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林辉煌：“只干日结”背后，是千万个农民工的家庭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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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我国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中，有一群依靠临时接活、按日领取工资维持生计的“日结工”。2025年，有学者粗略估算，全国日结工人数约为2000万人。从北京马驹桥到深圳龙华，大城市郊区的零工市场聚集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

对一些受年龄、学历或技能限制的劳动者而言，日结工作是难以找到稳定岗位时的谋生选择。然而，在广州的制衣业集聚区，情况却有所不同。不少日结工手艺娴熟，并不缺少进入工厂长期工作的机会，却更愿意每天接单、干完结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人中，不少是已经成家、有子女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要承担购房、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等家庭开支。为什么他们却宁愿承受日结工作的收入波动与高强度劳动，也不愿选择固定工作？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笔家庭经济账？

10月，IPP研究人员李婷、林辉煌的论文发表于《城市观察》。自2023年11月起，研究团队通过持续且深入的调研，对制衣产业集群和日结工群体开展田野调查。在前期文章中，李婷和林辉煌从产业社会学视角出发，揭示了服装产业“小单快返”模式与日结工群体之间的紧密联系，解释了产业为何需要灵活用工。本期下篇将进一步从家庭发展视角出发，探讨劳动者为何主动选择日结就业，以及家庭发展需求如何驱动劳动者的自我组织，并与产业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两位学者的研究发现，家庭不仅影响着日结工的就业选择，也是支撑产业柔性生产的重要社会基础。如何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兼顾产业竞争力与农民家庭的渐进式市民化，成为理解非正规就业及其治理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文章上篇：李婷、林辉煌：为什么需要重新认识日结工这一群体？

李婷

IPP研究员

IPP资深研究员、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专家智库专家委员

林辉煌

【文章目录】

上篇

一、重新认识日结工：非正规就业的另一面

二、从产业社会学视角理解日结工

三、日结工如何支撑柔性生产？

四、灵活用工背后的成本权衡

下篇

五、日结工的选择，背后是一个家

六、家庭，如何成为日结工的动力？

七、日结工与制衣厂：不只是劳资博弈

八、灵活就业，如何兼顾发展与保障？

四、干日结，不只是个人选择

日结工在康鹭片区集聚，不仅受到柔性生产的驱动，还与日结工自身的就业选择核心需求密切相关。在康鹭片区，大部分日结工是来自湖北等地的农民工，其中不少是十四五岁就开始接触服装行当的“70后”和“80后”。这一代人大多家庭观念较重，尤其是那些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其大部分务工收入用于支持家庭。

广州康鹭片区内的一家制衣作坊。图源：作者于田野调研期间拍摄

婚前，这些日结工的务工收入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寄回父母，支持家中弟妹上学，减轻原生家庭负担；二是用于新家庭的建设，包括恋爱支出、建婚房、办婚礼等。婚后，这些日结工大多数依托家庭组织化来实现渐进式的市民化，主要分为两类情形：

一类是老家农村生产条件有限，往往是全家两代劳动力都外出务工。中青年一代主要从事比较辛苦、对身体条件要求较高、但收入更高的“车位工”，而中老年一代则多从事“尾部工”，或是进入生产节奏相对宽松、劳动强度较低、收入水平也相应较低的工厂务工。如果家庭存在子女抚育或高龄老人照料需求，就会安排在劳动力市场收入最少、最适合的家庭成员返回原籍县城或农村，承担陪读、照护老人的家庭责任。

另一类是老家农村生产条件尚可，家庭则践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产模式，即中青年外出务工，中老年留乡务农，同时照顾老人与孩子。两类情形存在共通特征：出于孩子上学等原因，加之从老家进城买房的人越来越多，上述群体大多已在老家县城或市区购置了住房，推进了家庭层面的渐进式市民化。

