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的痛苦，值得同情吗?

又到了每年公务员“国考”出成绩的时间了。2023年国考招录3.71万人，却吸引了超过250万人报名。这意味着每60人只有1人成功上岸。长年来，最热门的岗位出自西藏边境一所邮局，至少2万人在竞争1个名额。

在当下，我们每个人都想做一种“最优的选择”。考公就被认为是那个正确答案之一。但人生的选择真的有最优解吗？

我的同学徐奇两年前成功上岸，考到了离家很远的小县城。一次聊天中，他告诉我，当初上榜的狂喜只是一瞬，随着他真正进入单位，意外接踵而来。去年冬天，我去他那儿住了一个月，体验了从未有过的体制生活。我想知道，对于这些上岸了的年轻人来说，公务员真的是更好的选择吗？

徐奇本来没想过考公。2020年初的时候，因为防疫，老家街上店铺都关门了。他妈妈在镇上开网吧，平时没多少人来，全指望过年赚一笔，结果落空了。有一天，徐奇在自家网吧打游戏，突然进来一群人，指着他问，“这里怎么有人上网？”他看见有人举起手机冲他拍照。徐奇妈去解围，说这是我儿子，他们没有开门营业。她解释了很久，还被要求出示身份证和户口本来证明母子关系。

生意人经常被为难。家里开网吧，光是办证照就很难，地上掉个烟头，那就是一千块罚款。疫情期间，不知谁传出风声，要想开门做生意，按规定买一套防疫设备。那是好几万块钱，徐奇妈最后没舍得买。后来他妈就总跟他说，那谁家亲戚的小孩，正在备考公务员。

早在大学毕业前，他就琢磨着回老家上班。回想过往，他在城里读初中，班上只有他从乡下来，因为脚上一双小白鞋，被穿耐克的中产小孩嘲笑。他整天跟人打架，“来啊，尽管叫人来啊。”他朝他们喊。从此他对城市印象很糟，大学去了更大的城市，他站在人满为患的街上感到心慌，但好在熬四年就可以回老家。

徐奇也不是没参加过校招。那天在省城，他坐在面试官对面，对方问起毕业院校，他说了，面试官迟疑片刻问，是一本吗？他毕业那所学校是211，在省内算是出名的。他越想越气，“公家单位挑年轻人也就算了，你们企业也挑？”

他妈听了很高兴，立刻给徐奇报培训班，几万块钱出去，眼睛都不眨。她告诉儿子，只要能考上，花多少钱都无所谓。熟人介绍了一家小机构，地点离家有几公里远。徐奇从家里骑摩托车去上课，不久后被交警扣下，因为他没有驾照。学完行测，还差申论，没想到小机构卷钱跑了。他第一时间想的不是钱没了，而是申论怎么办。同班的女孩推荐徐奇去上另一个集训班，七天一万多。

在那里他碰到一个刚退伍的室友，睡觉打呼比雷声还响，他整夜失眠，最后买了耳塞。后来他转去更大的机构，被迫在酒店封闭苦读21天，像是在坐牢。新室友仍然打呼，他第一晚睡在了教室里。班上同学年纪区分很大，有大学生，也有三十好几的中年人。后者比前者更拼命，连下课都在用功。35岁是个槛，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第一次是省考，两百多人抢一个名额，他考第七名，还差四分进面试。他妈却莫名看到希望，催他接着考。连续失利几回，他变得急躁。当时他毕业快两年，没收入，只能向家里要钱。他妈也不敢对外说他没工作，这又刺激了他。起先他还挑挑岗位（他最想考老家的公安），现在不管了，他从三个冷门岗位里挑了离家最近的M县。尽管M县位于东南沿海，他在地图搜索这个县城，发现只是米粒大小，他转动鼠标滚轮，把它一点点放大，房子、道路和桥徐徐展开。即便知道那地方小，但眼前的画面还是让他惊讶，“镇太小了，估计连（老家）一个村都没有”。

“没关系，你先去占个位置咯，后面再慢慢想办法出来咯。”面试官见得多了。徐奇发现这个岗位没有标注“五年服务期”，这样顶多待两年就能跑。他还想回老家当公务员。

很快他得到了上岸的通知。全家最兴奋的是他爸。他爸年轻时是镇上出了名的混混，这辈子没正经工作过。有次聚会时，他爸最好的朋友指着徐奇说，你现在已经有些官样了。他有些莫名其妙，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他，但有些东西又好像不一样了。

