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中国白领族的组织化：对抗高压体制的新路径

近年来，白领群体——以互联网从业者为主——也在开始尝试自组织、反抗高压的工作环境。尽管传统的劳工行动研究多将白领群体排除在外，但不可否认，从“996.icu”到后来的“极越事件”，中国白领族面对高压和剥削，正在行动起来。

本文作者梳理了中国白领的组织化过程。与上个十年以劳工 NGO 为主导的劳工组织模式不同，白领更多采用“去中心化 + 网络化”的行动与组织模式。这一模式固然有其局限性，难以有长期的积累与沉淀，但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这一模式的灵活性和群众潜力，可能会引出工人行动的新出路。

关键词：白领、科技从业者、996、互联网、社会运动

译者：kobayashi

校对：泡菜

专题导言

在中国，罢工从来没有被政府允许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没有行动的可能。从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到2014年裕元上万工人停工，再到近年技术行业的网络串联，工人的集体抗争以各种形式持续出现，穿过禁令、越过工会，成为这个时代不容忽视的基层声音。

本专题想探寻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为什么罢工会发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人会选择集体行动？第二，在这些行动当中，那些“外部参与者”——如NGO、学生、媒体或法律援助者——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说十年前的研究已经指出工资压力、社保缺失、强制加班是导致工人不满的重要原因，那么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当工人走上集体抗争这条路，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有什么样的资源与网络支撑？他们的行动如何被外界看见、理解、或被干预？

从最早提供法律服务的本地NGO，到参与维权的学生团体，再到个别地区尝试改革的基层工会，“外部参与者”既可能成为工人集体行动的帮助者，也可能在特定情境中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近年来，随着社会空间持续收紧，一些新型抗争形式开始出现：货车司机借助微信群自发组织，程序员通过GitHub发起抗议——这些行动突破了传统组织的边界，也带来新的问题意识。

本专题希望通过对十多年间若干典型案例的梳理与讨论，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个老问题：在当代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究竟是如何可能的？而又为何总是如此困难？

正文

原文：Tech Worker Organizing in China: A New Model for Workers Battling a Repressive State

作者：Kevin Lin

发布：2020 年

（为方便阅读，本文为选译）

2019 年 3 月，中国的科技从业者在网络上发起了一场运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于“过度加班常态化”和“劳动剥削”话题的讨论。这种跨公司、跨区域、以“开展运动 + 去中心化”为特征的组织方式，显示出一种新的中国工人组织路径的可能性。传统的“工人中心”（worker centers，一类以法律援助与组织赋能为主的劳动 NGO）模式主要服务于产业工人，但在当下高压环境中愈发难以为继。相较之下，科技劳动者的组织方式，为如何在当下政治环境中发动与运动工人，提供了新的线索与优势。

审视这种新模式的目的，是推动组织者及工人们进行更具战略性的思考，从而改善中国工人的处境。我们应当如何在中国劳工组织的脉络里理解这场“科技工人的运动”？它与近年的其他劳工行动有何共通之处？又是否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组织模型？更广泛地看，在经历了近年政府对劳动团体与行动者的严厉打压之后，这对中国工人组织与劳工权利倡导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关乎中国劳工组织的走向，至关重要。

劳工组织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经历了约四十年的工业化，并孕育出抗争能力日益强大的工人阶级。尤其在过去十五年里，出现了大量基本不依赖官方工会体系的劳动组织运动。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实际上是国家官僚体系的延伸，在基层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并垄断全国的工人代表渠道。它主要执行政府的劳动政策与运动；在可能的情况下吸纳（co-opt）民间组织，否则就以自上而下的建会运动，建立更有利于管理层的“企业工会”来替代民间组织。

在这波行动中，农民工处于前沿。他们在没有正式工会的情况下，自主组织、每年发动数千起抗议与罢工，依靠的是“自然涌现的工头/骨干”和基于老乡关系的临时网络。一方面，政府对任何独立工会保持高度警觉，持续阻断基层建会尝试；另一方面，农民工的流动性以及资本不断在城市与地区之间迁移、寻找更低成本的劳力，也使得稳定的工人组织难以形成。