结合我国国情来看，受家本位文化影响，中国家庭兼具生活保障、社会维系等多重功能，个体发展往往服务于家庭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个人生活照料与养老保障也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家庭实现[49][50]。和多数农民工群体一样，康鹭片区的日结工深受这种家本位文化影响，大多数以家庭自主性为依托，以家庭发展为目标，践行一种渐进的半市民化模式[51][52][53]。其选择到康鹭片区从事日结工作，主要目的就是获取支撑家庭发展的收入与机会。在家庭发展目标的驱动下，日结工的自我驱动和以家庭为依托的自组织，成为降低无中介组织的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提升康鹭片区柔性生产能力的重要机制。

夫妻档家庭制衣作坊。图源：作者于田野调研期间拍摄

五、家庭——日结工的动力源泉

1. 挣到手的钱，为什么更重要？

从事日结工有助于实现实际可支配收入最大化，扩充家庭可支配资源，为家庭发展夯实物质基础。这与正规就业收入结构存在差异。正规就业的薪酬包含了社保缴费等部分，当期可自由支配的收入相对受限。多数从事日结工作的农民工，在务工决策中并未将社会保障作为首要考量，而是以组建家庭和支持家庭发展为主要目标。

对于未婚年轻人来说，如果缺乏家庭经济托底，就要依靠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化来积累恋爱和婚配所需资金。已婚者则需要将实际可支配收入投入支持家庭发展，如购房、购车和支持子女教育等。成婚成家、维系家庭发展，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均属于大额支出，会消耗大部分务工收入。伴随县域城镇化持续推进，购房、子女教育等领域支出持续增加，刚性特征愈发凸显，家庭对务工收入的规模与持续供给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康鹭片区的日结用工模式恰好能适配上述现实诉求。重要原因之一是该片区日结岗位的工价水平普遍较高，能够满足劳动者家庭再生产与家庭发展的现实需要。持同样观点的“制衣小能手”在访谈中谈道：

“老板招募日结工，往往是应对紧急订单，给付的工价要高一些。生产淡季时每天的工资能拿到400元左右，而生产旺季时能达到700元甚至更高。一个年轻人努力做两三年，就能够存下彩礼钱。若夫妻俩都做日结，在生产旺季一个月就能存上1万～2万元，一年能存上10多万元，甚至20万元。

即使是做‘尾部’的日结工，主要是一些五六十岁的女工，生产旺季的时候每个小时都能够赚到35元，一个月能够挣上万元。……缴纳社会保险在我们这一群体中并不现实，恋爱、建房、婚配都需要即时现金支出，固定工资扣除社保后根本不够花，娶媳妇就基本不可能”。

这与制衣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产业工人依赖度高有关，也与柔性生产驱动下产业竞争力提升愈发依赖日结工有关。在康鹭片区，极致的柔性生产对日结工的依赖程度高，因此日结工议价能力也相应更强。订单越紧急，议价能力越高。这也是“制衣小能手”单日收入最高达到2033元的主要原因。

一家制衣作坊内部，制衣工人正在赶工。图源：作者于田野调研期间拍摄

此外，从事日结工作相对自由和自主，有助于实现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化。这一点与固定雇佣的产业工人相比尤其明显。在服装行业依托熟人网络招工的用工传统下，工人的工作安排可能受到工厂内部人际网络的影响。“老乡带老乡、熟人带熟人”的用工传统，优势在于有助于提升用工的稳定性，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工厂内部的亲疏关系往往会影响工序的分配。在计件制下，工序分配直接影响产业工人的收入。如果缺乏熟人网络的支持，产业工人往往难以获得优质工序，收入很可能会相应受到影响。而日结工则不需要依附于特定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能力挑选订单，以实现日收入最大化。日结工在访谈中谈道：

“在工厂里面做工，很难被分到既好做又挣钱的工序，要和组长关系好。我原来在武汉的工厂做大货，厂长是我们老乡，给我们分的工序就比较好。后来组长和很多老乡陆续都离开这个工厂，分到的活就不那么好做，挣不到钱。”

