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驹桥打工者的工作困局：你越粗暴，我越懒惰

在2023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北京马驹桥零工市场成了一座新闻富矿，记者、纪录片导演、社会学者等争相前往考察和采访。临时工们也变得精明了，看到类似的人来，会要求收费，比如5块钱填一个调查问卷，50块钱做一次访谈……

“它像是一个被污染的‘田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丛瑞安说，打工人说话比较随意，如果一个外来者没有长时间接触，时常会受到蒙蔽，得到的信息并不真实。他从2018年开始到马驹桥打零工，长期“潜伏”在临时工的微信群里，“经历得多了，才慢慢长出了火眼金睛”。

2023年，纪录片导演朱玲玉在丛瑞安的引导下，来马驹桥拍摄临时工的生活。偶然中，出版经纪公司“行距文化”的人看到朱玲玉的分享，知道了丛瑞安的故事，并去看了他发表在公众号上的文章，“感觉有潜力发掘成图书”。

“在一线做事的人，有一手的素材，更有优先的话语权。他们也有能力去书写行业里发生的事情，反思一些问题和弊端。”行距文化经纪人毛晓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双方开始合作，书稿完成后，又经过一年多时间、十多次修改，最终在2026年5月上市，即《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

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丛瑞安在写作时习惯进行理论架构，但这些内容与非虚构叙事的风格相悖，很多文字并没有收入书中。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他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对临时工群体的观察和改善他们工作方式的思考。

“特定的生产关系把人拖入这种循环”

南方周末：马驹桥的临时工群体与多年前大家普遍关注的“三和大神”相比，是一回事吗？

丛瑞安：我不太建议过多使用“大神”这个词。之前有些报道和调查，喜欢把这类以打零工为主要谋生方式的劳动者极端化——要么是极端污名化，说他们是一群没学历的懒汉，不务正业，不在乎未来，还造成社会治安问题；要么是极端赞美化，说他们是一群追求自由的人。我会尽量规避用这个词，而是具体拆分这些劳动者不同的情况。他们中所谓刻板印象的“大神”其实不多，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极端。

马驹桥零工市场和三和人才市场也有些区别。从空间特征上说，马驹桥的本质是城中村，它是一个生活空间，只是聚集了一些人力中介和找活的人。三和则是个纯粹找工作的空间，还是个相对开阔的环境，气候相对暖和，没钱的打工者更容易睡大街，这让他们看起来有些猎奇化。马驹桥的冬天寒冷，夏天好一点，但有蚊子，通常不适合睡大街。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对食品厂和药厂两次打零工的经历进行了对比，似乎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个“好工作”的标准是，工人要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和自主性。这是一种理想的用工模式吗？

丛瑞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的“赶工游戏”理论提出，当工人们有了一个自主控制时间、自主控制工作强度的空间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工作当成一种类似娱乐的东西，会更有积极性，最后还是会给资方带来盈利的可能。但自由空间的另外一面是可能有人“偷懒”，生产效率会降低。

其实，很多用工单位是不愿意要马驹桥打工者的，觉得这里的人爱偷懒，不好好干活，所以要么“不要马驹桥的人”，要么就进行强行约束，比如不停地催促和斥责。而打工者也有自己的话说：你给的钱不多，还那么粗暴地管理，我凭什么好好干？最后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大家越要偷懒，工厂就越不会给大家自由空间，越要监视大家，而你越监视我，越骂我，那我就越不好好干……

我不认为用工单位提供自主性就是解决之道，但我确实觉得给工人们稍微弹性一点的空间是更好的。

南方周末：高压的管理和高速的工人流动之间，管理者的约束和工人的懒惰之间存在的这种恶性循环，是否有破解办法？

丛瑞安：实际上，这和不同的工作有关。比如保安这类工作，就没必要压榨。而那些高强度的工作，大部分都是需要你不断生产产品，往往就给人很大的压力，因为多生产一点就多一点利润。

另外，找到一个好工作是困难的，很多人在不断碰壁后，只能去做日结工。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需要依赖日结工谋生的时候，往往已经身心俱疲，那么他们就会想办法偷懒，就会被人认为是“懒汉”，然后就进入这样的恶性循环。

我想强调的是，包括日结工、中介和管理者在内的劳动者，大家本质上是差不多的人，有好有坏，有优点有缺陷，是特定的生产关系把人拖入这种循环。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要落到制度上，要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至少是获得正确用工信息的权益。这需要各方更多的努力，而且是需要超越马驹桥一地、超越临时工一事的努力。

“基本问题在于难以获得确定性”

南方周末：打工者来马驹桥，似乎是作了一个理性的选择，比如他们可能文化水平比较低，没办法找到好工作，或者是想赚点快钱，打零工其实是他们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丛瑞安：本书一直有一个潜在的理论基础，就是抽象的客观理性是不存在的。很多人在做“理性人”分析时，容易陷入误区，觉得人是一个机器，只是对一些客观的好处和坏处做加减。其实，看似客观的理性会被个人的想象所建构，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理解具体人的生活。

在马驹桥，如果你问一个做长期工的人能赚多少钱，他们按月拿工资，可以报出一个相对精确的数字。但是做日结工的，却没法说出来，因为他们的收入跟每个月干活的天数相关。我遇到过一个50多岁的人，本来可以去停车场找个长期活，一个月三四千，但他觉得在那挣钱太少了，马驹桥挣钱多。然后我就问他，您干了几天活呀？他说上个月可能干了七八天，这个月还没找着活。这就意味着他在这里一个月赚的钱是比在停车场少很多的。可是他的“理性”告诉他，他应该来马驹桥，他想的是每天都能挣钱。

