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心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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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在北京南五环外的大兴城乡结合部，坐落着一所民办非营利性的打工子弟学校——北京蒲公英中学（以下简称“蒲公英”）。在蒲公英初三学生欣悦（化名）眼中，这是一所“乌托邦式”的学校。“学校既有大家所想象的在大城市上学可以拥有的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但又没有紧逼的学业压力。在蒲公英的三年时光有点儿‘如梦似幻’。”

这所学生眼中的“乌托邦式”的学校诞生于20年前。当时北京外来人口急剧膨胀，为填补进城务工子女初中教育空白，让流动儿童能留在父母身边继续接受教育、避免过早返乡留守乃至辍学，曾为中国地质大学学者的郑洪与朋友们在大兴一处废弃的厂房创办起了蒲公英。

创校20年来，蒲公英经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挑战。2018年，在社会各界的资助下，学校新校舍历经3年终于完工，师生搬进了新校区，翻开了学校发展的新篇章。（详见财新报道《寻找2000名北京“流动儿童”》）

截至目前，蒲公英累计接收3000多名流动儿童，为他们撑起了一叶方舟。但蒲公英并未止步于做一所为打工子弟提供上学机会的学校，也致力于提升教育质量。在学校的托举和社会的关怀下，蒲公英有的毕业生进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佛大学、杜克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深造，命运轨迹被改写；部分学生入学时学业基础薄弱，但在初三毕业时，他们也能打一个 “翻身仗”，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社会。

在蒲公英的育人理念中，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心理健康，不仅与学生的学业水平相辅相成，更是关乎其一生幸福的素养基座。在蒲公英校园中，“心晴空间”、“树洞角”、“夸夸墙”，在小处也体现出学校对学生“被看见、被听见”这份需求的重视与呵护。经过20年的摸索，蒲公英已搭建起了一套以学校为主阵地的师生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为在漂泊与困顿中成长的“小蒲公英们”筑牢向上发展的根基。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日趋严峻的当下，蒲公英也正将这套体系推广至乡村学校，为乡村教师和学生赋能。2025年，由蒲公英一线教师共同编纂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通过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看见学生的需求

2000年前后，北京等超大特大城市流动儿童快速增长，针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民办学校遍地开花。高峰时期，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有350多所，且以小学为主。蒲公英的出现，填补了中学阶段教育的缺位。近年来，各地打工子弟学校陆续关闭，截至2024年底，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仅保留不到20所，而随迁子女在京就读初中的需求仍然庞大。（详见财新报道《流动儿童升学圆梦》《报告：四成流动儿童初高中升学时被迫返乡就读》）

蒲公英的学生父母大部分来自于建筑、服务、制造、零售等体力劳动行业，学历和收入均处于城市中下层，家庭经济脆弱，居所偏远且不固定。虽然近年来一些城市中产家庭因认可学校的全人教育理念，将孩子送进蒲公英，但学校学生仍以非京籍、农村户籍的流动儿童为主。

和所有同龄人一样，蒲公英的学生会面临成长中的普遍困扰，如同伴关系、学业压力、亲子关系、沉迷电子产品等。不同的是，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源方面的局限，会使得一些成长中的烦恼更加凸显和复杂。蒲公英德育副校长王鸿宇介绍，蒲公英本已是北京民办学校中收费最低的学校。目前一些学生可能会因为家庭收入下降或家长失业，交不起学费，这会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对于这种情况，学校会提供助学支持。

此外，家庭关系以及流动儿童身份背景所带来的归属感和融入的问题也普遍存在。还有部分学生因厌学、拒学从其他学校转过来。相比一直在校的孩子，这些转学生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心理老师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干预和陪伴。但王鸿宇也表示，蒲公英鼓励合作而非强调竞争，并将“乐群”作为校训之一，因此蒲公英学生同伴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较同龄人要表现更好。

为支持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学校成立了由3位专职心理教师和4位社工教师组成的社工与心理团队（以下简称“社心团队”）。每个年级分别配备了一名心理干事。针对有心理咨询需求的学生，学校还开设了命名为“爱心小屋”“倾听小屋”的心理辅导室。

辅导室内，墙上有学生们的画作，沙发上摆满了学生们从家里带来的闲置娃娃......“家里有什么不要的，孩子就拿过来什么。我希望他们在这个环境里能感到安心、自在和有归属感，也借此与他们建立一些情感上的联结。”蒲公英心理健康教育负责人李时来说。

李时来在蒲公英工作刚好10年，多年的学生心理工作经验让她看到，孩子的许多心理困扰，其实谈不上是问题，更多的是他们内心有一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这个阶段，孩子们最真实的需求无非是：有良好的同伴关系，有温暖的师生关系，老师能看到自己、不放弃自己的学业，来自家庭的被看见、被在意、被肯定，还有学业水平的提升，未来有希望。”

因此，对于学生成长中遇到的问题，蒲公英更多考虑的是通过构建安全信任的关系，去滋养学生们向上发展，而不是站在问题视角上谈预防。尽管学校推行小班化教学，仍有一些学生在学习上感到吃力。跟不上班级的整体节奏，容易让他们产生畏难情绪，逐渐丧失学习兴趣与自信。针对这些遇到学习困难的学生，蒲公英会尽可能为每个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步调。

蒲公英心理老师杨葳举例，在六年级英语课上，有些孩子在单词积累和各方面都跟不上课堂节奏。于是学校为他们提供了差异化的选择：尊重孩子的意愿，他们可以留在原班级，也可以去另一个空间，由其他老师根据他们的水平单独设置内容，陪伴他们学习。