从技能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特定流水线上长期从事单一工种，技能往往是嵌入到流水线的分工体系之中，能力成长的面向相对单一，发展机会相对有限。而在康鹭片区，灵活就业形态为工人提供了多元能力锻炼空间。这些能力不仅包括快速掌握加工不同款式服装的能力，还包括对市场的认知、分析和驾驭能力。日结工每天在招工市场接触制衣行业的各类人群和不同类型的服装，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形成对市场的认识，发现潜在机会。从日结工到家庭作坊经营者，是康鹭片区很多产业工人选择的一条发展路线，这是收入积累和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

“在这个片区做衣服（还）要会看货，主要看工序和材料好不好做，如果选到不好做的，就挣不到钱。这也要看经验，做得多、看得多，就基本上不会看走眼。做日结工比较自由，每天都可以（根据经验）挑活干，就有可能每天多赚一点钱。挑到不好的，我也可以走掉。”

“在工厂里，每天都很封闭，就闷头做同一件事情。但是在康鹭片区，做得久了，琢磨得多了，接触人多了，获得的信息多了，情商也得到锻炼。等手里有些钱后，如果发现好的机会，也许还可以做生意。”

2. 日结工真的比固定工风险更大吗？

与许多人关于日结工不稳定、充满不确定性的想象不同，在康鹭片区从事日结工作可以视作一种相对风险可控的发展策略，契合家庭稳定发展的需求。就服装产业而言，日结工的收入稳定性虽不及固定雇佣的工人，但服装产业波动性强，部分工厂经营周期短、进入与退出市场频繁，在此条件下，固定雇佣模式也存在一定风险。

例如，部分小微加工企业可能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形。对于长期依附于单一用工企业的工人而言，一旦遭遇此类情况，很可能会面临“做白工”（白干了）的风险，进而影响全年的家庭积蓄，而家庭发展支出是刚性的。日结工由于按日结算、不依附于特定用工方，基本不存在这一风险。就此而言，日结工反而是一种相对风险可控的选择，有助于家庭持续积累，对于支出刚性化的家庭而言尤其重要。不少日结工在访谈中对比分析了从事日结工作的优势：

“在一个厂里固定做工（一个月发一次工资），如果（这个月）老板不给钱，就等于‘做白工’。干不下去换工作也需要时间。换工作的时间里，没有收入，城里开销又大，多干少花，这样折腾几次，一年到头就可能存不下什么钱。”

“每年的开支有那么多，孩子教育，还房贷，老人生病。一年到头赚的钱就那么多，除去开销剩不下多少。能挣钱的就年头年尾几个生产旺季，这个时间不赚钱，一年就白干了，但是家里要花钱的地方很多。”

图源：作者于田野调研期间拍摄

从这个层面讲，以产业升级为导向的柔性生产，真正让以日结工为代表的产业工人摆脱了对单一工厂的依赖，也降低了其市场参与的风险。通过自主配置时间获得更多收入，不断获取市场信息并且进行决策训练，日结工逐渐习得市场竞争能力，也是日结工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应对市场风险的一种重要策略。事实上，大部分从事日结工作的工人学历不高，初中辍学外出务工从事服装生产的情况十分普遍。但其中不少人通过在康鹭片区从事服装生产和日结工作，获得了人生创业的第一桶金，逐渐掌握了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的能力。在亲友的支持下，走上创业道路——开办成本和风险可控的家庭作坊，逐渐具备了更强的市场应对能力，成为家庭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服装产业的内部视角看，这种相对风险可控的发展策略，同样建立在柔性生产驱动下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基础上。从收入风险控制的角度看，日结工之所以能够降低对单一用工主体的依附，根源在于柔性生产环境下劳动者自身市场竞争力得到增强，而康鹭片区为日结工集聚了最为充足的就业机会。就创业而言，在康鹭片区，一方面，市场对家庭作坊存在旺盛需求，提升了创业成功的概率；另一方面，片区内家庭作坊创业规模具备弹性空间，经营者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经营规模，同时还保留了回归日结工身份的选择，机会成本较低，进一步对冲创业带来的运营风险。