临时工群体不再受一个可见且固定的外在秩序的制约，更多是受内在心理的制约。他们有个想象中的自以为的正常收入，但实际上，能否达到“正常”状态是很难说的。

南方周末：临时工群体被困在马驹桥，核心原因是不是他们文化水平比较低，没有更多的机会去找到更好的工作？

丛瑞安：文化水平固然是一个因素，但肯定不是关键因素，特别是它上面还附有很多精英色彩的俯视味道。我认为，现在他们的基本问题在于难以获得确定性，而不在于没有受到好的教育。

教育虽然能解决一些麻烦，比如帮他们考一些证，但实际上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给马驹桥的每个日结工都发一张大学文凭，困境就消失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学历贬值。学历也许是个人的“敲门砖”，但它改变不了整座房子的结构。

南方周末：如果是学一门技术呢？

丛瑞安：第一是成本，要有学费，还要付出一段不能干活的时间。第二，学技术的效用很难说，学了之后，不一定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第三，有的人被工作反复折磨，没有学习的精神和动力了。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们要努力、要奋起，但这只是旁观者的想法而已。

就算有了技术，找了个正常的工作，状况也不一定是大家认为的美好。我遇到过一个20岁的年轻人，他进了一家汽车厂，每天干12个小时，有时候白班，有时候夜班，不停地昼夜颠倒，精神不振。日常生活除了工作，就是躺在宿舍睡觉。他也觉得自己这样没有什么未来，想干完这个月就辞职。这份所谓的正经工作，给他带来的生活真的会比他在马驹桥等零活要优越吗？很多人就是因为受不了长期工才来干日结的，因为日结工自由。

总的来说，提供更好的教育，特别是技术教育，绝对是好事，但是改变不了更深层的问题，不要把希望仅仅寄托在这方面。

南方周末：那这种状况应该如何改善？是不是说工作环境本身的改变与工人个人技能的增长需要同步进行，单纯一个方面的提高没用？

丛瑞安：是的。相对而言，个人技能增长解决的是当下的问题。从长远和宏观来看，只提高技术的结果是，大家的工资又回到了原点。而工作环境改变能同时解决当下和未来的问题。

“我们所有人都身在其中”

南方周末：马驹桥工人的打零工状态，与职场频繁跳槽现象，都体现了当下的一种“短工化”现象，两者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当下这种状况容易发生？

丛瑞安：我觉得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是“被迫”与“主动”的区别。职场白领的频繁跳槽，许多是“人往高处走”，是为了涨工资，或者换个更好的环境，手里是有选择权的。马驹桥打工者虽然也有选择权，但这种选择权过于脆弱，更像是“生活所迫”。

第二，是“积累”与“消耗”的区别。跳槽的人每换一家公司，简历可能更漂亮，经验也在累积。可对于临时工来说，今天在食品厂干活，明天去药厂打包装，后天去工地搬砖，这些活之间没有积累，手里的议价筹码只会不断缩小。这种“短工化”，其实是一种纯体力消耗。不过，随着就业压力、年龄增长，是否还能继续保有这份工作，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难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看起来拥有一份不错工作的白领，也忧心忡忡。

由于技术发展、经济变革等种种或宏观或微观的原因，当工作不愿把人留住的时候，人也就没法把自己留在工作中了。无论是日结工，还是白领，面临的都是一样的问题。只不过，白领们更有选择，而日结工们更能忍受。

南方周末：马驹桥的打工者，可能在这里待几年或者几个月。这些人最终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破了自己，选择离开了呢？

丛瑞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就是我离开了城中村，就意味着我混成功了，过上了更好的人生，所谓“突破自我”。其实，离开城中村，可能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城中村，或者找了一份长期工作先干一阵子，仅此而已。

在马驹桥，有很大的可能是，一个人终于攒够了一笔钱，比如两三千块钱，他去外地找了个不错的工作，那当然就是离开马驹桥的一个契机。但是，如果他去干长期工以后，发现工作不好，有可能再回来，那便只是一个阶段的变化而已。真正彻底改变人生状态的人，有，但是究竟能有多少呢？

南方周末：总有很多工作需要日结，不是每个工作都要长期的，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要考大学，每个人都做成功人士，所以我们不能用“奋斗者”或“成功学”的标准来要求他们。

丛瑞安：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这种日结劳动力一直都有，社会需要他们来填补生产的空余。现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制造着无数灵活用工需求，更何况技术越发展，用工需求越精确。

我在书中也一直强调，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并不是什么异己的、很奇怪的要素，他们是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特定的市场经济状态造就的。当我们用奋斗标准去要求他们的时候，不妨想想，他们该用什么标准来要求我们呢？

话说回来，不追求做成功人士，并不意味着不去改善生活。我会把希冀集中在提供确定性上。我希望通过种种改革，能让劳动者感到自己的劳动有尊严，自己的付出有收获，而不是长期工都是坑，日结工不被尊重，生活的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走。

这就意味着，改善日结工群体的生活，不能只从日结工作本身下手，而恰恰要关注长期工作，因为这是更能提供确定性的所在。只有在长期工作的状态得到了充分改善后，日结工们才能拥有对未来更美好的想象。与此同时，在长期工作状态改善的情况下，日结工作的条件也将随之得到改善。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所有人都身在其中。马驹桥的时间，是他们的时间，也是我们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