“市政家务”（municipal housekeeping）不能混为一谈，后者是指资产阶级女性讲其政治活动从家庭领域扩展至美国进步时代的公共领域。见Juliann Sivulka, “From Domestic to Municipal Housekeep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anitary Reform Movement on Changing Women’s Roles in America, 1860–1920”,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22:4 (1999), pp. 1–7.

[10]Jacob Eyferth, “State Socialism and the Rural Household: How Women’s Handloom Weaving (and Pig-Raising, Firewood-Gathering, Food-Scavenging) Subsidized Chinese Ac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67:2 (2022), pp. 231–249; Shaopeng Song, “The State Discourse on Housewives and Housework in the 1950s in China”, in Mechthild Leutner (ed.), Rethinking China in the 1950s (Münster [etc.], 2007), pp. 49–63; Shaopeng Song, Chinese Modernity and Socialist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NY [etc.], 2022).

[11]例如，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前，家庭经济依赖家庭成员在农业、作坊、贸易等其他活动中的合作。见Louis A. Tilly and Joan W. Scott, Women, Work, and Family (London, 1978); Deborah Simonton, A History of European Women’s Work: 17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1998); and Sara Horrell and Jane Humphries, “The Origins and Expansion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Family: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42:S5 (1997), pp. 25–64.

[12]这些任务包括煮饭、清洁、育儿、照顾其他家庭成员，以及自给自足的活动，如拾取庄稼残留物，采集、种植副作物以及饲养动物。

[13]Horrell and Humphries, “The Origins and Expansions”, p. 36.

[14]Maria Mies,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London, 2014).

[15]Horrell and Humphries, “The Origins and Expansions”, pp. 46–63.

[16]Tithi Bhattacharya (ed.),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 (London, 2017); Susan Ferguson, Women and Work: Feminism, Labour,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London, 2020); Cinzia Arruzza, “Functionalist, Determinist, Reductionist: Social Reproduction Feminism and Its Critics”, Science & Society, 80:1 (2016), pp. 9–30; Alessandra Mezzadri, “The Informal Labour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Global Labour Journal, 11:2 (2020), pp. 156–163.

[17]Silvia Federici, Caliban and the Witch (Brooklyn, NY, 2004);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Bristol, 1972).

[18]例如，根据共产主义女性解放项目的关键工程师之一，亚历山德拉·柯伦泰的说法，女性不应当被限制于“家庭经济、家庭职责等有限任务”，而应追求“生产领域的创造性任务”。见Alexandra Kollontai, Alexandra Kollontai: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NY, 1977 [1916]), p. 183.

[19]Wendy Z. Goldman, “Introductio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Social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67:2 (2022), pp. 195–209.

[20]Idem, “Blood on the Red Banner: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the World’s First Socialist Stat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67:2 (2022), pp. 211–229.

[21]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CA, 2011); Jacob Eyferth, “Women’s Work and the Politics of Homespun in Socialist China, 1949–1980”,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7:3 (2012), pp. 365–391; idem, “State Socialism and the Rural Household”.

[22]Idem, “State Socialism and the Rural Household”, p. 249.

[23]Gail W. Lapidus, Women in Soviet Society: E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Berkeley, CA, 1978); Wendy Z. Goldman, Women, the State & Revolution: Soviet Family Policy and Social Life, 1917–1936 (Cambridge, 1993); Sarah Ashwin, “Women’s Lives under Socialism”, Labour/Le Travailleur, 50 (2002), pp. 261–273; Eva Fodor, “Smiling Women and Fighting Men: The Gender of the Communist Subject in State Socialist Hungary”, Gender & Society, 16:2 (2002), pp. 240–263.

[24]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 1997); Kenneth Pomeranz, “Women’s Work and the Economics of Respectability”, in Bryna Goodman and Wendy Larson (eds), Gender in Motion: 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Lanham, MD, 2005), pp. 239–264; Janice Stockard, 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 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1860–1930 (Stanford, CA, 1989).

[25]Eyferth, “Women’s Work and the Politics of Homespun”.

[26]Xueping Zhong, “Women Can Hold Up Half the Sky”, in Ban Wang (ed.), Words and Their Stories: Essays on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eiden, 2010), pp. 227–247.