第一天上班，徐奇想得很清楚，无论刮风下雨，他苟过这两年就行了。他的单位属于监管部门，曾经一度很光鲜，然而改制后逐渐边缘化。这种单位兴许不会那么累，他想。在局里，他挑中一间靠近厕所的办公室，这样同事就不会聚集在他这。他也没去申请茶盘，这样领导就不会来他办公室喝茶。他希望自己越透明越好。为了让时间过得快一点，他从家里搬来了台式机，下班回去打游戏。

徐奇早上八点半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去隔壁的会客厅。一套黑色的长沙发围着一张长桌，上面摆着茶盘，六七只白色茶杯四散开来。昨天在这里喝茶的人真不少。他倒掉茶杯残留的水，清洗每个杯子，接着是茶壶，最后让它们各归其位。他的余光扫到旁边的烟灰缸，娴熟地清理掉里面的烟头，然后他抽出两张纸巾，平铺在烟灰缸里。

洗茶杯在他的预想之中。高中时他听班主任讲，有个年轻人进单位，整天给老同志泡茶，后来年轻人为晋升而苦恼，那个老同志出手写了份推荐书。有好几个新人愿意洗茶杯，一个同事只在领导眼前做这事。可徐奇不一样，如果有人在场，他索性就不洗了，生怕别人以为他在拍马屁。

当初单位问徐奇能不能提早一周来报到，为单位评比做材料。第一天，主任带他在整栋楼转了一圈，“就像开学一样”，下午就开始干活。有天他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主任摇醒他，语气温和地说，帮我弄下这个文件。徐奇后来说，“他太年轻了”。意思是，每次他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主任拆分下来的任务。于是，他领到了更多的活。

为了赶时间，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加班，就这样连续干了21天。评比的奖项拿到了，但奖金没下来。一个新同事告诉徐奇，单位也让她提早报到，但她直接拒绝了。什么事都没有。

有天早上，局长把徐奇喊到办公室。局长问，有人会做公众号吗？徐奇摇了摇头。另一个同事也说不会。局长看着徐奇，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他，这个任务是他的了。这件事困扰他很久，为什么局长偏偏选中他？后来他听说，因为他做材料时表现太突出了。

从接手公众号开始，他已经很难韬光养晦了。公号内容多是些会议和宣传，写起来不难，但审稿很繁琐，要途经好几个领导，局长最后拍板。最麻烦的一篇推送徐奇写了两天，交上去给领导修改。其中一句——“也不都是十全十美”——领导认为听起来是有人十全十美，显得自大，于是删掉了“都”字。有天半夜，徐奇接到电话，局长喝多了，指责他在推送里写错了单位电话。他赶紧认错，然后发现别人一开始在素材里就搞错了号码。

谁也没想到，因为做公号需要直接跟局长汇报，他被迫跟局长走得越来越近。同事当着他的面说，你现在可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了”。他还被发现和局长通话都录音——因为局长口音重，他怕听错，但也被认为是高明的经营关系的手段。渐渐地，局长还会拜托他做一些小事，比如帮朋友的小孩到网上参加知识竞赛，“得拿满分”。

请注意，以上都不是徐奇的本职工作，总有杂七杂八的事莫名砸到他头上。一个关系一般的A同事因为手上的事做不完，就来找他求助。他好心帮忙，弄得差不多了发给对方，对方居然埋怨了起来，“你怎么格式都不给我弄好？”去年他帮没法早起的B同事签到。后来领导检查签到表，没发现代签，但发现签到的名字和日期写反了，不符合格式，把B骂了一顿。B又把怨气都撒在徐奇身上。还有次开会前，C同事想把领导交代的任务甩给他，他同意后才知道离会议开始只剩半小时。他没来得及做完，挨了领导的批评。

