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职惩罚:“妈妈岗”vs缔造团结的可能

发布日期: 2024-04-16
来源网站:genderlaborintersectionality.substack.com
作者: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分析或评论
关键词:母职, 女性, 妈妈, 惩罚, 母亲
涉及行业:
涉及职业:白领受雇者
地点:

相关议题:压迫行为, 工资报酬

  • 母职惩罚导致已育女性在收入和职业发展上面临负面影响,其薪资明显低于男性。
  • 已育女性重返职场时遭遇“空窗期”障碍,雇主认为她们与社会“脱节”,需要较长时间适应新生事物。
  • “妈妈岗”虽为已育女性提供工作机会,但这些岗位通常就业门槛低、可替代性高,缺乏清晰的职业发展前景。
  • 蓝领女性面临的母职惩罚更为严酷,怀孕女工因计件工资和微薄的基本工资,不得不放弃产假权益,继续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工作。
  • 部分已育女性通过组织照顾小组等方式,尝试创造出斗争的机会,这些小组有潜力成为缔造工人团结的新场所。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母职惩罚与空窗期

"母职惩罚" (motherhood penalty) 指的是女性因为育儿责任而在收入和职业发展上受到的负面影响,它是导致女性群体内部收入差异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也显著影响着女性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力。根据2015年的研究发现,在中国,未婚女性的薪资与男性基本持平,但在有孩子的家庭中,女性的薪资明显低于男性 (Zhang & Hannum, 2015)。而另一份2020年的研究表明,从1989年至2015年,在中国,生育对女性工资率具有负向影响且强度不断增大,母职惩罚问题不断加剧 (Shen, 2020)。

近来,越来越多的白领发现,在短暂离开职场并尝试重返时遭遇了“空窗期”这一障碍。许多雇主在招聘信息中明确规定:“应聘者最近的离职时间不超过3个月”、“最近一段工作间隔不得超过5个月”、“工作间隔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等。实际上,越来越多白领遇到的“空窗期”问题正是困扰已育女性重返职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全职母亲在生育之后可能会经历长达一到三年的空窗期。正如下面视频博主所说,这种长达三年的空窗期足以将她们挡在大多数职位之外。

空窗期给已育女性带来的问题主要是雇主认为她们长时间空窗期与社会“脱节”,对新生事物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甚至难以适应。除此之外,就像大象新闻这篇访谈里HR所说,雇主回避全职母亲的原因还包括 (i) 担心女性在工作中会因为孩子分心; (ii) 年龄相对较大, 无法适应部分高强度工作。因此,同等条件下,公司会优先考虑年轻的男性职工来节约成本。

“妈妈岗”:已育女性在骗局间徘徊

近几年,很多省市开始推广的“妈妈岗”,旨在为已育女性提供时间灵活、方便她们兼顾家庭和生计的岗位。“妈妈岗”的建立本身就是在进一步加剧传统家庭内的两性分工不平等。当然,在现有社会环境下,“妈妈岗”可以被视为已育女性的补偿差异选择:母亲们可能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加“家庭友好”的职位 (如工作压力较小、无需加班、具有高度工作时间弹性等),以补偿较低的工资收入。但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似乎成了很多全职母亲试图重返就业市场的唯一选择。

通过观察很多省市大力推广的“妈妈岗”,我们发现这些岗位主要集中在企业客服专员、工厂普工、配送员、销售员等岗位。这些岗位通常就业门槛低,可替代性高,对于寻求家庭-职业平衡的母亲来说,大多缺乏清晰的职业发展前景。对于很多已育女性来说,更多像是暂时的补偿差异选择。比如,下面视频中的博主通过亲身经历,讲述了已育女性在所谓的“家庭友好”的“妈妈岗”上所遇到的挑战。例如,按件计酬的手工活看起来时间灵活,但拼死拼活也难回本押金;保险文职工作看似压力较小,但如果不提升业绩、仅仅依赖底薪,不到两个月就会被解雇;电话销售工作表面看似轻松,但每天打七八百个电话对身心的损耗也是巨大的。

