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医生受够了

又一位规培医学生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

其背后是更广泛的年轻医生群体在超负荷工作、极低待遇、等级压制与职业信念动摇中的共同困境。

2026年3月14日，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规培的硕士生孙某某离开宿舍，后跳河身亡。近些年，此类事件并不少见。据公开信息，仅2024-2025年，至少有9位规培医生/护士或实习医生自杀。2024年2月，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生曹丽萍用手术刀割开了自己的颈动脉，她留下的千余字遗书里，出现了10次“加班”、9次“请了假”、6次“事情做不完”、4次“猝死”和3次“不能休息”。社交网路上，常有医生分享一边发烧挂点滴、一边值夜班、补病历的日常。

在中国，要成为有医生，必须完成三年（33个月）的规范化培训，才能获得医师资格证。规培医生要同时完成科研和临床任务，孙某某曾向同学吐槽“任务很多，自己协调不过来”，在遗书中她写到自己被导师和带教双方“训斥责骂”，“很难继续工作”。

如果说“能独立下医嘱”是一个医生转正的标志，那么一个医学生从实习走向转正的时长将远远超过其他行业默认的三个月、六个月。毕业和完成规培是第一步，此后他们将成为住院医，博士生还要进行“专培”（专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但在获得“主治医生”职称之前，他们都不具备决策权，需要服从更有经验的上级医生的管理与指导，后者也始终掌握着他们职业发展的机会。五年本科后，下一个阶段短则三年，长则八年。

这也是一个收入极低的阶段。2020年医疗行业论坛丁香园的调查显示，近三成规培生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社交网络上，许多医生将医学生的劳动称为“奴隶制”，因为他们既没有自主性，也没有正式职工待遇。“谈工作时是医生，讲待遇时是学生”。

正面连接访谈了七位处在这个阶段的年轻医生，他们平均年龄31岁，普遍经历连续的夜班、糟糕的身心状态、医患冲突、科研内卷和降薪。他们与离世的孙某某一样，难以平衡科研与临床，也感受到导师、带教管理方式的问题。

医疗是一个极度依赖经验的行业。主任比副主任优秀，资历老的好过刚毕业的，患者们大体都抱有这种信念。许多年来，医学生们也相信这套规则，并顺着这套职称体系晋升，成为更资深、更权威的人。然而随着个体意识的普遍觉醒，经验与权威逐渐变成了控制与剥削的近义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退出甚至反抗这类体系。

年轻医生的信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七位受访者在以学生或住院医师身份进入临床之后，很快开始产生怀疑——

越资深越可靠？如果上级医生做出错误的医疗决策呢？

一个根据科研而不是临床能力决定医生是否晋升的体系是否有问题？

用职称来决定一个医生能操作的手术难度是合理的吗？

这些怀疑最终导向一个相同的问题：除了做医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

除了年轻医生，我们还访谈了三位资深医生，他们是主任、副主任、主治医师，他们也是年轻医生的上级、带教。他们一方面感到现在的医学生“不如原来那么耐用了，至少不如自己当年好用”，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规培制度、手术分级制度对年轻医生成长的限制。同时，他们自己也并没有感到被这个体系优待。

作为普通人、患者，即便从最利己的角度，我们也有理由关心医生的处境，因为我们的健康仰仗医生的决策，我们的性命有时就握在他们手中。

生病的医生

2024年4月，做了两年住院医的骆军得了重度抑郁。那时，她所在产科有三位一线医生有抑郁症。根据《2020年医务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我国27.7%医务工作者可能存在抑郁倾向，其中医生抑郁得分最高，初级医务工作者显著高于高级医务工作者。

睡眠障碍是骆军抑郁的一条伏线——从硕士二年级起，她开始吃安眠药助眠。但睡眠越来越差，逐渐发展为严重睡眠障碍。确诊之前的半年里，即使不在值班的夜晚，她每天晚上也2、3点才能睡着，不到4个小时后就起床上班。

不止一位医生表达过睡眠障碍的情况——社交网络上，年轻医生普遍表示身边同学和同事有早醒、焦虑、浅睡眠的情况，并列举了自己储备的各种药物：文拉法辛、安非他酮、奥沙西泮。