除市场参与的风险控制以外，当前农户家庭运营还存在社会风险，比如缺少完整的家庭生活，夫妻因异地而关系破裂等。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从事日结工作在时间上自由度较高，其时间安排往往可以根据自身在家庭角色的变化和家庭运转需要进行动态调整，比如随时回家照顾老人子女。固定雇佣工人请假往往会对整个工厂的生产秩序造成较大的影响，而日结工则不存在这一困扰。一名女性产业工人在访谈中谈道：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就不在公司长期固定工作了。有一次孩子生病一个月，我请假回家照顾孩子。一个月之后回来，总感觉不对劲。也可以理解，一个月离开，你的工作总要人做，工厂找个人顶替你，也是正常的。你回来之后，也不好随便叫人走。最后大家都很尴尬，很难再做下去了。后来我就开始找一些比较自由的工作，开车也做过，最后发现做日结工挺好的，比较自由，还好挣钱。”

由于工作时间相对自由，日结工可以自主安排工作和生活，在生产旺季、订单较容易完成时全力投入、尽量多挣钱；在暑假、生产淡季则休息两个月。这一时段往往恰逢孩子放暑假。这意味着日结工有一定的时间享受完整的家庭生活，有助于维系家庭稳定、促进家庭整体发展。

更重要的是，在康鹭片区，多数日结工以“夫妻档”或家庭作坊的形式参与市场竞争[54]。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源于片区日结用工模式不存在性别用工偏好，劳动力吸纳更具包容性；另一方面在于“夫妻档”与家庭作坊的经营形态，能够有效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该形式让务工家庭在异地就业过程中维持完整的家庭生活，依托家庭协作实现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强化家庭的稳定性。

然而，必须看到，日结工这一非正规就业模式也存在固有的短板：口头约定弱化了劳动法律保障，劳动者的工伤与职业伤害保障缺失；高强度、超长工时对劳动者身体健康形成持续消耗；工人的议价能力高度依赖市场订单的景气程度，一旦产业下行，工人将直接承受就业冲击。家庭虽然可以缓冲一部分市场风险，但无法替代正式的社会保障与劳动法律保护。

制衣日结工在招工市场寻找工作机会。图源：作者拍摄

六、为了养家，日结工能有多拼？

正是由于从事日结工作有助于家庭有序发展，让以家庭发展为目标的日结工在康鹭片区看到了发展前景，进而以自我驱动、以家庭为依托自组织的方式参与市场竞争，在提升议价能力的同时，助力整个产业集群的柔性生产能力和竞争力的提升。

1. 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究竟为了什么？

在康鹭片区从事日结工作，获得高收入的前提是加强工作强度，这既是极致柔性生产的要求，更多是日结工为了实现家庭发展目标进行“自我驱动”的结果。

这首先体现在时间长度上：为了赚更多的钱，全年除了暑期、生产淡季的时候回去“歇热”和回去过年以外，基本全年无休。生产旺季的时候连续工作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从日常工作安排来看，为了尽快完成订单，日结工不仅要动作快，还经常需要赶工。为了配合赶工，也为了增加收入，日结工普遍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个别情况下甚至要求用工方延迟闭厂。在生产旺季的时候工作12个小时是常态，遇到量大紧急的订单，每日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也时有发生。对于主要负责尾部工序的日结工而言，其大部分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工人，往往要等车位工序完成之后才能开始工作。而“车位工”一般是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12点，甚至更晚；负责尾部工序的工人通宵赶工更是常态。

在康鹭片区，日结工不仅工作时间长，工作节奏还十分紧张。一旦接单，就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样才能获得更多收入。大部分加工厂或作坊都会提供伙食，减少中间的时间消耗。日结工也会主动加大工作强度，为此甚至挤占上厕所、喝水的时间。老颜在访谈中谈道：