徐奇觉得自己很无辜，窝着一肚子火，没几天又消气了。他认为人情就是体制内的硬通货，即便你帮的是小忙，对方都会记在心上。所以下次他还是愿意给同事帮忙。

如今徐奇离摸鱼的初衷越来越远。当他卷入体制越深，就越难抵抗这台机器。原来人的意志力并非自己想象的那般坚定。单位的电脑连输入法的切换键都是坏的，有一次五分钟内蓝屏两次，早该报废了。徐奇申请不到新电脑，干脆用自己的笔记本办公，得心应手。他写推送也越发熟练，甚至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不愿敷衍。他开始看不上那些摸鱼的同事，认为他们无法赢得自己的尊重，他说出这句话时，连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

有段时间徐奇想跑的念头不那么强烈，他妈想给他在M县买房，他也认真考虑过，似乎留在这里也行。但没过多久，他内心的平静又被打破，这次，掉进湖面的石子来自同事们。

有些同事“基本不干活”。早上九点过后，慢悠悠来，离下班时间还有半小时，急匆匆走。下午四点，3楼的健身房全是人，可五点半才是下班时间。他在停车场看到同事的车，但一整天都见不到人。他在办公室写材料，隔壁传来同事的声音，在讨论昨晚的世界杯。他们互相串门，屁股坐下，就有人开始泡茶。他尝试加入他们，又不知道说什么，双手揣口袋里，微微前倾身子，挂着笑脸，安静地听他们扯家常。

有人问徐奇，你从哪毕业的？得知答案后，同事很困惑，你来这边干吗？这种学历在这里完全是大材小用。

同事慧姐爱劝年轻人考公，她说，你给自己一年时间，如果上岸了就轻松了。如果你是985大学研究生，还学文科，她就说得更直接，“企业没那么好混，除非你是有技术，可是我们文科哪有什么技术？”她拿自己的丈夫举例，当初在省城一家游戏公司画图，一个月至少要交五张图纸，再一遍遍修改，压力很大，还年轻但头发白了。丈夫后来辞职回老家，也就是现在这座县城，进学校当老师，白头发真的少了。

至于她，之前在一家投资相关的国企待了五六年，怀孕了，不想再和丈夫异地分居，才去考公。慧姐成功上岸，起初她也嫌弃那个地方偏远，借着产假的由头，在家歇足大半年，拖着不去单位报到。

有些时候她后悔这个选择，因为当年的同事们都发达了。只要不提到钱——否则她感觉自己这辈子好像越过越差——她对公务员的身份感到满意，“幸福指数很高”，“如果你不想进步的话，至少不会饿死你”。

徐奇和慧姐并不熟，后者是两个孩子的妈，即便把他按在慧姐面前，他也想不出太多共同话题。慧姐从不主动揽活，每天只需上报些数据。每次路过慧姐的办公室，往里瞥一眼，她几乎都低头看手机。他心想，凭什么只有年轻人在干活？

一位很熟的小领导安抚他，你是前途无量的人，在这个年纪要多学本事。他们摆烂过度，也可能翻车。之前就有个人生完孩子，产假结束好几个月都不来上班，单位就开除掉了。他把这件事告诉同事，想“震慑”这些过于划水的人。同事听完哈哈大笑，说你傻呢？人家靠老公的关系，调到市教育局去了。他说：“领导没必要骗我吧？”同事笑得更欢乐了。

同事阿明开导他，“不要焦虑这么多，这只是一份工作。”当徐奇在加班时，他站在门口喊，“还不走？单位又不给你加班工资。”阿明上份工作是做销售，做到了公司业绩之王。疫情最严重时，其他同事都卖不出去，他的业绩还是最出色的。没什么秘诀，就是陪客户吃饭喝酒。

有天早晨阿明醒来，突然想到如果35岁被裁员该怎么办？很快的，他辞掉工作，考到这家单位。阿明熟练地陪领导应酬，给领导挡酒，甚至还跟领导去游泳。领导也邀请过徐奇，但他说自己不会游泳。徐奇说的是实话，可当他看到阿明的办公室挪到了领导对门，心里又很不痛快。

在一天早晨，同事们半开玩笑地喊阿明“明记”。组织部让阿明去挂职村支书锻炼。徐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点了根烟。“没办法，我心里已经不平衡了。”他承认。