[27]毛泽东时代，两项议程期间存在着张力，即解放女性与将她们视作“劳动后备军”。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初，随着政权的经济繁荣或衰退，女性被聘用或解雇。1963年之后，国家转向更稳定的就业政策，旨在为城市地区所有有劳动能力的男女提供永久就业。

[28]Eyferth, “Women’s Work and the Politics of Homespun”; idem, “State Socialism and the Rural Household”.

[29]Julia Chuang and John Yasuda, “Polanyi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in China: State, Peasant, and Land Relations in China, 1949–present”, Politics & Society, 50:2 (2022), pp. 311–347.

[30]Gail Hershatter, “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 The Fate of ‘the Privat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收录于吕芳上编：《无声之声Ｉ：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台北，2003），第257—279页。

[31]Song, “The State Discourse on Housewives and Housework in the 1950s in China”, pp. 49–63; idem, Chinese Modernity and Socialist Feminist Theory.

[32]Wang Zheng, “Dilemmas of Inside Agitators: Chinese State Feminists in 1957”, The China Quarterly, 188 (2016), pp. 913–932; idem,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pp. 54–77.

[33]1954年，郑州成为河南省的省会。在此之前，省会是开封。

[3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与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1988）。

[35]Xiaobo Lü and Elizabeth J. Perry,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Y, 1997); Mark W. 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 Management (Cambridge, 2004); Duanfang Lu, Remaking Chinese Urban Form: Modernity, Scarcity and Space, 1949–2005 (London, 2006).

[36]郑州市档案馆，026–106–23（1962年3月）。

[37]Wang,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pp. 54–77.

[38]有关这一多样化人口动态生活的研究，见Zhao Ma, Runaway Wives, Urban Crimes, and Survival Tactics in Wartime Beijing, 1937–1949 (Cambridge, MA, 2015); Weikun Cheng, City of Working Women: Life, Spa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 (Berkeley, CA, 2011);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CA, 1997).

[39]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研究所与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研究所：《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北京，1991），第241页。

[40]郑州市档案馆，029–001–012（1949年2月）。

[41]同上，029-001-008 (June 1949).

[42]到1956年底，郑州的城市人口增长到41万，其中三分之一受雇于国有或集体企业，女性占17%。此时，全市单位职工总数为57432户。单位职工家庭占城市居民家庭总数的68%。见郑州市档案馆，《郑州市总工会与郑州市妇联家属工作会议汇报》（1956年12月30日）。

[43]遵循Delia Davin，我将“妇女工作”翻译成“woman-work”,这个短语涵盖了中共资助的所有旨在赋权女性的活动，包括革命斗争、生产、法律改革以及扫盲与卫生运动。见Delia Davin, Woma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1979).

[44]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关于女工及职工家属工作领导关系的联合通知”，收录于中华妇女干部管理学院编：《中国妇女运动文献汇编，1949—1983》（北京，1988）。

[45]郑州市档案馆，029-100-001（1954年10月13日）；同上，郑州市档案馆：029-025-002。

[46]蔡畅：“职工姐妹要积极参加先进生产者运动”，收录于中华妇女干部管理学院编：《中国妇女运动文献汇编》，第255—256页。

[47]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家属‘勿要’工作”，收录于《职工家属工作经验》（北京，1957），第1—14页。

[48]郑州市档案馆，029-015-008（1953年6月8日）。

[49]通常被认为是大跃进的一部分的“四害”运动早在1956年就于郑州开始。这一臭名昭著的运动要求群众消灭被认为对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有害的四种动物：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

[50]郑州市档案馆，026-046-015（1956年6月）；同前，026-046-003（1956年9月）。

[51]这些策略来自传统的轮换储蓄和信贷账户（ROSCA）的实践，见Matt Lowenstein, “Risk Management in Prewar China: A Study of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ROSCAs) in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an-era Shanxi Province”, Business History, 2023. doi: 10.1080/00076791.2023.2222662.

[52]二十世纪初的日本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也可以看见类似的，国家动员家庭主妇储蓄以帮助总体经济的情况。尽管在这两个案例中主妇主要被国家视作消费者，但在中国语境中的家属并不被视作资本主义背景下所定义的消费者。关于日本的案例，见Sheldon Garon, Molding Japanese Minds: The State in Everyday Life (Princeton, NJ, 1998); 关于美国的案例，见Phyllis Palmer, Domesticity and Dirt: Housewives and Domestic Serv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0-1945 (Philadelphia, PA, 2010).