除了工作压力，骆军也感受到了同情心对自己的负累。她发现这里有一种共识：不能“把情绪带入工作”，即使情绪是善意的共情。规培时，一位已经破水的产妇来到了科室，她没走正规流程，当即垫付了入院费用。带教批评了她，告诉她曾有同事垫付的钱打了水漂。

到了2024年春节，连续一周值完夜班后，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在看春节联欢晚会，骆军一人在房间里补觉，第二天早上醒来，又睡到中午11点。

年后，疲倦与焦虑变成了抑郁症。急诊值班结束后，她无法像往常一样，回到科里，处理等着自己的无穷尽的事情，而是坐在急诊室里发呆，直到夜里一两点。

最严重时，休息日她都躺在床上。爸爸到医院旁的出租屋来照顾她。她没力气去家门口拿外卖，一天努力吃一顿，多吃了就会吐。也不再给两只猫做饭，只把干净的猫粮倒在家里最大号的饭盆中。粪便和结块的猫砂堆满猫砂盆。阳台的多肉也都枯死了。

她还在继续上班，2024年4月底确诊中度抑郁，6月底发展为重度抑郁。医生建议她住院，但她没办法停下来，科里人少，好心的同事们主动分担工作，但她不想给别人增添负担。只偶尔请假休息一两天。

不只骆军，受访者们普遍在医院落下一身毛病。博士三年期间，有人长出了4、5公分大的子宫肌瘤，有时还会心悸，躯体化。还有人一直有多囊卵巢，夜班或科研劳累时，月经便会不规律，有时两个月来一次，有时每天只有少量出血。

“每天每个地方都有人叫你”

“所有人都有权力管你”

挨“上级”骂、被所有人骂，是年轻医生遇到的常事。

谭璐在某一线城市就读临床医学博士，进入医院工作的第一天，还不会使用医嘱系统，她描述整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干，干错，被骂，再改，再被骂。”

开医嘱的细节规则很多，很多无明文参照，比如要给病人开一天一片、一周七次的安眠药，不能只写剂量，还必须加上“领量一盒”，方便护士开药（安眠药为一盒七片）。许多年轻医生学会这个，就是被负责审核医嘱的护士骂出来的。如果谭璐的上级医生写错了什么，护士也是来骂她、让她解决。

我们所说的年轻医生包括规培生（一般是硕士）、临床医学博士（毕业后还需要再专培或规培）、全职住院医。这些医生的学历、资历或许不同，但相同的是在医院里作为年轻人、新手的处境。

王越卓是临床博士在读，在上海某医院重点科室“工作”。他的处境一度比谭璐更加严峻，因为他所在的治疗组有两位主任医师，却只有王越卓一个年轻医生。作为新人，他被安排了除做手术之外的所有工作：签字、查房、开医嘱、开药，“每天每个地方都有人叫你，低端的活充斥着整个生活”，他完全没有时间进手术室观摩学习，更别说上手练习。

回过头看这段经历，他发现自己处在人事链条的最底端，“所有人都有权力管你，但你并不知道影响你的到底是来自于系统的哪个环节，也没有人会对你负责。”

作为对照，也有受访者表示自己规培时遇到的带教医生对自己很照顾，会手把手教自己写病历，逐字修改，附上便签条，也有的上级会主动演示手术过程，带着规培生操作。有人还能在假期排班时得到照顾，走后门出去玩几天，身体不舒服时周末值班甚至能睡半天懒觉。但遇到什么样的上级似乎全凭运气，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受访者们形容这是一个“人治”的系统。

人治有其基础——每个科室都有个“核心组”。王越卓把它称为“法老团”。这个包括科主任、护士长和其他科室骨干成员的领导班子可以决定是否招入新员工、硕博士生要做多久临床工作（短至几个月长至三年）、年轻医生拿到多少绩效奖金（从几千到上万不等）。硕博士生的导师往往也是核心组成员。

年轻医生要完成许多医疗之外的任务。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他们要负责上级医生的几乎所有文书工作，录入医嘱、写病历、填写医保系统里的各种表格。

医师聚集地“丁香园”曾发布一项调查，有50%以上的住院医师，平均每天用于写病历的时间达四小时以上。

一份好的住院病历可以长达十几页，包括病人既往病史、入院记录、查房记录，各项同意书、通知书、麻醉记录和完整病程记录。病历格式要求严格，比如，每次输血需要写输血医嘱、输血前病程及输血后病程，十次输血就意味着年轻医生的二、三十次病历工作。