拿最常见的“妈妈岗”客服工作来说,很多做过类似工作的已育母亲表示,工作内容就是不断打电话询问对方需要不要办贷款或要不要换POS机。一位做过这类岗位的已育女性说,自己每天都在崩溃的边缘,一天300个电话起步,完不成就扣钱。视频中的这位母亲也是在朋友开的公司做电话销售,她通过自身经历阐述了家庭分工不平衡给职场女性带来的挑战:她每天需要早上五点起床,准备孩子去幼儿园的一切,然后匆匆赶到九点的工作,而此时她的男性同事还在悠闲地享用早餐;她不得不在下午两三点就离开工作岗位去接孩子;遇到学校的寒暑假,她只能带着孩子一边工作。她坦言,之所以能够坚持这样的工作模式一两个月,完全是因为这是一个朋友开设的电话销售岗位。

冷杉RECORD的报道《AI标注流水线上,被抛弃的“妈妈工人”》也探讨了已育女性如何被标榜“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所欺骗,陷入“全方位”监控之中。即使在这些宣称“家庭友好”的岗位上,已育女性也无法逃脱被歧视的命运。她们常被贴上“行动迟缓、效率低、能力差”的标签,经常被分派一些耗时又无利可图的琐事。与传统的流水线工厂相比,这些标注中心设置了更为严密的全方位监控,处处都安装了摄像头,具有更强的震慑力。

更有甚者,一些“网红”看到了已育女性在重返职场、追求家庭与职业平衡方面的困难,于是利用特定措辞来牟利。例如,一些“网红” 利用“鼓励女性觉醒”、“协助你重新启动人生”等口号,承诺只需支付学费就能帮助已育女性学习视频编辑,成为“独立女性”,每月赚取数额可观的收入。许多已育女性投入了数千元的学费,却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回报。

蓝领女性:更严酷的“母职惩罚”

此外,如果将白领女性遭受的母职惩罚视为影响收入和职业发展的问题,那么蓝领女性面对的母职惩罚则显得更为严酷和直接。计件工资和微薄的基本工资迫使怀孕女工们不得不放弃她们本就难以享有的产假权益。为了不失去生计来源,她们不得不忍受身体上的不适,继续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坚持工作,甚至面临胎儿发育异常或流产的高风险。

正如《怀孕女工的困境:不只是怀胎之苦,而是整个生育条件的恶劣》这篇文章所指出的:“怀孕的女工的困境不单单是生育的困境;也许女工们清楚的是,这样的现实、生活根本就不是适合她们养育后代的环境。社会不但没有给予她们孕期的特别权益,而是某种意义上剥夺了她们理想的生育权。”

育儿责任vs公共服务系统

当已经生育两个孩子的母亲钱多多还在尝试放低要求、应聘更多岗位时,却遭遇了她丈夫的“三连”追问:“为了那么一点钱值得吗?谁来接送孩子?加班怎么办?” 和很多已育母亲一样,因为文化障碍、性别规范,钱多多被迫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

当女性因为文化障碍被迫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单方面推行“妈妈岗位”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要促进家庭成员在育儿上的平等,就必须承认男性也有享受陪产假、追求家庭与职业平衡的权利和责任。对男性陪产假的任何惩罚都只会加剧母职惩罚的问题。一些全职父亲也经常会提起因为文化规范所遭受的歧视。除去“吃软饭”之类的歧视标签,我们也看到父亲因为休陪产假,被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雇的案例。

一方面,政府开始实施“三孩”政策,以应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另一方面,既没有专门的反就业性别歧视法和实质性的监管机制,也没有实质性且系统性的女性群体就业权益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责任被全部推给了女性独自承担。近年来,随着“两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全面推行,越来越多的两会提案呼吁建立生育成本共担机制,倡导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抚育责任,以及构建普惠多元的托育公共服务体系等。当然,类似提案能否真正被落实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能动性与缔造团结的潜在场所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现行资本主义框架内试图解决“母职惩罚”问题只会治标不治本。我们也应该看到,许多受困于生产-再生产困境中的已育女性,正在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创造出斗争的机会。