“为了挣钱，两人每天拼命干活，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两三点，连上厕所都算着时间。为了节省打水的时间，我们专门买了一个超大的水壶，打一壶就够两人喝一整天。”

高强度工作的另一面是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康鹭片区大部分工厂位于城中村的“握手楼”注中，空间逼仄，环境较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工厂没有安装空调，只有风扇或冷风机，但是降温作用十分有限。2018年前后，为改善用工环境，安装空调的工厂开始逐渐增多。但至今仍有不少家庭作坊没有安装空调。A市高温湿热天气居多，室内通风状况不佳、机器密集运转、工作人员密集，工作环境令人不适。但是只要用工方提高工价，不少日结工仍会选择在这样的环境下连续作业。

建立家庭并支持家庭发展，在家庭中获得保障，实现自我价值及其扩大化，是日结工进行自我驱动的底层动力。毕竟对于大多数日结工而言，其可选择的工作机会并不少。作为多技能的熟练工，完全有能力找到工作环境更好、更加轻松但工资略低的工作；即使从事日结工作，也可以选择增加休息时间——如果仅仅是考虑自身需求的话。然而，大多数日结工选择尽量延长工作时间，这样不仅能够获得更高收入，也减少了消费的时间，从而提升了收入积累能力和家庭发展能力。

一直想要存钱结婚的“制衣小能手”对此感触最深：

“之前我干一段时间还是会想休息几天，但这样存不到什么钱。所以现在只要有时间就尽量出去干，活少的时候，至少要保证开支。必须要努力挣钱、存钱，以后要是有机会创业更好，挣更多的钱，这样才有条件谈婚论嫁。只有结了婚，生了孩子，以后才有人记得我。”

工厂经营者对工厂工人的总结也反映了这一点：

“在我们厂，‘做得狠’的都是有子女的家庭，有负担，结婚压力大。……很多做‘尾部’的，年纪都很大了，还拼命地干，都是为了子女。”

正是这种自我驱动，成为日结工支撑康鹭片区柔性生产能力提升的关键。这一特质，在许多其他国家（包括后发国家）的劳动者群体中并不多见。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农耕文明发达，长期农业生产塑造了劳动者较强的自律特质和吃苦耐劳精神；且产业的充分发展锻炼了大量训练有素、契合柔性生产节奏的产业工人；更是因为我国大多数农民秉持家庭本位文化[55]，将家庭作为核心价值依托[56]，愿意接受规训甚至进行自我规训，投身产业发展的浪潮，以尽可能多地获取支持家庭发展的收入。

2. “夫妻档”，为什么能赚到更多钱？

除了自我驱动外，日结工还会选择依托家庭来实现劳动力的高效配置，务工收入的高效整合和分配，以此提升家庭发展能力，这同样是推进家庭发展与柔性生产耦合，降低日结工和加工厂经营者之间交易成本的重要机制。

第一，劳动力的高效配置。

在康鹭片区，不少日结工是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找工作，“夫妻档”的形式十分普遍，与父母、兄弟姐妹等其他亲属共同接单的情况也存在，每个成员负责不同环节的工序，共同协作完成订单。这种以家庭为依托的自组织，其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于家庭发展而言，家庭自组织进一步提升了日结工增收的能力。家庭成员合作做整件，效率更高。老白在访谈中谈道：

“我们一直是两夫妻一起做工，时间久了什么工序都会做，两个人好分工合作，一个负责上流水工序，另一个负责下流水工序。一个人做的话，一会到这个机器上做，一会到那个机器上做，搬来搬去很麻烦。两个人合作，一个人只要熟悉做几道工序就可以，速度更快。”

老颜的经历更加典型：

“我们一家五口人在这里做衣服。我爸妈、弟弟和弟媳……平时是我爸爸在家带小孩，他很会带孩子，其他几个人都在这里做工。暑假的时候活不多，我弟媳就回去带孩子，爸爸就回来这边帮忙……我们自己厂里有活的时候就给自己干，没有活就出去给别人干。”