他坚持住在离同事很远的郊区。领导多次让他搬到城里的宿舍，他就是拖着不动。搬过去离领导的住所也很近，绝对会被叫出去喝酒，他一个人躲在郊区，应酬能推就推。那些推不掉的饭局，他表现得很局促。通常他不知道说什么，埋头吃东西，偶尔给领导敬酒。只有话题扯到他的老家时，大家才会想起他，什么你们那的人很会做生意啊，脑子很灵活啊。他只好附和几句。

但有一回，他去倒垃圾，回来时撞见了领导。领导和他对上眼神，接过垃圾桶，然后取出一件垃圾袋套上。他有点愣神，那瞬间竟有一种快感，果然这种东西还是得让人看见。

徐奇的另一个同事小王三十好几，离婚了，带着小孩住在隔壁县，每天开一辆豪车上班，往返120公里。据说他一个月的油钱抵得上其他人的工资。除了工资，小王还在老家收租，他不缺钱。要不是没法接手家里生意，他不会想考公。对他来说，进体制是体验生活，图个社会地位。不料这个富二代莫名被单位发配去乡镇。徐奇推测是领导不喜欢小王，他很认真地说，如果单位想培养你，怎么会把你下放？

说是乡镇，规模更像一个村。办公室总共五个人，都是中年男人，他们在楼上搞了间厨房，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讨论吃什么。

“乡下就是这么无聊。”一个寸头大哥说。他平时在单位的空地种点菜，胡萝卜、包菜、茄子，每到周五下午，领导回城里前会带些他的菜走。谈起种菜，寸头大哥的兴致比上班高了不少。他带同事们去观摩菜地。四四方方的，有两个停车位那么大，用十几根长木条和破布围起来，边上是个小木屋，几只鸡从门口探出脑袋。大哥略带惋惜地说，鸡是别人家的。他往前几步，挽起袖子，弯下腰，徒手在菜叶上连抓几条虫，随后双手插进裤兜，像是在欣赏艺术品。

同事小王认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然而人在乡镇，他也硬着头皮想显得合群一点。他跟着他们去菜地，站在那里，捧着手机打王者荣耀。

有一天徐奇和领导抱怨总要写公号，领导告诉他，要不是你在干这事，单位也可能会把你送去乡镇。他张大了嘴，不知道领导这句话是真是假。

只需一件小事，苟两年就跑的信念就彻底崩塌。单位通知徐奇，在这里待满五年才能走。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又像是挨了一记闷棍。他的电脑里还保留着报考时侯的招聘文件，可没人和他解释为什么上面没写明“五年服务期”。他算错了关键一步，“感觉被骗过来，五年之后我就29岁了。”

这事成为徐奇最大的心结。有个同事对他说，“其实不用五年就能调走。”徐奇脱口而出，“我操，真的吗？”很快他意识到自己有些反应过度，暴露了。同事笑着说，“你果然想要走。”

也许是单位老油条太多，领导不愿放跑年轻人。听说徐奇的女友在其他城市，领导也不绕弯子，问他：“她会来这边吗？”他说不清楚。“我估计可能不大现实......像我们单位女孩子没结婚的有好几个，选一个也可以。”另一个领导私底下对同事阿明说，“你能不能把徐奇搞分手掉，我想给他介绍个这里的女朋友。”

事实上，外地人没有一个不想跑的。去年新招的硕士生，报到第一天，就被同事瞅见他在手机上搜索：公务员辞职会有什么后果。当天，全单位就都知道了。

同事马哥曾经也是他的盟友。马哥已经参加了两次遴选和一次省考，做梦都想考回自己老家。可惜每次都考第三名，离前两名差很多分。马哥不年轻了，比考试，真拼不过那些年轻人。他的心气快被消磨殆尽。有天他开电动车载徐奇去诊所做检查。路上两人聊起来，马哥感慨道：“你还有机会，哎呀，我现在跑不动了。”有人在街头看到马哥牵着一个女生，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单位。

上面提到的那位硕士生，大概率也不跑了。徐奇听说那家伙迅速找了个女友，本地人，还是县某个局领导的女儿。

他觉得自己的目标很清晰，就是回家。家人在那，家族在那，资源和人脉都在那，他还有一套市区的房子。他越是想跑，对家乡的印象就越好。在他的描述里，老家一片平地，他喜欢骑电动车出门，伴着晚风一路开到城里。可你看M县，隶属山区，地势起伏，车都不好骑。

与徐奇相处的那一个月，我听到无数他对现状的不满，每次他的情绪达到顶峰时，我都以为他要来一句“老子不干了”。去M县前我们通过几次电话，徐奇的郁闷——一个年轻人将被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困住，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恐惧。

换作是我，第二天就交辞呈了。可是徐奇从未这样做过，不敢辞的理由有很多——“家里花了太多钱”“现在政策还不明朗”“还没做好转行准备”“不知道我的档案会不会被扣下”......