有时病人病情变化不大，但如果忙不过来的医生直接全文复制粘贴前一天一模一样的病情描述，被告上法庭时，也成为了质证的焦点。一位受访者见过这样的诉讼，病人拿着病历质问医生：怎么呆了这么久，病情一点变化都没有。现在这位受访者每次起码给病例写上7、8行。

此外，他们还要负责最基础的医疗处置，比如住院部里的：开药、插管、骨穿、透析；门诊里的：在深夜的急诊室里取出扎入患者脚底的几片碎玻璃，这项工作需要耐心与技术，只收费几十元，医生只能得到几块钱操作费。

他们也被称为“一线医生”，与患者距离最近，但我们很难知道他们的名字。医疗单据里的签名往往来自主治或更高级别的医生。在办公区，谭璐、王越卓和其他住院医都没有自己的固定工位 ，哪个电脑没人用，就坐在哪。在住院部管床时，患者的床头也不写医学生们的名字。

为了完成上述种种工作，年轻医生们不得不超时上班。我们的七位受访者，每天工作时长都超过12小时，最多会达到15小时。在医院第一年，谭璐基本每天晚上十点才能离开医院。一位受访者在产科工作，最多的一次曾连续工作36小时，这意味着上完白班，值夜班，继续上一整个白班，中间最长只休息了30分钟。他们很难按时吃饭，如果要进手术室，上厕所也变成奢侈的事情，往往一憋就是一两个小时。

长时间的消耗下，头脑发昏，心跳加快，是手术室与值班室的常态。许多第一年进入临床工作的规培医生都会晕台，即在手术台上感到头昏、视力模糊，丧失意识而摔倒，平均一两个月就有一次。对此，有经验的医生见怪不怪，会叫他们在旁边坐着歇一会儿，或者打电话叫个人顶上来。

医疗政策对上级医师的影响也会直接传导到年轻医师身上。比如，医院考核里有一项是病床周转率，即病人多久能出院，谭璐的上级为了提高这项数据，会让病人早上11点前空腹来，来了立刻抽血、拍片子，开心电图，下午上治疗，然后立即出院。这意味着谭璐要在一天内写完原本两三天的病历、做完相关操作。这种“特种兵”操作被多位受访者提及。

但即便提高了科室的绩效，奖金也发不到他们手里，因为他们没有正式入职。大多数规培医生每个月只有1000元左右的国家补贴，在一些中部城市医院，到手的补贴低至600-850元。 有幸挤入北京、上海少数顶级三甲医院的人每个月能获得医院额外的2、3千元补贴，运气更好的，能获得与全职住院医生同样的待遇。

多位受访者认为，对于年轻医生的管理，医院的总体思路是——以最低的成本完成那些必须要做、但没人想做的杂活。谭璐所在的病区，做一线的基本上是研究生和外院进修医师，均无编制；同时，所有的全职员工都在二线，他们做手术的主刀，平时负责管理、决策。在另一家西部医院，产科、妇科20多位医生的常规手术，则全由8位一线医生完成。

在医院这样的等级制系统里，经验与职称绑定，又与收入和名誉挂钩。年轻的没有职称的医生在一线忙碌，但很难得到与工作量和工作压力相对应的回报与认可。谭璐调侃这种处境，“我们经常管自己叫黑奴，一个好的家养小精灵的标准就是在主人根本看不到你的时候把事情都干得很利落。”

医生的处境会直接影响病人的感受。一位医疗研究者这样描述自己给奶奶陪床的经历，来查房的总是年轻医学生，向他们咨询任何问题，都难以得到回应。他们需要请示上级。

但真正负责决策的主治主治一周顶多来查房两次，有的可能只是来晃一圈。一次，她奶奶的管床医生已经被新的面孔替换，他们没有被通知。过程中，一种她曾明确上报、会让奶奶头痛耳鸣的药物在两周中反复开出了三次。

她感到信息在层级制下难以传递。年轻医生“不能理你，也不想理你”，直到后来做采访时，一位已经离职的年轻医生才告诉她，在这所区域大三甲工作，其实就是在做“人形抄写机”，她每天十几个小时用在抄写记录病情，交由上级，感觉自己像个废人，主动性也消耗殆尽。

