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薪月薪贴底线运行，惩罚条款混杂其间：招聘数据里的蓝领工资结构

核心发现：本文主要分析招聘信息中与工资有关的内容，试图呈现当下劳动者面临的低工价问题：（1）从时薪看，招聘信息中标注的时薪中位数为 22 元/小时，低于多地现行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2）在列出月薪的招聘信息中，近 70% 同时标注了“保底薪资”和“综合薪资”，且超过四分之一的岗位，其综合薪资达到保底薪资的 1.5 倍以上，显示劳动者收入中有相当比例依赖加班、绩效、全勤奖等不稳定因素。（3）计件工资在多个行业中仍被广泛采用，尤其是在工厂普工、技工及快递配送等岗位中，通过“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等表述，提高劳动强度与生产速度，同时压低单位劳动报酬。（4）惩罚性条款在招聘信息中普遍存在，约 35% 的招聘信息明确列出扣减工资、未满天数无薪或离职扣薪等条款，其中接近四分之一的条款已构成对现行劳动法律的直接违反，却被公开写入招聘条件之中。

关键词：最低工资、时薪、月薪、计件、全勤奖、绩效、克扣工资

过去两年，全球经济增速都在放缓，或者更严酷地说，是在面临系统性的危机。而危机不只是表现为GDP增长率的下降或企业利润、进出口数额的变化。在基层的工作场所内，基本劳动条件的变化更为直接、迫切地落在工人身上。

从工友间口耳相传的说法里，我们总会听到类似的描述：岗位变少了、工价下降了、年龄限制提高了，而为了获取足够生活的工资，所需的工时却越来越长。我们能感到一种普遍的疲惫与困顿，但这种困顿背后的结构性变化，始终需要一个量化的视角来补足。

本系列文章收集了 2024 年5月至 2025 年5月来自上海、北京、长沙等城市劳务中介的 73,690 条有效招聘信息，试图从中还原当前蓝领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招聘要求等劳动市场的真实状态。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工资”，试图理解工价波动背后工人面临的剩余价值剥削。

随着数据一点点累积，一个核心事实变得愈发明确：通过将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健康风险等直接转换为金钱，工资数额直观地体现出资本如何给劳动开价。工资是劳动者选择工作时最重要的参考信息之一。然而，当下的用工模式下，就连最基本的工资计算方式也变得复杂难懂，甚至暗藏陷阱。

本系列其它文章也值得参考：

复杂月薪计算方式掩盖劳动剥削现实

在全部 5 万条列出月薪的招聘信息中，近 7 成列出了一个薪资区间，即保底薪资（又称基本工资、无责底薪）和综合月薪（“多劳多得”）。综合月薪的计算方式繁琐复杂，包括绩效、全勤奖、提成、计件工资等。其中，综合月薪的中位数为6500元。

与 2024 年各行业私营企业平均工资（中国劳动数据台）相比，6500 元的综合月薪并不算低，甚至高出了全国制造业平均工资（近 6000 元）。这背后可能有地域差异——本次调查的数据来源主要为上海、北京，是全国工资标准最高的两座城市。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综合月薪复杂的计算方式和多种附加条款。

那么，招聘广告中描绘的“多劳多得”，和保底薪资比起来，差距到底有多少呢？

22% 的招聘信息中综合月薪是保底月薪的两倍以上，甚至有 7% 达到了三倍以上。对这些劳动者来说，虽然被许诺了一个较高的工价，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种提成、绩效、奖励，实际到手可能大打折扣，在遇到纠纷等问题时，也更难以被认定为应得工资。

其中，高工价与低工价差距较大，主要是由于下列几种因素：

- 加班。某汽车厂招聘信息写道：“底薪 2990 + 绩效 1000 + 加班费每小时 20.86 元，综合工资 7500 左右”。如今，这样的招聘信息成为常态，按照法定工时而定的底薪远低于当地正常收入水平，劳动者不得不依靠加班维生。这正是工时越来越长、加班常态化的体现。

- “以奖代罚”。当“奖励”成为工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不发奖励就可以被用作对工人的惩罚。最常见的此类条款就是“全勤奖”——只要有一天不上班，甚至是因为生病，也会被扣除几百元的“奖金”。网络上因此有不少打工人表示都“请不起假”了。

- 绩效。某驾校招聘主播进行学院招聘，列出的绩效为“摩托车 100 元/单；小车 200 - 500 元/单”。这样的情况在销售、运营、直播等行业尤其常见。

- 计件。对工厂普工、技工来说，有时会直接在招聘信息内写上“计件工资”。比起按照工作时间计算工资，绩效、计件工资常被用来提高生产和工作速度，也给了老板更多“微调”工价的机会，让劳动者虽然为了提高效率加速工作，到手的工资却没有相应增长，同时制造劳动者之间的竞争。