[53]“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见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DHCCPM），在线连接： ccrd.usc.cuhk.edu.hk.proxy1.library.jhu.edu/PrintVersion.aspx?H=g2ajpzws&A=nqoomagk&D=352111144&M=vvj1ftbv; 上次可用时间2019年4月2日。

[54]同上。

[55]郑州市档案馆，029-035-202（1958年12月16日）。

[56]“起义人民公社的诞生”，《郑州日报》1958年10月28日，第一版；“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即郑州纺织机械厂人民公社的诞生”，《内部参考》第1958年9月18日，第3—15页。

[57]红旗公社首次作为典型出现在国家媒体上，见“把城市人民进一步组织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人民日报》1960年4月7日。

[58]郑州第四棉纺织厂，《郑州四绵志》（郑州，1989），第311页。

[59]《中国妇女统计资料》，第241页。

[60]耿化敏：《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第二卷（北京，2016），第194—195页。

[61]郑州市档案馆，029-032-005（1959年9月5日）。

[62]郑州市档案馆，026-209-002（1962年9月20日）。

[63]胡绳，“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红旗》（1958年），第7页。

[64]2016年10月22日采访王光良。这段内容基于王回忆母亲在大跃进期间作为家属的经历。

[65]公社党委宣传部，《郑州纺织机械厂人民公社资料汇集》（郑州，1958），第22页。

[66]郑州市档案馆，029-051-023（1962年2月10日）。根据郑州妇联的调查，1961年受调查的25家公社经营的托儿所中，有7家因缺乏入托儿童而关闭。

[67]需要注意的是，每月10.5元的幼儿园费用中，6.5元将用于食物成本。考虑护理工与儿童的比例是1:10，似乎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支付护理工人的工资（30—40元）。

[68]郑州市档案馆，029-050-023（1960年9月20日）。

[69]同上。

[70]公社党委宣传部，《郑州纺织机械厂人民公社资料汇集》，第8—9页。

[71]郑州市档案馆，029-050-013（1962年10月10日）。

[72]同上。

[73]尽管饥荒导致的死亡人数的确切数字仍存在争议（大多数估计在一千五百万到四千万之间），但普遍认为这场饥荒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人类与经济灾难之翼，责任在于中国共产党。Felix Wemheuer, “Dealing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reat Leap Fam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01 (2010), pp. 176-194.

[74]Yang Jisheng, 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New York, 2013), Kindle version, p. 811.

[75]耿化敏：《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第224页。

[76]郑州市档案馆，029-050-013（1962年10月20日）。尽管这份文件并未提供市级精减的性别比例，但作者根据《郑州四绵志》的数字进行的计算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在四绵里，女工的比例从1959年的68%降至1962年的57%。

[77]郑州市档案馆，029-050-013（1962年10月20日）。

[78]同上。

[79]同上。其他行业的证据页显示出相同的动态。无论是工人还是家属，被要求返乡时，他们往往会强烈抵抗。例如史华金，一名炼油厂男性熟练工人，因不满被下放的命令，在1962年5月1日自杀。郑州市档案馆，026-099-010（1962年5月15日）。

[80]同上，029-051-020（1962年3月30日）。

[81]事实上，正如作者在其他地方所述，单位集体托育的鼎盛时期是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当时国企被允许保留更多利润并在单位内重新分配。见Yige Dong, “From Mill Town to iPhone City: Gender, Labor, and the Politics of Care in an Industrializing China (1949-2017)” (Ph.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19).

[82]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边界斗争”在此颇具启发性，弗雷泽强调历史行动者在争夺与转移不同社会空间随意划定的边界时的能动性，我的分析强调，在毛泽东时代，当这些边界主要由国家划定与再划定时，地方的家属根据自身的经济或社会需求，通过顺从、质疑或挑战这些边界来形式自己的能动性。关于“边界斗争”的探讨，见“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nd Care”, New Left Review, 100 (July/Aug 2016), pp. 99-117.

[83]关于“剥削”与“剥夺”的深入讨论，见Nancy Fraser, Cannibal Capitalism: How Our System is Devouring Democracy, Care, and the Planet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New York,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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