当我和他更熟一点，我发现他在单位里并非自己形容的那般无所适从。每天他往身上塞两包烟，一包是16块的七匹狼，留给自己；另一包则是60块的中华。他爸从家里寄过来的，教他分给领导。他告诉我，领导或多或少会买中华烟的面子。

他不是那么轴的人。最讨厌的饭局他仍然会去，领导派下来的活他也会做完。我来之前他向领导请示过，等我到了，他带我见领导。A领导和他的外公有些交情。B领导是他的直属上司。

C领导本来不在我们的计划里，只是那天偶然碰到，便坐下来喝了会茶。C对年轻人躺平嗤之以鼻。我顺着话说，徐奇工作很专注，都不出去应酬，我的本意是帮徐奇在领导面前留下好印象。走出办公室，徐奇对我说，你不应该那样说，领导都喜欢能出去应酬的人。

从考公上岸那天起，徐奇就是全家族的希望。他去参加表舅婚礼，表舅喝的烂醉，扶着徐奇边走边说，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做官的人。很多人都和他说过这句话。好好做，他们说。徐奇点点头。

他外公是位退休的老干部，每回见到徐奇，都要把他拉到身边聊天，一聊就是几小时。外公恨不得把全部的为官之道教给外孙，什么“县老爷就是皇帝，基层公务员就是奴才”“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也不管徐奇听没听懂，老人家就是开心，还送给他一本叫《和任何人都聊得来》的书。

徐奇的表亲们都不太顺遂。大表哥读到初中，勉强谋生；大表姐遭遇婚变，暂住在二表姐家；二表哥去深圳做生意，亏一大笔钱，现在躲家里；表弟之前在电子厂，干几个月就跑了。外公对徐奇说，家里这几个小孩都没出息，只有你比较出息。

徐奇从小就是不自信的人，他觉得自己学习一般，打架也一般，总是处在平庸的中位数。这两年好多了，偶尔他会想，自己考上公务员还挺牛逼。

她妈很欣慰，花五万块报了最高级的班，意味着徐青随时能上机构的任何课。省考前一天，她妈去山上烧香祈福，为她带回一张符，点火烧成灰烬，混在水里。她喝下那碗水，腹泻不止，不得不带病上考场，遗憾失利。她只差0.6分进面试，但论起表现，要比徐奇那会强很多。

徐青看起来信心十足。她谈论上份工作，在职场中被领导穿小鞋，她感到委屈，继而决定离开。如果进体制，同事们几乎都是一辈子“锁死”的，总要互相留情面。她的想象里，体制内的氛围会更纯粹。

我们聊起徐奇的现状。听说他想跑，徐青满脸困惑，甚至不明白老家的平地为什么有那么美好。她妈也不明白，一个大男人怎么矫情起来了？她爸就是一句话，工作没什么不开心的。

徐青去过M县，那里不比老家差，而且生活节奏慢。她记得徐奇的办公室很大，还只有他一个人，宿舍也不错。每次她都能在超市刷她哥单位发的购物卡。“我不知道他在不爽什么。”她说。

我试图解释徐奇为什么想跑。徐青表示，她知道他的工作琐碎、劳累，但她认为基层就是这样，考公时就应该“做好觉悟”。她不理解她哥千方百计想调回老家，“（估计）他想回来当妈宝”。

辞职的想法像涨潮，总是一阵一阵的。等潮水退去，徐奇又犹豫了。今年春节他告诉我，暂时不辞职，如果两年后没调走，他就辞了重新考。有一二三四五个理由支持他再等两年。可是你知道的，我认为那时他不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