独立的劳工组织善用中国逐步成形的劳动法体系，推动法律层面的权利落实。这催生了以权利为核心的劳工倡导，主要活跃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同时，一批“工人中心”（worker centers，也称劳工 NGO）兴起，通常由前线工人转型担任组织者，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法律教育与组织策略支持。然而，自 2015 年起，工人中心的空间加速收紧——多名负责人因开展劳工行动而被拘押，相关活动日益被刑事化。

到 2018 年中，“佳士事件”（Jasic）引发了新一轮打压。深圳佳士工人推动建会，组织者被资方解雇；他们在厂门口抗议时又遭警方拘押。随后，工人与高校学生行动者共同要求释放被拘者，并争取建会承认。学生的参与与运动引发官方高度警惕。接下来一年里，累计逾百名工人、行动者与学生被带走或拘押，直接或间接与佳士事件及更广泛的劳工收紧有关，这一态势持续到了 2019 年。

正因如此，在国家更趋严厉的环境下，科技从业者的运动仍然爆发并产生全国性影响，颇出人意料。这值得仔细分析：在其他劳工行动空间不断被压缩时，它是如何突围的？

科技从业者反抗对白领的剥削

科技从业者正处在新一代劳工组织的前沿。长期以来，他们被视为“高薪、难以组织”的群体。但近几年，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科技从业者围绕职场性骚扰、性别不平等、军民两用研发等议题不断发声，直接挑战拥有巨大权力的科技巨头。部分人通过“科技工作者联盟”（Tech Workers Coalition）等平台进行组织，不过建会（unionizing）仍面临不小难度。

在中国，由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小米等公司推动的“互联网—科技繁荣”，吸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大学毕业生。长期以来，过度加班困扰着这一群体。激烈竞争催生了明显违法的超时工作制，公然违反《劳动法》。年轻人之前把“加班文化”当作换取高薪与行业红利的代价。然而当行业降温、一些公司冻结招聘甚至裁员时，这种失衡让不满迅速积聚。

尽管就业现实在变化，“白领=优渥收入与稳固地位”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按理，学历与技术能力应让他们享有高薪、年终奖、福利与较高的稳定性。但实际是，白领薪资停滞甚至下降。过去白领也有零星抗议，但 2019 年 3 月这场由科技从业者掀起的“线上起义”，是首次大规模、且引发广泛公共关注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原有的劳工组织网络与工人中心，即便在 2000 年代末和 2010 年代初的活跃时期，也很少关注白领议题；此次运动更与这些组织几乎无关。

这场运动起于 2019 年 3 月：一位匿名用户在 GitHub 上创建了名为 “996.icu” 的代码库（repository）。“996”指“早 9 点到晚 9 点、每周 6 天”的极端工作作息；“icu”意为“重症监护室”，暗示过劳死风险。很快，大量科技从业者前来留言与“打卡”，该页面冲上 GitHub 热榜第一，并在各大社交平台引发连锁反应。

尽管国家对劳工权益话题保持高度敏感和审查，这次运动却不仅在普通民众中引发热议，甚至获得多家主流媒体的同情。包括官媒在内，都刊文批评“996”剥削性强、违法性明显。有文章回应企业对工人诉求的轻蔑，直言：“反对 996 的员工不能被贴上‘混日子’或‘不奋斗’的标签，他们的真实需求应该被认真对待。”

科技从业者聚焦“工时与加班”，与制造业工人的核心诉求相通。强制加班、无偿加班、劳动强度上升，再叠加裁员与冻结招聘，让许多人在“不安全感 + 高压”下到达临界点。高校扩招带来的毕业生激增，也进一步抬高了竞争强度。曾经“梦寐以求”的岗位，如今频繁“降格”，让不少科技从业者倍感失望与愤懑。

与制造业行动常见的停工(Work stoppage)不同，这次运动并未通过停产“直接施加经济成本”。它选择以公共舆论与品牌声誉为出发点，给企业带来名誉压力——这在中国劳工行动中较为少见。当然，两种策略并不冲突，未来完全可以组合使用。这种“公共运动—舆论施压”的方式，也与中国的女权行动等社会运动相似：通过社交媒体发起围绕性别不平等与性骚扰的公开倡议，提升公众意识，并向政府与高校等公共机构施压。需要强调的是，劳工组织要有持续力量，仍离不开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组织能力建设，因此线上舆论与线下组织最好相辅相成、长期结合。

