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不用再催学生交医保？让老师敢说“不”才行

文| 令狐卿

老师何时才能安安静静地教书？近日，一些地方的相关动作，让人似乎看到一些希望。

媒体报道，贵州省贵阳市、黔南州，近期分别发布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20条”，公布举报电话和邮箱向社会征集相关线索。此前，贵州省毕节市和遵义市也相继发布类似的公告，然而这两地发布的减负征集线索，却是贵州2020年6月公布的为中小学教师减负18条的内容。

换句话说，贵州在三年前就发布过为中小学老师减负的指示。但效果显然不佳，不说别的，今年9月，贵州有小学校长告诉媒体，当地镇政府给学校摊派征缴医保任务，教师在帮忙征缴医保时，遭学生家长质疑。

现在公布的减负清单，与这些旧的指示内容没什么两样，贵州多地又重复了一遍要求。虽然当地“教师催学生交医保”已取消，但三年间的重复发文，让人担心减负是不是走过场，老师以后是否真能专注于教学，而不是成为各种评比检查的“工具人”。

贵州各地减负清单包括：严禁各部门组织实施未经审批报备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严格规范中小学校和教师参与维护稳定、扫黑除恶、防灾减灾等重要专项工作；严格禁毒教育等各类教育宣传活动进校园；不得在工作群、政务APP上滥发通知、随意安排工作任务，不得要求教师随时回复工作群信息等。

单看这些进校园的“专项工作”“宣传活动”“工作任务”，人们会觉得，这不是把老师当做教育工作者来用，而是把他们当成政府行政专员来部署工作。这也怪不得中小学教师怨声载道。沉重的非教学安排，不仅拖累了他们的身体，也让这些教书育人的人精神苦闷，甚至有自杀的老师在遗言中控诉。

以极端方式寻求解脱的老师当然是极个别，但非教学任务无节制地进校园，随意抽调老师去完成创文、扶贫统计等杂项事务，基层中小学老师普遍抗拒又无奈，却是坚硬现实。现在有地方重申要为老师减负，当然值得欢迎，可要想减负清单不成为空头支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这么说是因为，2020年全国就轰轰烈烈搞过一次减负清单，三年过去，还要再来重复一遍减负内容，想必是当年的减负清单没落实。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没落实，从毕节的规定推测，似乎是因为老师、校长无权推脱，所以这次明确程序，“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不能进，只有经县级以上党委、政府和教育部门批准才行。

问题在于，“与教育教学无关”究竟是什么标准，如果用穷举法，只怕列也列不尽。更重要的是，谁来认定这个标准？尽管规定县级以上党委、政府和教育局的权限，是否意味着只要突破这三方面权限，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任务，照样能压派到老师头上？减负的权力在集中的同时，谁又来监督这些权力？

还有一点，给老师分派检查任务、布置统计报表，或直接抽调老师去干活，说明至少校园外头存在着大量的任务要求，给老师减负，不代表这些任务要求消失不见。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吃财政饭的老师能维持多久的“局外人”？既然有减负清单和程序，以后会不会有更高明的增负技巧来使唤老师？

当贵州各地给出减负清单和办法后，不乏有老师担忧这担忧那，情景跟两年前那轮减负形势颇为相似，他们担心清单的标准不明问题，担心小小的老师没有能力抗衡各路神仙。所以，这一轮为老师减负的行动，到底是真能实现减负，还是最终实现增负的合法化、程序化，暂时不能让人放心。

老师说，他们只想安心教书，但现实不允许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必须要听从号令。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号令太多，老师们吃不消、叫苦喊累，有关部门来松松绑，收敛一下把老师当工具用的部门权力，象征性地减减负。消停一段时间后，故态复萌，“非教学任务”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在这个循环往复中，基层中小学老师是最没权力说“不”的人，现时今日，靠部门自律能打破这种怪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