其二，由于康鹭片区的就业机会十分多元，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成员提供不同的就业机会[57]，家庭组织有助于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在服装产业链上，车位和尾部等不同环节工序对工人的技能要求存在差异：前者对技术、体能、眼力等各方面要求都较高，更适合中青年；后者相对简单，适合年纪稍长的工人。有的产业工人一家两代人都从事日结工作，父辈做尾部工序，中青年做车位工序。据访谈信息，一家人只要有三个劳动力，在高强度、生产旺季持续满负荷工作的条件下，能够实现一年积攒二十万元。

第二，对于服装加工厂而言，以“夫妻档”为代表的家庭组织，不仅能够降低用工成本，还能够降低管理成本[58]。

这是因为“夫妻档”合作更加默契，且通过长期的合作、磨合和互帮互带，实现了低成本的技能学习和成长，逐渐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彰显产业发展与亲密关系的兼容性[59]。以老颜夫妇为例，2010年，老颜夫妇开始在康鹭片区的城中村做“车位工”。夫妻二人合作做整件服装。老颜的妻子做服装的时间长，经验丰富，承担难度较大的上流水工序（即流水线前段工序）；老颜之前主要做男装和大烫工序，对女装（康鹭片区以女装为主）和车位工序还不熟练，因此负责比较简单的下流水工序（即流水线后段工序），边做边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老颜逐步掌握了大部分工艺，技能水平不断提升，夫妻二人的合作也越来越默契。

由于工作强度大、工厂环境压抑，夫妻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夫妻二人朝夕相处工作、共同劳作，难免发生争吵；但争吵过后，双方如往常一样一起工作，或是给对方递衣服，或是让对方帮忙拿个东西就自然和好。周边的“夫妻档”大多如此。核心的原因是，夫妻二人的目标一致——挣钱养家。

“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存钱的时候：当时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我们每月将数万元工资存入银行自动柜员机，机器数钱的声音令我们感到悦耳、舒心，日子让人觉得有盼头，很多矛盾也因此自然化解。”

第三，务工收益有效整合和配置。

这主要体现在务工收入的管理方面，核心问题是如何降低消费支出。以家庭为依托的自组织模式，有助于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老白在访谈中谈道：

“两个人一起租房，也更划算。后来我离婚了，自己一个人做，就不太好赚钱了，做的货少了，但是支出还是那么多。”

广州康鹭片区城中村内张贴的出租房源信息，反映出当地低成本居住空间的供给情况。图源：作者拍摄

更重要的是，要抵御城市的消费主义陷阱。城中村及其周边地区的消费体系多元且发达，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提供了丰富的消费场景。在同乡同业的情况下，人情往来与娱乐消费增多，有限的务工收入可能被耗散。一个家庭中，年轻人或者男性更容易出现这一问题。因此，很多“夫妻档”由妻子管理家庭开销；如果是父母和未婚的子女一起，则多由母亲管理家庭开销，否则很容易出现“城市赚钱城市花，一分别想带回家”的情况。

七、如何让日结工既有活干，也有保障？

总的来说，家庭发展诉求与柔性生产体系相互耦合，是康鹭片区日结就业形态得以存续的重要条件。

一方面，日结工的议价能力因柔性生产与家庭发展目标的共同作用而增强。在柔性生产环境下，作为日结工的熟练工人议价空间进一步拓宽。产业链的高效运转需要依赖康鹭片区承接大量紧急订单和小批量订单，客观上强化了日结工的议价能力。在此基础上，日结工依托家庭组织，进一步提升了自身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地位；