“神奇的是，这些孩子虽然在教室里学的内容更少、进度更慢，成绩却反而有了飞跃式的提升。” 杨葳说，不再被班级统一的节奏所裹挟后，他们身心放松了，反而找回了自信。

将心理关怀融入家校每一环

蒲公英的运营主要依靠社会捐助，至今学校的一面围墙仍因经费短缺而无法完工。校长秦颖坦言，学校一张办公用纸也要精打细算。但即便办学经费紧张，学校也一直坚持小班化教学。“小班化教学意味着更多的教师薪资开支，但班主任、任课教师在日常教学和管理中，确保老师可以更深入地支持到每一个学生。”秦颖表示。

与此同时，蒲公英还注重为学生营造积极的班级文化和氛围。“虽然我们有一支庞大的心理工作队伍，但心理健康绝不仅仅是这几个人就能做好的。一个孩子要想拥有健康的心理，他必须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他每天在学校待八九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班级里。班级的文化氛围如何？班主任用什么样的理念带班？每一位任课老师其实都在塑造着孩子的心理环境。”在杨葳看来，真正的心理健康教育，一定是融入在一个积极、健康、温暖的班级氛围之中的。

蒲公英还将心理支持融入日常课程，将道德与法治课这样的国家课程进行“校本化”落地，基于学生真实处境的重新设计。以初一为例，道德与法治课原本侧重于人际关系，学校将其与流动儿童特有的生活背景相结合，在课程中有意识地加入自我探索的模块——让学生看见自己也看见他人。

每个班级的展示墙上，都挂着一张手绘的中国地图。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而是孩子们的“家乡图谱”。每个学期，老师都会带着他们，在地图上圈出故乡的位置，写下家乡的特产，贴上自己的照片。对这群跟随父母四处迁徙的流动儿童而言，这张图是一个温柔的坐标：无论走多远，你都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已从蒲公英毕业多年的张展豪对这一课程设置印象深刻：“以前我们会设计自己的教室，往墙上挂一张中国地图，谁的家乡在哪，就一个箭头指过去。所以大家就知道彼此来自不同的地方，知道读完三年会各自分散。”

家校沟通也是蒲公英学生心理支持的不可分割的一环。蒲公英学生中，父母离异或重组家庭带来的复杂家庭关系更为常见，部分家长对家庭教育缺乏了解，方法简单直接。这些因素叠加，使得他们面临的家庭关系压力更为突出。为了更好地了解每一位学生，每到开学，蒲公英都会开展地毯式家访。“通过家访，我们能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也看到他们家庭的不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与家长交流一些亲子沟通方法。”

学校还通过校园课程、课题、家长课堂、亲子乐快报等多样化的活动，增进亲子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今年春季开学，学校向全校学生布置了一道特殊的“课题”：采访家中的父母、长辈，倾听他们的劳动故事。李时来表示，对蒲公英的学生来说，原生家庭可能是不完美的。但家长能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还坚持把孩子带到北京、留在身边陪伴，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因此，我们需要引导孩子正确地看待自己当下的处境，引导他们去看见父母的那份善心和那份爱。正确地理解这一切，对他们自身的成长，也是至关重要的。

蒲公英理念播种乡间

目前，蒲公英开设了六年级至初三四个年级，总在校生近400人。近年来，随着蒲公英社会声誉扩大，慕名而来的学生家长、前来参观学习的校长教师络绎不绝。常有人问：蒲公英为什么不多开几所分校？这样既能承接更多流动儿童，也能满足其他认可其教育理念的家庭的需求。

但对依靠社会公益力量维持运转的蒲公英来说，复制一所同样的学校并非易事。2022年，蒲公英成立了教育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的设立，承载着两个层面的使命：一方面，服务于本校教师的专业成长，链接各类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对蒲公英近20年积累的教育理念与实践进行系统梳理与标准化提炼，并转化为可复制、可迁移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学校和地区。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于2021年发布的《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25.2%的乡村儿童存在抑郁风险，高于全国普通人群，而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教师的抑郁检出率为29.6%。

几年来，蒲公英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段孟宇与学校其他社工心理老师组成团队，研发了一套心理健康教育研修课程，并发起心理健康教育乡村教师支持项目，用以帮助乡村学校开展日常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积极心理品质。

参与乡村教师支持项目的杨葳表示，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来看，目前县域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框架其实相当健全，每周都安排了固定的心理课时。但在实际开展过程中，老师们普遍缺乏抓手和可操作的工具。目前市面上的一些课程，往往与班级管理和班级建设相脱节，呈现割裂状态。一个月上一节心理课，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杨葳表示，蒲公英希望能够将积极心理学理念带给乡村学校的教师们，并将其融入班级管理之中。具体而言，就是引导班主任以心理班会课为载体，结合积极心理学的实践与班级活动，带动整个班级朝着有归属感、有安全感、有胜任感、能建立良好关系的方向发展。

蒲公英教育研究中心带给乡村教师的，不仅是一套可操作、可落地的方案，更是在课程开展过程中，让教师自身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心理支持。

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段孟宇表示，在家校沟通方面，乡村地区本身就面临更大的社会结构性挑战。有学校反馈，在校学生中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来自离异家庭，再加上留守儿童等因素，多重困境叠加在一起，给老师们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乡村教师在家校沟通中遇到的困难，蒲公英团队深入了解，并基于实际的案例为教师和学校提供支持。（参见财新周刊《为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截至2026年4月，蒲公英乡村教师支持项目已成功举办19期教师研修坊，覆盖河北、青海、贵州、湖南、湖北、河南、甘肃、四川、山西、北京、天津等11个省、市的339所乡村学校，惠及一线教师、班主任、校长和社工达1099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