在这起事件中，以公共压力为中心的策略出奇有效。996.icu 页面列举了工时与加班费的相关法律条款，并将阿里、京东、华为等企业列入“黑名单”。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商业媒体，均迅速表达了对“996”做法的批评与对工人权利的支持。这种围绕劳工权益议题的公开讨论，在近年并不多见。其背后原因之一，是在严格的内容审查下，报刊与电视不得报道罢工或群体性抗议；社交媒体也受限。对劳工权利报道的压制，还体现在对“公民记者”的追捕：例如 2016 年维护抗议数据库的卢昱宇、李婷玉，以及 2017 年记录人权侵害的甄江华。近年来当局加强了对微博、微信的管控，部分用户因发言遭到警方约谈。

在这样的语境下，行动者尝试把活动从线上延伸到线下。面对更严格的管控，996 行动组织者同时向企业与政府发起了公共行动。2019 年 4 月 21 日，他们向地方政府部门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披露 2018—2019 年间，针对 996.icu 所揭示的工时违法问题，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针对马云“996 是福报”、刘强东“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等言论的大量反弹。5 月 4 日，行动者向马云寄送了《劳动法》，但相关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很快被屏蔽。线下尝试似乎触到硬边界；不过，借助早期在线上的声量积累，运动仍然延续了影响。

网络化、去中心化的劳工动员

“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运动，既熟悉又新颖。中国并不缺少先例：多年间各地出租车司机的集体行动、2018 年卡车司机与塔吊工的串联罢工、2016 年沃尔玛门店员工的联合行动等，都是通过跨地域的网络来传递信息、讨论策略，并在不同程度上协同抗议与罢工。这往往出于该行业工作场所“点多面广”的现实，或由于统一的公司政策/用工条件的改变，在不同地区造成类似影响。跨工厂的协同行动较少；一旦出现，通常是因为同一雇主/集团，或某地产业高度集中（如服装、电子），从而让罢工具有传染性。

以沃尔玛员工的多年行动为例：一些现任或前任员工围绕“弹性排班”问题（给员工造成极端不确定的工时）持续组织运动，推动改善工作条件与待遇。他们自发建立了一个沃尔玛员工协会（未注册法人），作为在线的信息共享与组织平台。在某些方面，这与美国 UFCW 工会主导的“OUR Walmart”相似：二者都主要在工作场所之外开展组织，支持店内的行动者发声与倡议。

沃尔玛对劳工组织的敌意是两地共同背景。但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沃尔玛一直无工会，而在中国，政府要求沃尔玛建立工会。即便如此，门店管理层仍操控并阻挠工会选举，竞选代表的行动者因此被解雇。2016 年，该员工协会协调了分布在多座城市的四家门店罢工，成为少见的跨区域协同行动。这十分关键，因为官方一向防止工人与行动者在工作场所之外建立横向联结，而沃尔玛罢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隔离。不过，由于对组织的打压力度加大、且组织者在门店缺乏稳定的现场存在，后续推进面临更多挑战。

中美两国的案例都源于沃尔玛对劳工组织的敌意。但也有一个关键差别：在美国，沃尔玛一直无工会；而在中国，政府要求沃尔玛建立工会。不过，沃尔玛中国门店的管理层随后操控并阻挠工会选举，结果是，参与竞选门店层级工会代表的行动者被解雇。

2016 年，这一“协会/员工网络”（the Association）协调了分布在四座城市的四家门店的联合罢工行动，这类跨地区协同行动在当时相当少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政府一向防范工人和行动者在各自工作场所之外建立横向联结，而沃尔玛的罢工活动在事实上突破了这道防线。目前，针对沃尔玛门店员工的组织工作仍在继续；但除了政府对组织化更严的打压之外，组织者在门店内部缺乏稳定的“在场”这一现实，也让推进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回到 996.icu：更加熟练的技术运用，不仅帮助跨职场的运动，还撬动了更广泛的公众意识。它甚至为国际团结提供了新基础。媒体曾报道，阿里、腾讯、小米等公司阻拦员工访问 996.icu，这引发外界担心中国政府会向微软与 GitHub 施压以屏蔽项目。此时，微软在美的软件工程师发布联名信，声援中国科技从业者，敦促公司保证该项目不被审查。中美科技从业者的联署十分罕见。在多年“高层工会互访”与“民间交流”的表面之下，真正的相互支援与行动并不多见。此次联署是迈向跨国劳工团结的重要一步。GitHub 在中国仍可访问，这也为围绕社会正义的讨论提供了空间可能。