比如,武汉的“加十分”制衣厂曾备受瞩目。这家由已育女性领导的制衣厂主要招收已育女性,实行弹性工作时间,杜绝加班,员工得以灵活安排接送/带子女上班。此外,工厂还贴心地设置了儿童活动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已育女性向向京艳发送求职私信。

再比如,董一格在论文《富士康妈妈的困境: 社会再生产和中国“零工制造”的崛起》中也探讨了富士康流水线已育女工的能动性和应对策略。为了应对无法全时照顾孩子的问题,富士康流水线的已育女性了自己组织了照顾小组。在这样的小组中,母亲们轮流负责照看多个孩子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从而让其他母亲有机会外出工作。虽然这些照顾小组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成熟,但它们有潜力成为新的缔造工人团结的场所。

至此,我们需要思考:(i) 一个完全融合了阶级和劳动的女权主义运动会是什么样子? (ii) 一个把性别置于核心位置而不是作为辅助因素的劳工运动会是什么样子?Dorothy Cobble 在其2004年的文章《当女性主义有了阶级意识》中,通过讨论将劳工问题放在中心议题的女权主义者与缺失阶级视角的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敏锐地指出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 (i) 和 (ii) 中的议程,就应该意识到一个以劳工为重点的女权主义运动的目标不应是将女性同化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相反,它应该试图推翻传统的男性主导的资本主义体制,并超越一些女权主义方法中普遍存在的“我们 vs 他们”的心态。这样的议程需要承认当前系统——比如低工资和长工时——不仅延续了性别不平等,而且加剧了性别不平等。

同样,面对“母职惩罚”的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仅仅依赖于现有的男性主导资本主义框架来解决问题,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女权主义者,作为有性别意识的左派,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想象解决“母职惩罚”问题的方法和可能性?哪里是未来斗争和缔造团结的潜在场所?

引用

Cobble, Dorothy Sue. "When Feminism Had Class." What's Class Got to Do with It?: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Michael Zweig, ILR Press, 2004, pp. 23-32.

申超. "扩大的不平等:母职惩罚的演变(1989—2015)." 社会, vol. 40, no. 6, 2020, pp. 186-218.

杨凡, 何雨辰. "中国女性劳动供给中的'母职惩罚'." 人口研究, vol. 46, no. 5, 2022, pp. 63-77.

Zhang, Yuping, and Emily Hannum. "Diverging Fortunes: The Evolution of Gender Wage Gaps for Singles, Couples and Parents in China, 1989-2009."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 no. 1, 2015, pp. 15-55.

Meng, Lingsheng, Yunbin Zhang, and Ben Zou. "The Motherhood Penalty in China: Magnitudes, Trends, and the Role of Grandparent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51, no. 1, 2023, pp. 105-132.

黄冲&刘胤衡, "男性休陪产假,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雇被判赔" 中青报, 工劳网|男性休陪产假,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雇被判赔 (laborinfocn5.com)

泡芙, “怀孕女工的困境:不只是怀胎之苦,而是整个生育条件的恶劣”, 工事有料,怀孕女工的困境:不只是怀胎之苦,而是整个生育条件的恶劣 (laborfact.com)

邱祎&李昌,“二胎妈妈求职屡遭碰壁:三年职场空白期,连面试机会都没有”,大象新闻,工劳网|二胎妈妈求职屡遭碰壁:三年职场空白期,连面试机会都没有 (laborinfocn5.com)

徐爽,“AI标注流水线上,被抛弃的“妈妈工人”,冷杉RECORD,工劳网|AI标注流水线上,被抛弃的“妈妈工人” (laborinfocn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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