他们不再相信

经验是医疗系统里医患共同认可的权威来源。挂号费随着医生职称的升高而上涨，主任比副主任优秀，资历老的好过刚毕业的，患者们大体都抱有这种信念。许多年来，医学生们也相信这套规则，并顺着这套职称体系晋升，成为更资深、更权威的人。

但在我们的采访中，年轻医生普遍对这套体系产生了怀疑。有时资深医生险些造成医疗事故。有被访者发现上级并不清楚病人在用什么药，或忘记开治疗就直接让病人出院，这位被访者提醒了上级，对方却告知自己：找个理由应付一下。

骆军是西部一家地方三甲医院的住院医生。刚入职不久，科室新调来的一位主任医师主刀剖腹产手术，骆军看到他进行一项“不寻常的”操作，骆军与手术台上另一位医生交换了一个疑惑的眼神。操作持续进行，五分钟里，两人频繁对视，骆军明白对方与自己都在考虑是否要阻止。

但骆军依然不确定自己的判断是否比主任更对。“第一反应，这是错的；第二反应：是我自己见识太少了吗？”

新生儿出来了，没有哭声，没有皱眉，皮肤也不红润，根据新生儿阿氏评分，处于重度窒息状态。在长达三分钟的缺氧后，状况才缓和。

手术结束数周甚至数月里，骆军不断回想手术台上的画面，感到无比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及时制止？她又自责于这种于事无补的自我怀疑。

另一次，主任签字同意产妇进行顺产，但患者有胎盘早剥现象，这意味着如果分娩时间过长，可能会严重出血。骆军还是根据经验，做剖腹产准备。产妇的病情随后开始恶化。最终手术顺利完成，但病人多忍受了一两个小时的疼痛和本可避免的失血。

手术室执行主刀责任制，指令是上级做的，患者和新生儿没受到明显影响。任何人都可以说一句“我没有错”。许多更有经验的同事对此看得比较开。

但在骆军曾经的信念里，随着年龄增长，职称提升，医生总在进步，上级的判断肯定更正确，可以被信任，但这几件事让她怀疑和恐惧：下次再这样，我该怎么办？

她只能避免与这位新主任一起上手术，当主任上门诊时，她还去和病人沟通，商量让其他高年资医生主刀。后来院领导终于发现了主任的问题，把他调走。但对于骆军来说，科室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靠、可控的地方。她开始在医生专用app上学习案例处置和操作视频，她知道她必须靠自己。

职称高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力强。当年轻医生开始怀疑这个结果，那么达成这个结果的过程随即也变得可疑起来。受访者们发现，现在医生的转正和晋升，越来越看重学历和科研，而非临床水平。

王越卓所在的科室，博士毕业如果要留院，必须完成扎实的实验室研究，至少一篇SCI数据库“Q1区”（影响因子前25%）的论文发表。而几位受访者在找工作的面试里，都很少被问到临床相关的问题，面试者更关注年轻医生的导师是谁。

谭璐发现，大概在2024年前后，在她的医院申报主治职称，需要有“国自然”了。“国自然”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金，申请难度高，工作量大，从申请前一年的11月份就开始准备，直到来年10月。医院也如临大考，展开一轮轮内部评审培训，力保“种子选手”能为医院争取来科研资金。

重视科研是否会直接导致疏忽临床？我们的受访者认为这二者的关系主要在于时间的分配，很难二者兼顾。一位在骨科任职的受访者提到，自己所在医院有一位顶尖医学院博士生，因临床经验不足，频繁出事故，他认为对方“升迁太快”，“如果有机会在住院医师阶段多做做手术，或许还有能机会提升医术。”

在谭璐的临床医学项目，导师强调科研成果，同时也很在意临床。 她早上到医院，经常忙到深夜，只能利用不值夜班的晚上和周末做科研。曾有两个星期，她每天凌晨三四点睡，早上七点又到科室。

但是，这些临床经验对她的职业生涯几乎无用。毕业前夕，她几乎直接被院方告知，科研不够好。实际上，她已经参与过两个课题组，发表了4篇论文。

2023年，“医学界”曾报道过北京某肿瘤医院一位醉心临床、迟迟未能晋升的主治医生，他的手术技能胜过了许多医院的科主任；另一位地方三甲医院医生把主要精力投入临床诊疗，也在副高职位“卡”了二十来年——其留学期间发表的SCI论文未获认可，回国后又不想学术造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张伯礼也在采访中指出，科研论文依然是国内医疗评奖评优考核的重要内容，很多医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提升这方面能力。