多重条款与复杂的工资计算方式会导致劳动者收入不稳定，收入随时间和市场状况波动明显。在经济整体低迷的当下，很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甚至回到最低工资水平。另外，计件工资的普及也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

时薪月薪，游走于最低工资标准上下

除了月薪制的计算外，时薪制计算也相当常见，它们出现的频率分别为 70% 和 53%（有时同一份招聘信息中会标出多种薪资计算模式，因此总和超过 100% ），而只有 20% 的招聘会标注日薪。因此本文后续的讨论将主要围绕时薪与月薪进行。

在所有标注时薪的招聘信息中，时薪中位数为 22 元/小时。作为参照，我们将该数值与各地现行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进行对比，结果显示，22 元/小时的时薪中位数低于多地最低小时工资水平。

对月薪进行同样的分析可以发现，招聘信息中标注的综合月薪中位数为 6500 元。单从月薪数额看，这一水平高于各地公布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然而，根据本系列前一篇文章的分析，多数岗位每日工作时间超过 12 小时，每周平均仅休息 1 天。在这一工时条件下，若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的加班工资倍数（平日 1.5 倍、休息日 2 倍、法定节假日 3 倍）进行计算，劳动者的合法最低收入应显著高于法定最低月工资。

以上海市2024年最低工资2690元计算（数据中大部分招聘岗位都来自上海），月休4天，每天12小时工作的话，法定最低工资为其2.35倍，等于6321元，也恰好与数据中的综合月薪中位数接近。

注：最低月薪以每周5天、每天8小时（共40小时）为基准。若实际工时为每周6天、每天12小时（共72小时），其中包含平日加班与休息日工作。按法律规定的加班工资倍数（平日 1.5 倍、休息日 2 倍）折算后，每周应计薪工时相当于 94 小时。因此，在该工时条件下，劳动者依法应得收入约为最低月薪的 2.35 倍。

我们可以发现，在超常工时已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无论是22元/小时的时薪，还是 6500 元的月薪中位数，均已低于或相当于法律所允许的最低工资下限。这也意味着工人在劳动市场上目前并没有议价权，企业的工资发放依据仍然是法律的最低标准。

蓝领就业的残酷现实：工种差异只是加班时数差异

从不同工种的保底月薪来看，蓝领劳动市场呈现出一种看似分化、实则一致的低薪结构。数据显示，工厂普工的保底月薪中位数为6500元，在各类工种中处于较高水平，仅少数岗位（如快递/配送和部分技术工）高于这一水平。然而，这一“高薪”并不意味着普工在劳动市场中拥有更高的议价能力，而主要源于其普遍存在的长工时和高频加班。

相比之下，餐饮服务员、保洁员、帮厨、保安等服务业岗位的保底月薪明显偏低。这并非因为其劳动价值更低，而是由于相关岗位的工作时间相对固定、加班空间有限，难以通过延长工时显著抬高月收入。在当前以最低工资为基准的用工定价体系下，能否加班、能加多少班，成为决定收入高低的关键变量。

因此，不同工种之间的工资差距，并不反映技能或劳动强度的本质差异，而更多体现了劳动者可被进一步“压榨”的时间与身体空间。工厂普工之所以成为蓝领市场中“看起来更高薪”的岗位，正是因为其工时弹性最大、加班最为常态化。相反，那些加班受限的服务业岗位和技术性岗位，即便工作难度可能更高、也需要经验，却难以突破最低工资所设定的收入上限。

更令人难过的是，随着年龄增长，长工时和高强度工作对身体的消耗加剧，工人们不得不从能长时间加班的岗位退出，转向其他具有一定技术性或服务性岗位，薪资反而下降了。

从这一意义上看，蓝领劳动市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高薪工种”。无论是在工厂、仓库，还是在餐饮和服务行业，劳动者的基础工资普遍被压缩在最低工资标准附近，收入差异主要通过加班时数来拉开，而非通过工资单价本身的提高。

另外，我们观察到一些岗位的薪资浮动范围往往更大，尤其是快递/配送岗位招聘信息中列出的最高薪资与最低薪资之间差距达到 3000 元。这背后的原因正是上述岗位普遍工作时间灵活、往往采用计件制工资。例如，快递/配送行业近 18% 的招聘信息中出现了“计件”二字（如：“底薪计件制，多劳多得，上不封顶”）。