“科技工人组织”提出了若干战略问题。在 2000 年代前中期，许多劳工与公民社会行动者倾向采用网络化、去中心化的方式；到了 2000 年代中后期，才逐步转向 NGO 形态。在机构尚未成形之时，行动者依靠网络与线下的个人/行动者社群来推动倡议。随后，在国际资金的进入与政治空间的缝隙中，他们将松散网络固化为以权利为导向的非营利组织。这些 NGO 规模多不大，但数量增多、作用显著：雇佣全职人员，承担项目协调与执行，放大了倡议效果，也在服务、培训、权利与政策倡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组织发展与倡议影响上，益仁平（Yirenping）的反歧视网络是成功范例之一：它在全国建立了独立但互联的分支，最初聚焦艾滋病/乙肝/丙肝群体的反歧视，随后扩展到性别歧视议题。该网络把握了 2000 年代中期至 2010 年代初的相对开放期，逐渐形成高效的倡议网络。劳工领域中，广州一带的工人中心网络（2015 年成为打击对象）也体现了从松散到组织化的过程；其中，香港的劳工组织在华南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职业化也带来副作用：组织更容易成为刑事化的靶子，并且在资金上不可避免地依赖欧美的国际基金。益仁平与若干工人中心，均遭遇了严厉的刑事打压。

权利倡导的职业化存在隐忧：一是刑事化风险上升，二是对国际资金依赖难以避免。

相比之下，“网络化模型”具有不少优势，但也有前提：它没有固定机构或“总部”，难以被“一锅端”。发起者可以保持匿名（当然，并非绝对安全）。虽然打压仍可能奏效——逮捕少数活跃者就足以震慑他人——但总体比取缔组织更难以一击致命。

科技工人这种组织方式，还具有资源消耗更低的优点：不需要办公室与全职团队。自 2017 年起实施的境外 NGO 管理法，有效限制了国际资金的引入与使用，进一步压缩了 NGO 的生存空间。但这也可能意外地推动一种更“嵌入式”的职场内部行动。

劳工组织路在何方？

劳工与其他行动者，是否应把“去中心化 + 网络化”视为“公民社会组织模型”的替代方案？这场争论并不限于中国。在欧美，非营利部门也常被批评难以推动深层社会变革。在中国，工人中心之所以兴起，部分原因是独立建会被阻断，NGO 因而成为保护工人的重要替代渠道。但对工人中心的批评同样不少：如效率低、管理弱、难以打造工人力量与团结等。它们或许孕育了“群众性工人组织”的种子，但尚未真正形成大规模的群众基础。

在受限的组织空间里，探索替代性模型就格外重要。“网络化模型”可根据各自处境灵活调整。科技从业者的运动，理应鼓励劳工组织者尝试更灵活、去中心化的结构；同时，女权与反歧视运动的经验，也能为劳工组织提供可借鉴的方法。

不过，去中心化的组织更擅长“点火”，却未必擅长“守土”。每个社会运动都有运动与巩固的阶段：当一次运动告一段落，成果和经验如何沉淀？如何把阶段性运动转化为长期的组织能力？如果不依靠 NGO，还有哪些替代性组织形式可以承载？这些，都是中国劳工组织需要长期面对的基础性问题。

即便在“工人中心”尚可运作、能够积累经验的时期，上述问题都很难解。如今空间更窄，要构想并落实“如何把运动沉淀为组织”，难度更大。去中心化模型当然不是万能钥匙。它要想真正可持续，必须以工作场所的深度组织为基础，并为其提供持续动能，而不是替代它。

短期看，现实政治环境使任何劳工组织都异常艰难，国家力量对组织的压制力不容低估。但政治空间从来不是施予的，只能在行动中争取。去中心化组织，特别是与职场组织结合，可能为工人行动开辟空间，并争取到全国范围的关注。归根结底，未来的出路有赖于工人与行动者的创造力：不断实验不同的组织形式，并从实践中学习与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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