年轻医生的怀疑也不仅仅是怀疑，几位高职称医生都确认了科室和医院里有副主任手术做不好的情况。但一位医生是否真的“德不配位”，结论很难为外界所知。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医院系统高度专业，又高度封闭。“我们评价一家医院，只能通过其他医院的高年资医生来评价，同行评议费用很高，有身份地位的人，会倾向于有身份的，还是没身份的人？”

老医生的视角

今年42岁的李江在一所地区教学医院的外科科室做副主任医师，他记得博士期间做住院总医师时最艰难，直到获得了副高职称，苦日子才结束。

2017年他成为主治医师，管12张床，白天做完手术，回家吃趟饭就回办公室继续看文献。12点回家，第二天早上7点继续上班，老婆“丧偶式”带娃。

周末也要工作，实验室扫描约在周六晚上12点，做到凌晨3-4点，睡会儿觉，周日上午10点继续查房。他认为这是教学医院里医生成长的必经过程，“这种压力你必须承担。”

李江没有经历过规培，对此他非常庆幸。规培指33个月住院医师标准化培训（“规培”），是取得医师资格之前必须进行的培训。这一政策在2014年起在全国推行，通常在硕士研究阶段进行，也有八年制博士在读书时甚至毕业后再规培。

李江表示，规培制度建立后，带教医生和学生都很艰难。其主要问题在于，33个月时间中，学生只有2-6个月时间留在本科室，其余时间在十多个科室里“轮转”，每科停留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里，学生和带教很难建立良性合作关系。比如，他在外科，被分配来的规培生几乎都来自内科，他没法带他们进手术室，只能让他们做做无菌操作、写写病历。他认为这是一种“无效”轮转。

他的手上至今有一个3公分的伤疤，是来轮转的研究生造成的。在一场开颅手术上，这位研究生不知道如何给开颅的患者配合上头架，他抱着患者的头，拆下的头架直接划破了他的手臂。夜班更是“一种噩梦”，刚轮转来的学生们电话十分钟打来一个，“基本要陪着他们值班。”而等到资深医生们把规培生培养好了，他们又已经要到其他科室去了。

而他读书时还没有轮转的要求，规培的三年，他都在自己科室里，“尽心尽力学，老师也尽心尽力教。我觉得那是给我教本事。”

现在的医学生与他读书时不同了，“当年夜班急诊，我们都觉得，导师到了，如果我还没到，那就完了。” 但现在，学生们经常下班到点就走，病人夜间病情变化，喊了他们也不过来。他感到现在的学生更觉得自己被压迫和剥削，交流里总有一种消极的语调，“别人做金融、做码农，我为什么要做住院医？”

但李江也理解年轻医生在规培时状态不好。他记得自己当年轮转去其他科室时，也会不情愿做多余的工作。一次，他帮助主治医生完成了一项简单手法复位，病人康复后不用住院了，护士长却坚持要求患者住院，让他完善病历，这样才能收费七十元。他拒绝了。病人已经康复，“我等于是干了几十元的活，还要再写一套病历，我凭什么？”护士长不同意。告到科主任那里，不让他出科。“我直接跟主任讲，你当年是小医生时记不记得护士是怎么欺负你的？”主任最终还是给他签字出科了。

主治医师赵阳也做过带教，他和李江一样，都认为现在的年轻医生“不如原来那么耐用了，至少不如自己当年好用”。他回忆自己博士毕业刚参加工作最忙时，住在急诊部，经常一个晚上只能靠着走廊的转运床睡2、3个小时，但他从来不觉得成为了“牛马”，而是骄傲于自己“扛过来了”，认为这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他总结现在医院里的对抗情绪：一线年轻医生觉得，凭什么指着我一个人薅；带组的二线资深医生觉得，为啥不好好把活儿给干完。

赵阳和李江都理解现在年轻医生的艰难。赵阳认为住院医生工作做不好，和研究生太忙了有关。医院总体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

李江毫不避讳地承认：大型三甲医院的运转，确实依赖大量廉价、未入职的住院医生。科室也希望招来稳定的住院医，但医院的编制和经费不允许。年轻医生没有稳定的未来，主治医师也缺少住院医提供的稳定托举。