另一方面，柔性生产与家庭发展的双向互动，同样助推片区产业竞争力提升。康鹭片区集聚大规模日结劳动力使得众多小微工厂和家庭作坊能够在组织成本极低的情况下，兼顾生产专业化和市场灵活性。这意味着，以日结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构成整个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有效运转的结构性的组成部分。在家庭发展目标的驱动下，日结工的自我驱动和自组织则进一步降低了用工方的组织成本和雇佣交易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日结工为代表的产业工人和工厂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协作关系，双方协同推进家庭发展目标的实现和柔性生产能力提升。同时，两者相互强化，从而提升工厂经营者和劳动者在产业链上价值和利润的分配、控制能力，从根源上降低博弈冲突与双方成本。

由此形成康鹭片区独特的用工逻辑：日结模式表面上属于一次性劳务交易，但双方博弈存在底线约束。正常情况下，工厂经营者要以保障日结工工资兑付为运营前提，大部分日结工也希望工厂经营者能够获得合理收益。日结工与工厂经营者之间践行着一种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从成本维度看，日结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厂的刚性成本，尤其是生产淡季的刚性成本。依托生产淡旺季动态调整薪酬，构成供需弹性调节机制，生产旺季薪酬快速上涨，实现双方收益共享。

这有助于重新认识以日结工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若仅从劳动者个体视角观察，以日结工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很容易因“非正规”的标签而被简单问题化[60]。与中高技能群体的零工经济不同[61]，面向底层产业工人的非正规就业，更容易被片面贴上负面标签。而立足产业整体发展的视角，日结工作为灵活用工的一种形态，构成柔性生产系统有效运转，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力量。

更重要的是，结合服装产业的特点和产业转型的实践看，当前快销服装产业和片区产业竞争力提升，对日结工的依赖程度不降反增。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日结工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是维系特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非正规就业问题本质上属于产业发展问题。服装产业准入门槛相对较低，发展机会相对较多，与农民工的劳动能力、家庭发展需求具有适配性，是当前外来务工群体重要的选择之一，为农民家庭实现低成本、弹性、渐进市民化提供了产业基础。

大量进城务工农民和个体经营者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乡村家庭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建设的劳动者。从产业规律看，城市空间治理规划回应外来务工群体诉求是维护产业工人权益的重要方面，保障非正规就业群体权益的关键则在于补齐制度短板。例如，该群体亟须职业伤害保障，但工伤保险依附职工社保体系；零工就业不稳、收入波动大，无力承担完整职工社保缴费，加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衔接不畅，造成这一群体工伤等兜底保障缺位。民生保障应优先保障现实生计、兼顾长远养老，完善两类社会保险的制度衔接，优化社保转移接续。针对康鹭片区日结工，可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探索构建政府、行业协会专项基金、个人三方共担机制，破解其保障困境。

诚然，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其一，访谈对象以康鹭片区高技能熟练日结工与家庭作坊经营者为主，样本存在一定偏向，对收入偏低、遭遇劳动纠纷或工伤的弱势劳动者覆盖有限；其二，研究结论主要反映康鹭片区熟练制衣日结工群体的状况，难以完全代表非正规就业者的整体图景，相关研究结论仍有待通过更大规模的抽样调查与比较研究进一步验证。

不可忽视的是，日结工生产生活所在的城中村，无论是对于产业的柔性生产实现，还是对于日结工的家庭发展而言，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城市非正规空间，城中村承载了大量流动人口，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过渡空间，塑造了中国城市独特的非正规“社会—空间”动态发展形态[62]。

一方面，城中村为柔性生产提供了区位优势明显、灵活使用且成本可控的生产空间，其集聚了中小微企业、产业配套服务、低成本职住等要素，是康鹭片区“小单快返”模式所需产业生态构筑的前提[63][64]；另一方面，城中村兼具生产、生活的完成性和发展机会的开放性[65]，成本可控且能够实现发展能力的积累，是农民家庭城市化的重要根据地[66]。可以说，城中村是中国式城镇化稳定的内生组成部分。