在此类用工模式下，收入不再与固定工时直接挂钩，而取决于接单量、配送速度和工作时长，从而拉大了招聘信息中标注的薪资区间。正如前文所述，计件制度吸引劳动者投入更长时间和更高强度的劳动，也使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然而，这种以“上不封顶”为特征的工资结构，其背后的风险和成本，并未在招聘信息中得到充分呈现。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骑手交通事故、过劳猝死的事件就是其背后的隐形代价。

惩罚性条款普遍、罚款类别繁多

除了一些工厂明确列出的奖惩条款外，一些惩罚性机制还以更为隐蔽的形式存在，并被广泛采用。例如，不少日结岗位会标注“押若干天后一天一结”，即在入职初期扣留数天工资作为“保证金”。在这种安排下，劳动者即便已完成工作，也难以及时拿到全部报酬，一旦中途离开，前期工资往往无法追回。

惩罚性条款可以分为三类：

- 降低工资核算标准：比如时薪 23 元，但如果工作未满 7 天，则按 21 元/小时计算；

- 强制工作天数或未满天数没有工资：明确将做满一定天数作为领取工资的必要条件，而未做满此天数的劳动者则一分钱也不给；

- 离职旷工惩罚：“必须正常离职，提前 30 天打离职申请，办离职手续（不然扣工资）”、“旷工离职扣除工时 24 小时”。

以上各类也可能会出现在同一条招聘信息中，如“不满 3 天无薪，不满月按照 21 元每小时（超过 1 个月按 23 元每小时），自离无工资”。

第 2 和第 3 类惩罚性条款，明确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中试用期必须支付工资的规定，属于违法克扣工资。然而，接近四分之一的招聘信息都明文写出了类似的惩罚性条款。这样的规定让不少劳动者陷入两难的局面：要不放弃工资“跑路”，要不留下接受恶劣的工作或生活环境，等待发工资或离职手续办齐。

除了这种明确减扣工资的惩罚性条款，还有些惩罚性条款更隐形，但也更加普遍。比如，不少日结工作会写“押xx天后一天一结”——本该每天下班后进行结算的工作，却要把前几天的工资扣下来作为押金，如果工人跑路，就很难再追回。

还有相当一部分岗位在入职前要求劳动者自行承担体检费、材料费或劳保用品费用，并以“工作满一定天数后返还”为条件。若劳动者未能坚持到规定期限，不仅无法拿回费用，甚至可能出现倒贴钱为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况。

这些看似零散的规定，实则共同构成了一套以拖延支付、附条件返还和风险转嫁为特征的用工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工资不再是劳动完成后的价值交换，而被转化为一种工人需要通过服从、等待和承担不确定性才能兑现的来自资方的“承诺”。惩罚性条款成为零工劳动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制度性安排，也意味着整个就业市场已经失去基本的平衡，决定权完全倒向企业一侧。这些明确违法的条款可以被公开，也说明相关劳动监督机制的完全失效。

总结：蓝领就业，困在最低工资和加班中

当下国内蓝领就业的问题并不是“收入下降”或“岗位减少”这样直观的变化，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最低工资标准变为企业用工定价的基准线。而过低的最低工资标准又反过来迫使劳动者需要几乎不封顶地加班才能获得一个维持生活的收入。

无论是时薪、月薪，还是以“多劳多得”为名的综合薪资，劳动者的基础收入普遍被压缩在最低工资标准附近。表面上的工资差异，更多来自工时长短、加班强度和计件制度，而非工资单价本身的提高。所谓“高薪岗位”，往往意味着更长的工作时间、更高的身体消耗和更大的健康风险；而加班空间受限的岗位，则难以突破最低工资所设定的收入上限。

而工人们拼命劳动获得的综合月薪，花在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的那些部分后，实际上也剩不下多少积蓄。根据Global Living Wage Coalition的推算，2025年上海市的基本生活工资为5731元人民币，这是维持工人基本开销不死掉的水平，而要过上一个基本体面的生活，这样的数字还不够，需要至少8142元。这样的数字已经超过大部分蓝领劳动者的收入。

换言之，在现有的工资结构下，许多工人即便付出了远超法定工时的劳动，其收入也仅勉强覆盖基本生存成本，距离能够支持正常生活与未来规划的“生活工资”，仍存在显著差距。

中国劳动趋势发布文章均欢迎转载！请记得说明来源，感谢！

如果你也对于数据新闻、实证资料或文献翻译有兴趣，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为理解当代中国劳动议题、工人处境贡献一份力！欢迎直接寄信到我们的邮箱： [email protected] 你可以在信件中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谈谈你熟悉的劳动议题或相关的实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