李江记得，2019年前，自己科室的硕士毕业生还可以留在市级医院，但2020-2022年，许多医院没有招聘，硕士生大量积压，只能去县级医院。只有博士能找到好的岗位。几位受访者也都回忆，2020年开始，硕士生难在大城市三甲留院。

博士学位也在贬值。21世纪初，在地区大三甲，博士毕业就被认为到达主治医师水平，毕业两年后就可以被聘为副主任医师。到了2014年，李江博士毕业，三年后被评为主治，七年后成为副主任医师。

现在，在他的医院，即使是高考分数最高的八年制博士，毕业后也需要五年（规培两年，博士后三年），才能获得主治医师职称。

根据《中国医院人才发展报告（2021）》（中国医院协会发布），全国百强医院（以三甲为主）的新聘医师中，博士占比达72%。

除了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年轻医生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来自于手术分级制度。手术分级制度2012年开始实施，根据难度、复杂性、风险等因素，将手术分为四级，每个级别规定了各级医生的手术权限，高难度手术需由相应资质医师操作。

赵阳提到，他读书时，这套制度尚未建成，年轻医生会有更多机会来尝试更难的技术。他记得，当年外科做胸腔镜手术，年轻院总（刚入职的总住院医生）和主治就可以主刀，主任医师在一旁细致观看、指导。但现在的年轻医生因为制度的限制，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医学论坛“丁香医生”上，一位年轻医生自述工作了五年，升到主治，但也只能做阑尾炎、胆囊炎等中低风险手术。

赵阳说，带教的责任首先是完成本阶段的教学培训任务，“我本人非常愿意带你做一些高级别的操作，但这些并不在大纲的要求里面。（还有）伦理的基础，不能给患者带来额外伤害，要求难度越高的操作，对术者经验就越高。” 他认同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带教不想承担额外责任，年轻医生就无法在带教的手术中实践高级别操作。

可以看出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年轻医生如果想提升临床能力，做更高级别的手术，首先必须在科研上花费大量时间，才可能晋升为更高级别的医生，进而获得做高级别手术的资格。但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一位受访者曾听到上海某主任医师感慨：院里一大批顶尖八年制博士特别会写论文，但就是不会看病。这句话或许有些武断，但也正反映了年轻医生面临的困境。

越来越忙，越来越穷

2024年以来，医生的处境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开展至第十批国家“集采”，即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国家医保局以医院用量为筹码，直接向企业“团购”，挤出药品和耗材的“价格水分”，这些国产药显著降价了，也减少了医院的盈利空间。国家“集采”政策始于2019年。

接着是2024年全国铺开的DRG/DIP改革，国家医保基金开始根据病组和病种分数来“打包付费”：患者的病情越不平稳，被分入分值更高的组别，那么医院考核的分数就越高，科室奖金、医生绩效也能更好。

为了提高考核分数，在一位被访者的科室里，上级会从抢救室“捞”来病情最重的病人。但这也可能造成亏损。这是因为来大三甲医院的病人往往病情复杂，需要做大量检查，当检查的金额超过医保报销上限，亏损就由科室和医院来承担。一位科室主任发现，收进来高血压病人，全部都亏。所以一些医院不得不收入更多病人，干更多活，来维持原先的收入。

在考核与病人增加的双重背景下，病床周转率越来越快，无论一线还是二线医生，都感到越来越忙了。一位受访者记得2013-2014年间，科室里一个月可能只收治十几个病人，而现在收进来的病人能有四五十个。

也是在2024年起，医院降薪成为全国现象。年底开始，骆军的绩效减少了一半。原来每个月工资到手12000、13000元，现在只有7、8000元，还不到当地的城镇平均工资。

风波从2022年就开始，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妇产科，主治医生的到手工资下降了三分之一，副主任、主任医师也受到波及。