城中村发挥积极作用的另一前提，是与城郊村、远郊村构建互补联动的空间体系。城中村自身承载力有限，片区内多元的产业类型，加之农民工群体在年龄、阶层上存在差异化需求，需要依靠不同的城市村域空间实现高效、低成本的匹配。倘若仅依靠单一空间承担全部功能，不仅难以充分释放效能，还会造成其余空间超负荷运转。以远郊村为例，它可为难以在中心城区立足的产业工人提供劳动机会与低成本生活空间，分担城中村的承载压力；一旦缺失这一缓冲，城中村及城市正规空间将面临过载风险，同时推高农民工的务工成本。

生产淡季时，日结工往往会选择回乡“歇热”，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可以选择家乡与务工城市之间往返，这不仅给了日结工相对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的底气，降低了其市民化的成本，也成为了产业成本控制和柔性生产实现的重要空间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中村及其所在城市的其他正规空间，其开放性是有限的，需要在一个多元协同发挥作用的空间体系中发挥其作用。而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核心的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是多元空间并存、互补，非正规就业群体及其家庭依托多元空间实现家庭资源最优配置、从而实现渐进城市化的制度基础[67]。换言之，以城中村为代表的空间体系及相关制度体系，为家庭发展和柔性生产耦合提供支撑，是以日结工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

广州康鹭片区城中村内的街巷，沿街分布着制衣加工及相关配套商铺。图源：作者拍摄

城中村既为小微制造业提供区位便利、成本可控的生产经营空间，也为外来务工群体提供低成本的居住生活场景，是柔性生产与农民家庭生活协同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同时应当看到，这类城中村普遍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人居环境短板，亟须开展更新提质。因此，应当以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为契机[68]，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采取拆除新建、整治提升、拆整结合等方式，不搞大拆大建。如果更新改造缺少产业承接规划、未预留低成本小微产业空间，单纯推动空间资本化升级，则会产生产业外迁、灵活就业岗位收缩的潜在风险。因此，城中村更新需秉持“先谋后动”的原则，统筹人居环境改善、产业梯度转型与灵活就业群体的生计保障，做好小微产业空间预留、务工人员公共服务配套，构建产业保育与人居优化协同共生的更新路径。

康鹭片区制衣日结工的实践表明，非正规日结用工是服装产业“小单快返”模式柔性生产与农民工家庭发展策略双向耦合的产物。对其治理不宜简单采取“一刀切”的强制正规化路径，而应秉持分类施策的精准治理思维，兼顾产业集群的柔性活力与劳动者权益保障，构建“服务兜底、风险防控、产业保育、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

第一，完善非正规劳务的制度保障体系，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制造业短期日结劳务延伸，破解零工群体工伤保障缺失的突出痛点，畅通灵活就业人员养老、医疗参保渠道，搭建面向零工群体的简易纠纷调解机制，筑牢劳动者的民生安全底线。

第二，推进城中村精细化有机更新，落实城中村改造相关政策导向，坚持拆、治、兴并举，在改善人居环境、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预留适配小微服装产业的低成本生产空间与产业承接载体，完善租赁住房、子女教育等基础性公共服务配套，实现产业生态存续、灵活就业稳岗与人居品质提升的动态平衡。

第三，搭建多元协同的产业治理格局，发挥行业协会的柔性引导作用，对家庭作坊实施梯度合规监管，构建政府、行业、作坊经营者、劳动者代表共同参与的共治体系，提升基层产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第四，完善面向零工群体的赋能与救助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提升、安全生产与劳动维权科普服务，精准匹配务工群体的家庭发展诉求，健全失业、伤病等脆弱场景的社会救助兜底机制。通过上述多维度举措，在保留柔性生产产业优势的前提下，降低非正规就业带来的劳动风险，推动产业发展、企业经营与劳动者家庭生计的协同共进。

※本文引用格式：李婷,林辉煌.柔性生产与家庭发展：非正规就业的形成机制研究——基于A市KL片区日结工的产业社会学分析[J].城市观察,2026,(5):64-86+161-162.