倒查和罚款也随着2024年以来的DRG/DIP改革变多，各科室多了一项工作：针对DRG罚款进行申诉和学习。

骆军就时常收到医保科发下的单子，告诉她前两个月要扣多少钱：增加的医保特殊项目要不断记下来，有时候检查做了，会判定为重复筛查，不查，可能通过不了检查，还要扣罚。

李江发现，低年资医生往往是医保倒查扣款的直接责任人，因为医嘱上写的是他们的名字。虽然治疗组一同承担扣费，但“人治”之下，遇到上级不认帐，还得是年轻医生被罚款。

各年资被访者均表示，他们不会为了省钱，而降低给病人提供的医疗水平。“我们也要努力省钱，但是不花钱，自己也没有价值了。”李江说。

比如一套质量更好的脑脊液引流系统要2、3000元，但出于集采的要求和医保控费的压力，医生现在会选几百元的。管子可能脱落，导致感染，给病人带来痛苦。医生只能更谨慎小心地做手术。

现在这位副主任医生的工资降了四成，此外最多时一个月能有3000元的医保倒扣罚款。

原来我还可以不做医生！

博士最后一年，谭璐经历了一场医闹。一位去世患者的儿子带着约10个男性家属在病区摔东西、骂人。一整天里，谭璐和其他几位医生躲在护士台里——整个病区只有那里有监控。谭璐记得自己在电脑上补病历，男家属就在她旁边挥舞拳头。她没有喝一口水、上一次厕所。期间，另一位医生问谭璐：还想做医生吗？她突然意识到，原来我还可以不做医生！

经过深思熟虑，谭璐终于决定离开她热爱的临床工作。

2023年底，骆军第一次提出自己不想干了，但身边人都反对她离开这份稳定的工作，尤其是父母。她又坚持了一年，抑郁加重，父母不再反对。降薪是最后那根稻草。2025年初，骆军提出离职，开始投简历，一个月后获得了面试机会。

改变需要勇气，在好医院，有编制，有“虚名”。更重要的是，医生的成长曲线漫长，也意味着离开的沉没成本极大。要成为一名医生，从本科开始，最短的要8年——本科五年，硕士（并轨全科医生规培）三年，毕业后拿到医师资格证，也就是去世的孙同学的路径。最长超过十一年——医学本科五年，临床硕士三年，博士三年，有人可能还要读博士后——王越卓就走了最长的这条路。毕业后相当于已在医院工作了四五年。在这之后，还要进行“专培”（专业医师规范化培训），有各类考核，逐渐升任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但不少医生们还是选择离开。2025年12月，丁香园《2024年医疗机构最佳雇主洞察报告》显示，三成医务人员都有明确离职想法，七成倾向转向非医疗行业，离职人群集中于急诊、重症等高压科室，以及1-3 年工作年限、初中级职称群体。

“辞职是一种传染病”，2024年4月，一位坐标浙江的医生在“丁香医生”论坛评论道。另一位医生跟帖：我们这里一个1月辞职，一个3月辞职，还有2个没找到下家 。

另一位已经在妇科工作的受访者已经离职，她提到，曾经与她共事的另两位住院医都已经离职去了医药公司。如今，100多个本科同学聚会，四分之一转去了社区医院，或者从常规科室转去辅助科室——没有急诊，周末双休，虽然钱少，但更有性价比。前述在骨科工作的受访者说，医院曾有个两百人的新职工大群，如今，一半都离职了。

还有人在更早的时候就决定离开这个行业。比如八年制博士生毕业后直接转行，这意味着失去规培机会，拿不到医师资格证，再也无法回到公立医院。甚至有人本科阶段就去药企实习、准备考研考公。

离职后，那位在妇科工作的受访者把自己从规培开始一直购买的定期寿险停了。因为现在不用担心猝死了。

医生工作的理想主义外壳已被完全剥去。“我付出我的劳动，获得我的报酬，差不多了。”前面这位年轻骨科医生表示，身边人最希望的只是按时下班，陪陪家人。“解除人类之病痛，”他引用了一句希波克拉底医师誓言里的内容，表示无奈。“没有人愿意24小时就在医院里陪患者的。”

许多离职年轻医生在社交网络分享离开医院那一刻的快乐。有人终于给媳妇做了一顿饭，有人在办公桌收拾出一整屉请同事开给自己的睡眠药。有人发出收藏已久的家养小精灵多比的表情包。许多人都是裸辞，却等不及要拥抱医院门口的阳光。

骆军进入一家医疗企业工作。她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了自己的离职经历，获得了热烈回应。她说，帖子流量最高的时间都是深夜，很多医学生发来私信，“那可能是他们在值夜班，很崩溃的时候。”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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